解密《祭侄稿》（7）
六、实临示范及自解
我自1987年开始接触颜真卿的《祭侄稿》，至今已有20多年了。其间断断续续地临习过多次，有时因教学需要也为学生做临摹示范，应该说我从《祭侄稿》中学到了许多，收获很大。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到《祭侄稿》的无穷魅力及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能量。在学习《祭侄稿》的过程中，1997年的秋天对于我来说显得格外重要。那段时间我在学院的图书馆临摹室泡了两三个月，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二玄社的《祭侄稿》复制品，并以这件复制品为范本，进行了反复的临习。此处展示的这件临作就是那时我留下的几件作品中比较满意的一件（见左下图）。今天回头来看，我觉得这件临作与原作的差距还是不小。不过，既然是自解，当然就要谈谈成功之处。大致来说有以下三点：
其一，对《祭侄稿》整体精神气息的把握与表现达到了一定的神似。
《祭侄稿》通篇弥漫着一股大气沉郁、刚正雄浑的艺术精神与气息，不是小桥流水、杨柳依依，更不是小家薄相、柔弱颓靡。作品能达到这层境界的根本原因抑或曰第一要素是作者本人。作者的品行、人格、气魄、心胸、学养、识见、功力、审美等因素不仅缺一不可，而且要越出时流，高人一头。作为后学者，我们要想接近、把握并表现《祭侄稿》的这种精神境界，就必须在上述这些方面花大气力、下大功夫，在人品学识、审美修养上磨砺、锤炼自己。我深深感到，古人所揭示的“书如其人”的书学思想，闪耀着千古不变的真理光辉。这个思想在当代书坛正经受着来自对艺术形式或语言表现的过分强调的挑战，许多人掉进所谓“艺术”的泥沼里不能自拔。他们一味地强调书法是艺术、是视觉艺术，甚至是美术的一面，而置书法人文精神的一面于不顾（或不自知），这就必然走向形式主义或形式至上，最终走向玩弄形式。所以，在与《祭侄稿》这类古代杰作的比照下，看当代人的许多作品，其形式上似乎光鲜骇人、花样百出，但却无法掩盖那种精神上的委顿与苍白，着实令人唏嘘。
我认为，中国书法是视觉艺术，但又不仅仅等同于视觉艺术，它是艺术与人文的高度融合，是心灵与笔墨的共振，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艺样式。因此，学习古代的优秀碑帖，如果只是一味地、片面地、机械地从视觉形式上去描摹古人的话，那就只能得古人的“躯壳”或者“皮相”，甚至连“躯壳”和“皮相”也得不到，更与中国书法的精神本质、人文承载背道而驰，愈行愈远。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7）
解密《祭侄稿》（8）
其二，笔者的临作在用笔上基本做到了接近原作，这也是学习《祭侄稿》的重点。
《祭侄稿》的用笔，首先是在保持中锋用笔的同时，在大刀阔斧、直来直去的挥写中寓有神出鬼没的万千变化，令其用笔难以企及。学习《祭侄稿》应该将重点放在这一点上。另外，从学习领悟行草书的另一大宗“二王”行草笔法的角度看，《祭侄稿》既是“二王”行草笔法最佳的发扬光大者，更对我们学习领悟“二王”的行草笔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具体分析，笔者《祭侄稿》临作的用笔有如下几个特点：
1.起笔含蓄而行笔干净利落，收笔力求到位。
起笔如第1行“维”、第4行“杨”、第5行“侯”、第8行“每”、第11行“时”、第18行“呜”、第23行“久”等字（见图一）。
行笔如第1行“戊戌”、第3行“诸军事”、第7行“尔挺”、第9行“方期戬谷”、第12行“爱我”、第19行“移牧”、第22行“有知”等字（见图二）。
收笔如第1行“年”、第2行“朔”、第7行“生”、第14行“贼”、第15行“父”、第16行“天”、第18行“哉”、第23行“哉”等字（见图三）。
2.强调运腕，善用提按，巧施转折。
强调运腕使笔力遒劲、点画饱满厚重，血脉通畅而筋骨强健，如第4行“丹杨县”、第8行“每慰”、第17行“荼毒”等字（见图四）。
善用提按不仅有助于调锋以保持中锋，而且可造成点画粗细的变化，体现书法点画抑扬顿挫的美，如第4行“刺史”、第11行“作郡”、第20行“震悼”等字（见图五）。
巧施转折同样有助于保持中锋，并能使点画更显刚柔方圆之美。如第3行“使持节”、第6行“亡侄赠”、第10行“称兵犯顺”、第18行“呜乎哀哉”等字（见图六）。
3.善用涩势，强化笔力，突显点画的力量之美。
前文已提及，《祭侄稿》用笔的“涩”是其点画苍劲刚韧的主要动因之一。笔者临此作时，于此多有留意，而且为了追求自然及整体效果，临写时并未拘泥照搬原帖的“涩”处，而是在不有碍于书写时自然的枯湿浓淡变化的基础上，大体上求其与原帖的“像”，因而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如第2行“申”、第6行“善大夫”、第8行“兰”、第13行“土门既开”、第22行“无嗟”、第23行“哀哉”等字（见图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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