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的头10年，国内一些新晋大公司的出现，像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的崛起，带动了一个大产业，使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35岁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职场“生死线”，对许多IT人来说，35岁甚至意味着技术生涯的结束。现在，对越来越多在职场和事业上打拼的80后来说，29岁就已经临近“过期”：青春的有效期29岁截止，一到30岁，就会被打上“Timeout”(过期)的印记。
在中国，1965年到1975年出生的2亿人现在进入“中年期”了。这一时期出生的人，成长经历里都离不开“高速度、高积累”的影响。物质主义压倒了精神追求，到处弥漫着实利至上的思想，似乎惟有跻身上层、功成名就才是幸福人生的典范，而身处低层则丧失了生活的尊严——许多时候，人生压力正是产生在朝这个目标一路狂奔的时候。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压缩给每个人在这30年内承受，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而中年、中等职位、中等收入，上有老要赡养，下有小要抚养的三明治一代，夹在中间肯定最“压力山大”。
职业发展形势严重一是由于年龄的原因，不少外企白领在公司的发展遭遇瓶颈，年届35岁的年龄继续待在外企的话后面的路已经很清楚，升职上遭遇玻璃天花板，年龄上经不起高强度的工作。
另一方面，不少人由于产业大环境的变化，“金饭碗”的含金量正在加速褪去。很多外资企业的高层或者中层以上的经理，在20世纪90年代末或者2000年左右，他们的职业很让人艳羡，而现在职业的“含金量”已经大不如以前。那时候的外企中高层，买两套房子很正常，但是今天进到外企，即使给八千、一万块钱月薪，也无法解决住房的问题；同样是薪水，含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让职场危机提前而至，在发达国家，焦虑、无措、迷茫等中年职场危机的表现通常发生在45～55岁，但是在中国却提前了近10年。
“被高速”的一代在中国，一方面是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让管理人才的职业晋升速度超过了心智成熟度的提升，另一方面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过分注重分数，而忽视了心灵的成长，此外对经济发展的过度追求，也让这一群体缺乏对生活的整体观。
在中国，“GDP崇拜”成为一种普遍情结，唯效率主义或独尊经济指数的发展成为主要甚至惟一的取向。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也导致了诸多不良的后果，国民教育、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与人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社会领域的发展就被不同程度的牺牲掉了，当置身经济发展大潮的主流阶层人士行至中年才发现自己忽略了身体，忽视了家庭，却并没有从过快发展的经济中获得多少幸福感，甚至于找不到自己的未来。
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中年职场工作者而言未来生活的参数一概未知，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更加重了这一群体的焦虑。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国家对中层人群，其实没有好的政策来扶植他们。中层的赋税很高，而另一方面，国家给予这一阶层的福利几乎是零。比如说他们每月交税，突然有一天失业了，却发现自己却什么都没有。
“茫一代”既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蚂蚁雄兵，也是被经济高速发展“副作用”所中伤的一代，他们是否幸福、如何才能幸福，是中国社会经济代际变迁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