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一个大家都习焉不察的经验：越快的速度往往越感受不到。骑个自行车，一小时15公里感觉自己风驰电掣；开个汽车，一小时60~100公里感觉自己走得还挺快；高铁一小时二三百公里，感觉不过如此；飞机一小时800公里，蓝天，白云，山川，大地呀，感觉都没什么动静。看飞轮的旋转，也是一样的效果：刚开始慢速运动时，我们会感觉它在飞快地旋转，但是一旦超过一定速度，我们感觉它就像静止了一样。
世界各国，城市化正以崭新的发展逻辑和飞机的速度呼啸而来，服务业超越工业和农业，非物质生产超越物质生产，人口集聚要求远大于分散要求。但是，习惯于回头看，不习惯于看未来的大部分中国人，还在以工业时代、汽车时代甚至农业时代的眼光看待当下和未来的城市化。也因为缺少历史的参照系，正像飞行中缺乏景物做参照系一样，所以当下服务业主导的超级大城市化，速度为绝大多数人所不能察觉。
由此，中国城市化与世界城市化的分野，再一次在现实生活中展开。当我们的注意力还集中于如何发展小城镇、如何疏散大城市人口的时候，世界上的先行国家和地区，正在思考如何进一步聚集大城市人口、进一步提高城市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
2016年5月起开展的全国小城镇详细调查研究，调查范围涵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抽样121个小城镇作为详细调查对象，组织了中国建筑设计院城镇规划院、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13家科研单位，1000余人，投入时间累计超10000余人·日，目的当然是“小城镇对于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就近就地城镇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绿色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在世界的另一边，英国伦敦正大兴土木，从以往的疏解人口回到到重聚人口的道路上。（《财经》杂志2017年10月16日）
过去近半个世纪里，伦敦进行了计划色彩浓厚的卫星城建设、新城规划、人口疏解和产业转移。如今，这座大都市正努力实施“让精英阶层重回城市中央”的复兴计划，当地政府期待产业聚集、人才汇聚，进而带动经济发展、城市复兴，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过去城市发展思路的修正。
回望当时的城市发展策略，多位英国学者表示，那是一把双刃剑。利物浦大学规划系主任戴夫·肖甚至直言，早期的规划中，最经得起检验的只有用以控制伦敦继续向外扩张的“绿带”设计（大焕注：换句话说，只有城市版图的“收缩”战略是对的，无度的版图扩张和疏解人口和产业转移都是错的。）回归当下，当年决策为伦敦带来的阵痛还持续发酵，但外界似乎无法感同身受。
在过去新城计划实施的近40年中，因为产业和人才的转移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伦敦内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就业问题、发展不均衡及诸如犯罪、吸毒等社会问题。多位学者均表示，中心区域的更新对城市的整体价值是最高的，更新带来的回报也最高。“对城市而言，最重要的还是中心区的核心凝聚力，人才和产业是需要聚集和交流的，有一定的集聚力才能产生一定的规模。”
因此，在多中心及高密度交通网的城市布局中，即使目前大伦敦区域人口总数已超过1939年860万的人口峰值，且人口密度远高于北京，交通拥堵、人口膨胀的情况并未重现。与之前的做法相反，伦敦市政府仍在想办法集聚人口，以增加城市活力，预测到2041年伦敦人口将增加到1050万。
日本的经验跟英国差不多一样。过去50年日本东京一样在努力地试图疏散人口，包括和上海过去十年一样大量建设郊区新城，但从2000年起，东京人口却呈现大幅度回流趋势。
2017年10月31日的智谷趋势报道，过去五年，东京以42.8万人口增量响当当领跑全日本乃至全世界，但整个日本大略也就只剩下东京了。福冈也勉强赶得上国际中等水平，从2011年至2016年人口增加了2.5万。
剩下的几座城市，广岛、京都、大阪、熊本、长崎、北海道纷纷出现人口下降：北海道人口减少10.8万，长崎人口减少4.1万，熊本人口减少3.3万，大阪人口减少2.3万，广岛人口减少1.1万......加起来，便是21.6万人。大约相当于东京同一时期内新增人口的一半。全日本都在朝着一个人口密度1.5万人/平方公里的城市进击，这个城市，便是东京。过去五年，由于大部分城市人口不断流出，日本仅有7个城市人口在增长。换句话说，日本有15%的城市，正在与85%的城市进行一场人口争夺战，而且大获全胜。而这7座城市，分别位于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群。
整个首都经济圈所在的四座城市，过去五年人口净增61.8万，面对日本人口五年负增长86.6万的现实，不得不感慨：日本人向首都经济圈和三大城市群迁移的决心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7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两千多万人生活的澳大利亚，三分之一人口集中在悉尼，六分之一集中在墨尔本。面对这几年人口增量远大于悉尼的墨尔本咄咄逼人之态势，悉尼建筑师协会的家伙们提出了悉尼必须增高一倍（不是扩张一倍）的主张。
美国纽约也正以城市长高的势头决心重夺城市竞争力。
......
全世界的城市都在以版图收缩、城市长高、人口集聚的态势进行新一轮城市竞争，因为，人口和产业集聚本身，密度就是生产力，密度就是创造力，密度就是竞争力。密度带来效率，带来分工，带来智慧和能量的核聚变，此之谓创造和“创新的浓度”（周其仁先生语）是也。
其实，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也搞了大量的城市人口疏解运动：二元户籍制锁定农民，知青上山下乡，大小三线建设，卫星城建设，等等，也都和伦敦、东京一样，没有成功。
过去几十年，工业带动城市化时代，大城市人口的疏解尚且在世界各国都不能成功，现在已经进入崭新的、服务业带动城市化时代（机器换人使工业带动就业能力大幅度下降），疏解人口的运动更不能取得成功。
以机器换人、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服务业、非物质生产主导的超级大城市化，世界上没有任何经验可循，惟正确理论可抵达未来。服务业、非物质生产占主流的时代，各种产业和产能会随着人口集聚，不断以几何级数倍增，人类事前无法计划。我们应该告别致命的自负，回到尊重社会和经济发展自有规律、尊重个体迁徙和择业自由的道路上来，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美好。为了“均衡发展”和疏散大城市人口，驱赶和疏散衣食住行这些城市必需产业，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诚然，均衡发展是人类千万年的梦想，但世界各国的历史清晰地告诉我们：区域均衡是永无可能的，只有区域越来越不均衡，城市越来越陡峭。所谓均衡，只有通过个体的自由迁徙可以改善。人人生而不平等，个体表现为身高、体魄、智力、美丑等等的不平等，群体上最大的不平等是出生地的不平等。个体的不平等很难改变，群体的不平等唯有通过自由迁徙加以改善，它与我们均衡发展的大同世界理想大相径庭。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开篇第1章写的就是《大自然的不平等》，他说，人类一直想给予不发达地区各种项目支持，但是戴维在书中无情地告诉人们：“人类所犯的错误，即使出于善心，也会加重大自然的冷酷无情。有时甚至善无善报。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地区依然贫穷，许多甚至比以前更穷了，许多广泛宣传的发展项目遭到了惨败。”不允许自由迁徙，一味搞区域转移支付，结果就是把一代代人按在了贫困的泥潭里无以自拔，这其实是对人类生存发展权利的伤害。
不论是从个体自由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世界城市与国家竞争的角度，中国都应该全面回到人口自由迁徙、城市自然集中的正确道路上来。未来的国家竞争，主要表现为城市竞争。如果中国大城市一味疏散人口，将在新一轮世界竞争中失利。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