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荫
江苏有两位作家，一位是陆文夫，泰兴人，号称酒仙；一位是汪曾祺，高邮人，亦号称酒仙。
作家貌似都能喝酒，不喝到那个程度，似乎没有灵感，李白不斗酒何来诗百篇，酒是文字的灵魂。陆文夫年轻时在故乡泰兴度过，那时还是学生，可能从小受泰兴酒文化的熏陶，练就了一副好酒量。
泰兴号称酒都，老少爷们都爱好这一口，新麦上场，家家户户“新麦酿新酒”。斗酒，是泰兴酒桌台上常常上演的精彩好戏，斗酒如斗勇。与其说斗酒，不如说拼酒。一桌人吃饭，先拎一桶小麦酒往桌子上一放，约莫有十斤，开怀畅饮。喝酒不用杯，用碗，一碗一碗的喝。喝趴下来一个，第二个登场，直至最后一个还得喝，喝完摇摇晃晃，打着酒嗝，离开宴席。
在泰兴老家，到了春节要请客，叫“请庄上人”，约客时很直白：晚上到我家吃酒。从来不说请客吃饭，一声“吃酒”，就体会到了酒桌上的气氛了。妇女是不上桌的，陆文夫虽年轻，也算是个男将，自然可以登上酒桌。有时，两个或更多的人家请客，又不好拒绝，大人忙不开，就让孩子去应酬，离家之前，父母千叮万嘱，切记不可以捧酒碗。
当初，陆文夫还是记住父亲的话，怎么劝就是不捧酒碗，他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奈何不得，也就算了。那年陆文夫吃喜酒，一桌人吃到最后，就剩下两个人在斗酒，一个举手投降，一个步步逼紧，似乎逼酒之人有点小人得志。陆文夫看不下去了，按捺不住，跳将起来，接过“投降”之人的酒碗，与逼酒之人大干三碗。直至散席，居然面不改色。约莫半个小时后，酒劲上来了，酣睡三个多钟头。
如果说陆文夫喝了酒酣睡，那汪曾祺则更有趣，喝得找不到路。那一年，在上海召开世界汉学会议，汪曾祺酒瘾上来了，偷偷跑到常州，和高晓声、林斤澜三人喝起酒来，居然喝得把开会的事忘了。中午喝了不过瘾，晚上又到江阴去吃鱼喝酒，直到第二天才想起了有个重要会议。第二天，秘书处根据约定，派人到火车站去接他，却没接到他人，明明往东，他却往西，乘到南京去了，啼笑皆非。
一个喝了酒酣睡，一个喝了酒健忘，也许正是这两位作家的共性。
醉酒分文醉和武醉。所谓的武醉，就是泰兴人所说的喝了酒发神经，发伢儿疯。酒喝多了，摔盘子砸椅子，打老婆骂孩子。这叫“酒疯子”。再好的酒量，总有喝醉的时候，文人也如此。
陆文夫饮酒算是一种文化，文化自然文饮，其曰：“酒可以解忧、助兴、催眠、解乏，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平时在家，他是有菜得饮，无菜亦得饮。其逻辑是“有菜不饮枉对佳肴；菜不够，酒来凑，君子在酒不在菜也。”最终：醉饮江中月，做鬼亦陶然。
有一次，陆文夫患了病，去医院治疗，医生规劝他今后要少喝酒，他不听从。医生动了气：“你是要酒，还是要命？”陆文夫心想：不要命可不行，还有小说没完稿，但是，若没有酒，活着就失去了情趣。他想两全其美，“鱼”和“熊掌”兼得，便坦白地答：“我要酒也要命。我们来点中庸之道，酒少喝点；命，少要点。如果能活到八十岁的话，七十五就行了，那五年反正也写不了小说，不如拿命来换酒喝。”实足的“拼命三郎”。
至于汪曾祺，醉酒更是家常便饭。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求学时，蓄长发，好喝酒，颓废不羁。一次喝得烂醉，坐在路边，被 沈从文老师和同学扶到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才醒过来。汪曾祺有过一次失恋，好友朱德熙卖了一本物理书，换了钱，请他喝酒，浇了愁，便没事了。看来，酒还可以治疗失恋。
喝酒人大概有个共性，走到哪里喝到哪里，至于一边走路一边喝酒，文人中陆文夫是第一例。买上半斤白酒，四两兔肉，酒瓶抓在手中，兔肉放在口袋里，边走边喝，边走边吃。所幸天色已晚，路上也没行人，要不被人撞见，岂不有失斯文？然而，陆文夫全然不顾这些，自我感觉“虽无明月可邀，却有天地作陪”。
汪曾祺和陆文夫一样，馋起酒来也不顾斯文，简直是斯文扫地，这也许就是文人的豪爽。汪曾祺能下厨炒几个菜，便邀邓友梅到家喝酒。中午时分，邓友梅如约而至，却不见汪曾祺在家，问之，说一大早就去菜场买菜了。又等了一个时辰，还未回来，邓友梅坐不住了，便到菜场找他，他老人家却在菜场旁边的小酒馆喝起来了，正喝得起劲，买菜的人却把请客的事忘了。这鸽子，放得邓友梅哭笑不得。
有了酒，陆文夫、汪曾褀也许更有灵感，生命色彩更斑斓，文章更脍炙人口，这对于他们来说，有酒才是最幸福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