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简史（5-1）
汉字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简单，从不规范到规范，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发展，可用下列几个阶段概括说明：
第一阶段 结绳及刻符记事（汉字萌芽期）
远古的人们以结绳、刻符的方法，用于记数、记事，这是最古老的保留记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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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绘画表意式图字
远古的刻画性符号，以表达数量为主，随着人们活动的丰富和思维活动的不断发展，需要记忆和保存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仅刻符已满足不了人们的记事需要，聪明智慧的先民则采取了绘画表意式记事活动。安阳殷虚博物馆墙壁上就有这种古老的绘画式表意图例。
绘画式表意图例：
第三阶段 仓颉造字
绘画是一种艺术能力，绘画式表意需要人们具有绘画能力，但并不是人人都具备这种艺术能力。所以，先民决不会停留在这种记事方式之中，于是有史上第一个造字之人的出现，即造字始祖----仓颉。
古籍中称仓颉"龙颜四目，生有睿德"。相传为中国原始社会后期黄帝的左史官 ，仓颉为左史。据历史记载:轩辕黄帝兴起之后，黄帝的史官仓颉受鸟兽足迹的启迪，集中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仰观奎星环曲走势，俯看龟背纹理、鸟兽爪痕、山川形貌和手掌指纹，从中受到启迪，根据事物形状创造了象形文字。现公认当年仓颉所造之字仅存28字。仓颉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典籍记录的造字先祖，故称其为造字始祖。
第四阶段 文字体系形成期----甲骨文
清光绪二十五年，古董商、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药材中发现一味刻有符号的龙骨，热爱与好奇的本能，以及见多识广的灵敏感知能力，使他意识到这些刻符似是我国的古文字，随后从中药店全部购买进行研究。热心执着的王懿荣还追根求源，找到了这种龙骨字的发源地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殷墟。从此，推助了我国对安阳殷墟文化遗址长达近百年的几次重点发掘工作。
这种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先后发掘出多达十几万片。研究发现，上面的文字中单字多达4500个，可译读的文字就有2000多个，后被称为“殷商甲骨文”。内容多以商王朝统治者卜辞记录为主的叙述内容，包括商代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医药、习俗、天文、历法等方方面面。
不难发现，甲骨文是画写出来的字，多以某种事物的形态抽象而来，后世所归纳的“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汉字六书造字方法，尽显其中。在历史上相对庞大的字数量及字形、文意的完整性，使文字研究界认定距令3600年的殷商时期是我国汉字体系形成的标志期。
甲骨文中依然存在着上古遗留下来的各时期的刻符，从8000年前的贾湖刻符、5000多年前的良渚刻符、4000多年前的二里头刻符，再到3600年前的甲骨文，充分说明了汉字的发展是从刻符慢慢演变而来。
汉字发展简史（5-2）
第五阶段 古文字----金文 铭文
4000多年前的夏代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已很发达，尤其是周代就有了在青铜器上铸字、刻字技术，上面的文字被称为铭文，因当时人们把金光闪闪的青铜又称为金，所以又称金文，因多铸刻在钟鼎之上或之内，所以又称钟鼎文。
而且在先秦时期还有刻在外形似鼓的石鼓上的文字，因拓下来后字的外形圆圆的，人们又称其为石鼓文。其实它仍为金文大篆字体，只是因为书写的介因是圆的，只能围圆而书，拓出来后当然字有圆圆的特性，这完全是书写的栽体形体造成的，并不能另称其为石鼓文。但相较于金文而言，其形体有较大进步，更具文字化了。
第六阶段 古文字----（小）篆书
在夏商周三代，所呈现的文字种类有甲骨文和金文等，西周晚期的周宜王时期，太史籀对以前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并进行了适度的再创造加工，并编出了字书《史籀》十五篇，后称其为大篆。又称籀篆、籀文或籀书。大篆以笔画工整匀称，无明显粗细区别的线条感，笔势圆润，字形较金文有明显缩短，大有向方块形迈进之趋势为特征。
秦始皇统一六国华夏大同之后，为实现政事与国民共统一，发起了“车同轨，字同文，量同衡、行同伦”等一系列改革。其中在“字同文”方面，乃命擅长书法的丞相李斯主持收集创新，在全国统一文字体。李斯根据秦前各国流行字体，在大篆的基础之上进行修整简化，改变弯弯曲曲的线条为均匀的笔画，而且字数上不断增加，最终形成“小篆”字体，亦称“秦篆”。
小篆较之大篆特点明显，表现在字也是综向长方形，但较金文有缩短，笔画以圆头圆尾、孤圆取势，粗细一致，竖孤弯状对称，拐角灵活圆润；字形讲究疏密、平稳、对称。很多笔画以曲代直，上密下疏，如微风拂柳而下，且以象形著称。
汉字发展简史（5-3）
第七阶段 今文----隶书
相传，秦始皇时期一县“隶”级狱吏程邈，善写大篆，因得罪始皇入狱，在狱中花了十年功夫，综合篆系书体，简化创造出一种竖画短，匀圆整齐，体态多呈宽扁形，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磔”特征的文字。即后来被叫做的“隶书”。秦始皇看到后，觉得字较篆更简捷便写，很是赞赏，称善。不但赦其罪，还重用其为御使。即唐代张怀瓘《书断》所讲的：“传邈善大篆，初为县之狱吏，得罪始皇，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损益大小篆方圆笔法，成隶书三千字，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以其便于官狱隶人佐书，故名曰'隶’。”
隶书之变，更为重要的是把篆体中许多复杂的表形、表意、表音的原生态形体部分作出了较大的改变，这种使纯象形的文字变成表意性象形文字的做法，无疑是头胆的创新，这是实现汉字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的第一次颠履性简化的改革，成为汉字演化史上的转折性标志，甚至成为古文字终结的象征。
然而，在隶书形体及笔法之变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则是王次仲其人。东汉名臣、书法家蔡邕在《劝学篇》中说:“上谷王次仲，初变古形”；南朝宋国王愔《文字志》中说:“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张怀瓘《书断》中说:“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而且，有王次仲变仓颉旧文为八分之说。不过这里的“仓颉旧文”应指的是秦时李斯在“书同文”时收集整理所编的《仓颉篇》共七章中的篆书文体。
也就是说，是王次仲将结构复杂、笔画粗细均匀、圆头圆尾的篆书，进行了重大改进，不但使笔画有了规整的波势、挑法以及横画起笔顿抑、终端上扬的所谓“蚕头燕尾”，而且首次为汉字的结构提出了八分的形体量化标准。这种笔画的特点和形态的标准便成为有史以来的汉字楷模。故说王次仲为八分之祖，以隶草作楷法。
至于隶书八分之说，指的则是隶书字应写的扁长形方正，字的宽与高的比为10：8。加之所创的独特笔法，而使隶书字体显得庄严典雅，具有一种古朴的典范之美。隶书八分说，可以说是中国文字历史上第一次对汉字的间架结构所进行的量化规定。
王次仲的隶法典范，成为东汉晚期的标准书体，东汉帝熹平四年，文学家、书法家蔡邕用隶书书写了7种经书，刻石立于太学院内，供众人阅读抄学，广为传播。隶书的方块形象，也为后来向正书的方正形象定位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王次仲是汉字方块形态的奠基人。
汉字发展简史（5-4）
第八阶段 草书及（草）行书
草书是汉字诸多书体种类中最具独特个性表现的书种，分章草、今草、狂草。2200多年前的汉时期就有了草书，汉章帝就是一位章草高手。
汉朝书法家杨雄首开忠于隶的隶草，东汉末期在旧京城长安以西地区出现了一批以张芝为代表的草书家，创立了今草。当时张芝的片纸字都被人抢着收藏，后世更是宝贵其书。
草书以随性迅速之作，以“趋急速”、“取易为易”为宗旨。今草有别于章草，用笔洒脱流动，势态狂放，字画间常萦带连绵，承上启下，笔画简妙，因势布局，留白奇逸，若龙飞凤舞。其章法跌岩起伏，虽字大小不一，长短不一，但通篇疏密有度，极富协调呼应之美。尤其是狂草更是放荡不羁，颠若疯狂，尽书者个人之性情和即兴情绪，非一般人能及。
唐代书法家张旭，精通楷书，且以草书最为著名。据《新唐书》记载：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而书。”做草书时如颠疯之态而就，故人们称其为“张颠”。如张旭所书《肚痛帖》与所书《千字文》，虽都为狂草之作，但细观其字态显然有所不同。《肚痛帖》全文“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取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之字弯曲如麻团，几乎无层断笔。“忽肚痛”三字之后便字字连绵不断，字间距甚小。足见当时张旭肚痛如绞，这是真正用字法艺术来表现自己当时肚不止痛的真实状况和心情。而书《千字文》时，用独字之文来写，字间时连时断，少可数字结行，大则一字成行，重了草书章法。真如唐朝诗人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对张旭这样描绘：“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书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笔落纸如云烟。”
草书和行书是个性十足的书体，随性随时而变体明显，其笔法和章法都能深刻表现书者的文化背景、生活境象，反映当时心态情结，往往还能以书寄情。这正是中华汉字文化的魅力所在。
如北宋时期在诗、词、散文、书、画诸方面可谓文化成就最高的苏轼，其仕途之路屡经坎坷，不如意事多遭遇。曾入狱，出狱后被贬到黄州，在被贬的第三年寒食节，作诗两首并书成《寒食帖》。全文“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此诗文与书，充分表达了苏轼当时惆怅孤独、落寞之境遇。让人读之悲伤，观之凄怜，思之哀惋！《寒食帖》真乃借诗泄情，以墨笔抒怀的上乘之作。后世评曰：其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一幅《寒食帖》在书法史上产生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在此诗后提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寒食帖》之所以受崇，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轼用文字表达了自己的痛苦不堪的人生经历，读其文，观其字，不免让人产生字文共鸣之感！
若论汉字个体本身的艺术性，则未必让人那么万分激动和感叹。如把《寒食贴》中的“我、何、少”等字单独提取出来看，为行，而非草。从行书角度欣赏，既不规范也不好看。但在《寒食贴》篇中则无人指责，谐和其中，妙不可言，同识为上品。苏轼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可见苏轼的文比字大，以书释意，以书记文，书文一体。这就是中国汉字特有的书人结合的艺术特色，相较于世界上其它文字，这才是汉字又一最为光辉耀眼的属性所在，魅力体现。
西汉书法家杨雄认为“书乃心声”，宋代朱成文认为“书为心画”，以及人们常说的“字如其人”。这些书法理论把书法风格与书家个性品格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书与言都视为人们心灵与情感世界的表达方式。
我们可以以音乐为例去感受其中的道理，不同种类的纯音乐皆因为旋律之美，会产生镇静安定、轻松愉快、或活跃兴奋的效果，可使人能纾解忧郁苦闷的心情，身心放松、安定自若。但当音乐的旋律配以歌词形成歌曲之后，人们通过演唱者的音质，反映歌词的含义而得到更多的感动和赞叹或赞美，而动之以情。有的演唱者，因对歌词内容或创作背景的理解到位，而在演唱时融表情、动作以及演唱技巧于一体，赋予了歌曲以灵魂，甚至让人百听不厌。
比如我国二胡名曲《二泉映月》，是由十六七岁就精于吹、拉、弹、唱，却在而立之年后因染上吸食毒品导致穷困潦倒，后又双目失明流落街头卖艺为生的民间音乐家阿炳（真名华彦钧）所作。正是生活的艰难困苦和饱尝旧社会的辛酸屈辱，使盲人阿炳使用了以声音圆润沌厚、音色柔和动听著称的二胡来创作了《二泉映月》。把自己的爱恨情仇、痛苦的生活感受用音乐表达出来，成为阿炳生活写照和情感宣泄的传世之作。这一融作者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所悟于一体的乐曲，以一串串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的音符，使听众在旋律中产生共鸣，充分展示了二胡的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瑰宝之作，经典名曲。
再如韩红演唱的《天亮了》，正是因为韩红收养了在1999年10月份发生在贵州的一次揽车事故中被一同坠落的父母高高举起而幸存的7岁男孩而创作。也正是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赋予了《天亮了》以无限的生命力，所以在韩红演唱时，给人们带来了许多赞美和感动。而其他演唱《天亮了》的人，多给人以模仿的感觉，始终超越不了韩红的演唱意境和内心感动。
再如由刘海东作词作曲原创、崔伟立原唱的《酒醉的蝴蝶》，助推其更加走红的恰是一位叫思思的沙哑老烟音网红歌手。有人用思思的声音配以生活和爱情经历坎坷的张柏芝的画面，让人听后觉得这分明就是张柏芝对自己人生的诉说。竟然使众多的成人对这首歌而感动和赞美，更加对张柏芝产生同情。
山东省的一位养鸡专业户陈占鲁天生有一幅好嗓子，加上他又是天天对着自己鸡棚里的一万多只鸡练习唱歌，而这些鸡每天又能为他带来8000只鸡蛋的收入，使他过上了好日子。陈占鲁在山东卫视一档节目中演唱了一首《歌从黄河来》，因旋律逶婉转换，歌声优雅甜美，笑容可人，极富充满生活气息，而受到作为嘉宾的我国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郭兰英高度评价：“你演唱的这首歌把我都给迷住了，因为你有生活，才有声音。你的声音是从生活中来的。所以，你的演唱是用思想、感情来带动声带来来演唱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思想情感源于你的生活，有生活情感的歌声最美！因此，你美的音色，配以生活情感时，唱起歌来，你是最快乐的”。郭老的这些分析，充分阐述了演唱者与歌曲之间应有的情感关系，道出了演唱应赋予歌曲以生命的技巧。
同样，在书法艺术中也存在着一种字文联动的创作效应。但是无论是因练习书法而抄写写他人诗句文章，或应他人之邀而书写作品，则往往以表现自己的字功水平为上。此时的书法作品则表现为字、文各一，不相融通。而自书已文时，则一定表现出既想文章内容含义，融情于字，又想着把字写好，而表现出字、文、情三者合一，或以字表意寄情，甚至有字随意变，字随情生之效果，定会给字以灵魂合体之感。此为之字随情而生形，形情合一。也正是苏轼的“我书造意本无法”和“不践古人”，使字生灵，《寒食帖》而幸得“第三行书”美名。
而王羲之的《兰亭序》则是于东晋穆帝永和发年农历三月三日，和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人在绍兴兰亭参加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成集，王羲之即兴挥毫为诗集作序而为之。王羲之亲自参与成诗过程，书法功底深的王羲之书写时必是字情相融，把字写得更加妙俏规整，洒逸豪放，尽显王体风格性情。人称《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为世代后人所崇，世传至今，临练者众。
可以说，所有有建树的书法达人，都因字与已合与情相相融而盛名。若论王颜柳欧赵诸家楷字，之所以分别自成一体，都在各自字的笔法结体中包含了个人的秉性脾气性格，以及对人生历练过往的表白。
后世之人习练书法的结果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一味地摹仿史上著名的书法家的笔迹模样，而且追求越似越象越好，这种书法家被叫做匠类书法家，复制匠人。而另一种是在习练著明书法家的笔法技法的同时，又能形成了颇具个性风格的书体，对书法的创作性表现突出。如现代的舒同、启功、张海等等，其书法不仅笔力功底厚重，而且书体风格明显，字的品相同样让人一眼识出。这样的书法家，才被认为是真正的书法家。
作者的一位好友介绍他的好友书法家曾在一次经验介绍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的那位书法家朋友曾拜了一位老师练字，并推荐其坚守某位古代书法家的作品努力学习。十年后携作品与老师相见，老师看后却说了句“这十年，你可没有什么进步呀。”这句话，让他的朋友百思不得其解。这十年，我可是日以继夜，专耕不缀，依师训将多种名帖习练无数遍，怎么能说没进步呢？朋友便尊听老师的进一步教导，老师告诉他，“你，帖是练了不少，可哪一个字，哪一个写法是你自己的？你原来只是临，临而无进呢。”并说：“你写的字，只有象你自己时，你才叫你，字才是你的。十年来，你只是象照抄了别人的作文一样，抄写的遍数再多，也不是你的文章。”这席话，让他的朋友忽然语出了道理，开始注重了属于自己的习书创作，形成了别样的书法风格，获奖不少。不仅成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还当选了省级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担任了市级书法家协会主席。
习书之路确实很难。其一，难在古人所积淀的基础笔法技术和结构规律，这是书者用笔和保证汉字书写特征的基本大功，人人都要过好这一关，要敢于付出精力和时间。其二，难在用自己的性格创作属于自己的书法风格。但是，往往有很多习书者只重沿习古人笔法，崇尚自己的似，而无下文。
比如，有些人练习草书，竟然紧紧抓住草劲，一笔一笔，一个字一个字的仿，断字断笔地练，慢慢地写，只能是“反难而迟，失指多矣”。将草书的易而速放弃了，上下不呼应了，何来草劲？有人练毛体，又何尝不是如此。草书的确难练，及后，若不能做到洒脱挥笔，连而顺畅，笔断意连，承上启下，上下呼应，也将“西施笑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
学习书法，起初中级阶段必定要与古人为师，与古书之法结伴。然后，要向书法的神韵要质量，要格局。使字能生灵，充满魂魄。所以，要想在书法艺术上有所成就，就一定要把书法与心灵、内心世界、思想境界联结在一起，不断地加强个人的品德修养、气质含养训练。有德者，必有心言；有言者必有书志。以君子之言，修以书德。
第九阶段 楷书
楷书，是继隶书之后逐渐演变而来的一种新的正体书体。因其一笔一画，方正有加，工整严谨，且被作为公众及官格体使用至今。楷书，又称正楷、真书、正书。
楷的基本思想和横竖笔画势态，其实自文字形成的初期就存在于先民的心灵深处，是天然的、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即为楷。比如，最早的刻符，就是横平竖直的刻画。那时，还没有象形的思想，先民所感知和使用的首先是“一”或“丨”，其它的各种刻符，也是直来直去的。到了以图形表字时代，无论是刻还是画，先民不得不用不讲笔法的直的、或孤或圆的线条来进行描绘。篆书形成的时代，是由象形图和表意图形式走向文字的创新性发展时代，也是汉字最根本的因意构形思想应运而生的时代。那时，运笔写字就象画画一样去写字。所以，在早期篆书中是分不清笔画的。但到了隶书时期，对象形部分作出了最彻底的改变，开起了象征性象形的表意的新纪元。最为突出的是完全出现了偏旁分离与具有科学艺术性的结构与构形设计。
在由隶书向楷化发展的过程中，还出现了隶中作楷或楷中带隶的过渡性书体，如藏于西安碑林的隋人所刻《孟显达碑》就具有楷中带隶的特点；陕西地区发现的晋代唯一的《司马芳残碑》（即歌颂司马懿之父司马芳的仅存上半节的残碑），便有隶中带楷的特点。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北魏
唐代定型的楷书，最大的特点首先是象形部分在隶书的基础上再加以形体及结构上的二度简化，走向表意性象形；彻底形成了以点、横、竖、撇、捺、折、提、钩八种基本笔画为书写要素的文字，而且笔画平稳中见直，折角分明。是唐朝赋予了楷书用笔有法，极度考究，以艺术而就，功底深厚的模法。是唐代让汉字的一个笔画的完成，往往至少需要三个以上的动作来完成，令汉字书写及富艺术魅力和欣赏价值，把汉字书写推向了书法艺术的至高境地。楷书自汉末、三国时期出现，历经晋、隋到大盛唐朝，前后近800年达到顶峰。
楷书的形体由隶书的扁长变为方正；结构布局逐步精美科学，奥妙无穷。至此，汉字已成为无可挑剔的结构美的文字，成为古今习字者的入门体种。
东晋时期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父子，也尊钟繇楷书为师，但二王之楷仍有晋书之意。一个新书种的诞生在民众的接受中必然受到以前别的书种的影响，这是自然规律。这也是晋、南北朝、隋的楷书中都带有隶味的原因。
唐朝人初练楷书，便以钟繇、王羲之书体为楷模。因上至皇帝喜爱书法的大力支持，众多官员带头，形成了自上而下习字之风，终使楷书变得体方、古雅浑朴而又创新无限，异彩纷呈，一时间书家辈出。造就了具有平正中见险绝书法特点的书法理论家、“唐楷第一人”欧阳询；笔力刚健有力、情融于艺、富于创新，唯与王羲之比肩齐名的“书坛巨灵”颜真卿；书法体势劲媚、骨力道健，以“柳公瘦”名传天下的柳公权。此三人与书风秀逸，结体严格的元代书家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书圣”。另有孙过庭、张旭、怀素、虞世南、褚遂良、钟绍京、贺知章、薛稷等等一代代众名家涌出。
唐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鼎盛时期。开明的君主、开放的思想、辽阔的疆域、巩固的国防、和睦的民族，造就了歌舞升平、万国来朝的盛世大唐。长安北门外一个“西极道九千九百里”的指路牌，足见疆域之大，国昌民强；“万国来拜”的景象，足以说明大唐的国际地位；一句“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可让独自一人空手到西天取经的玄奘法师，历时十七年、独行五万里，所到之处无论何国何族，皆奉为座上宾，顺利学得真经，终使玄奘法师成为备受中外极受尊敬的佛学领神。唐朝所打造的“唐人”二字，早已成为值得华夏民族骄傲的一张名片，在国外使用至今。
乘大气昂扬的鼎盛大唐之风，汉字书法文化得到了又一次极大发展。更是得益于唐太宗李世民、武后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等，不仅对书法酷爱且有书法建树，更给予书法艺术的发展鼎力扶持。真乃：恰逢大唐兴盛时，又遇至尊重书艺；书法乘风定格局，名家辈出才济济。
尽管汉字已经发展到了便于书写的楷书，但依然笔画多，结构复杂难写。所以，在历史上经常对汉字不断进行简化。近代从太平天国、五四运动，再到民国时期都在进行着汉字简化。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1975年5月，我国又公布了二次汉字简化方案；1986年10月10日，我国重新公布了简化方案，；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公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是我国目前为止，所使用的最简化和标准的楷体汉字。但可惜的是该字表依然用楷体印刷，而没有按照华文楷体字去印刷，不便于学生仿写。也会因此而产生识字教学过程中，让学生随堂习字时对笔画产生一些岐议。
汉字发展简史（5-5）
第十阶段 行楷书
行书体是现代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行文时最为普遍使用的书种。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便写式书体，以在尊重楷体笔画、结构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连笔性书写体种，以书写速度快为目的。在对笔画连绵不断书写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再一次简化性处理，保持了楷体偏旁的意象性可视效果。在形体上可守可变，在字的大小及某些笔画的处理上更因章法协调美观需要，可大可小，可长可短，跳跃而不失美意。行书的自创性强，个性化倾向明显，且以楷书功底见行书之能力，这也是现代教人写字提倡先学楷书的道理。
行书在汉时就已存在，东晋时代以王羲之的行书最为出色。东晋时期，兼隶、楷、行、草于一体的书法家王羲之被誉为“书圣”，其书法代表作《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在书界被称为“二王”。尤其是王羲之的行书作品，成为唐代及后世研习的标贴。
史上关于书圣王羲之的传说很多，其中就有“入木三分”、“赏字点点”、“竹扇题字”、“巧补对联”等故事，不得不让人们感叹王羲之的书法功道之深，备受众人之尊之崇。
传说王羲之奉命把晋帝准备祭祀用的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并派人雕刻出来。雕刻工匠沿字迹切削时，发现王羲之的书法墨迹竟然深深地浸入木板里面，一层又一层地切削至三分深才见底。刻木工十分惊叹王羲之的笔力之雄劲，真是炉火纯青。“入木三分”的成语便由此而得。
儿子王献之从小随父王羲之习字，曾请教王羲之练字的秘诀，王羲之指着院子里的十八口大水缸答到：“等你把这些缸里的水练完了，你就知道了。”几年后，王献之认为自己的字练得已经不错了，请王羲之欣赏和指点刚写完的一幅字。王羲之看到其中的一个“大”字下面写的太开了，觉得写成“太”字为好。于是，拿笔随手点上一点而去。王献之后来又请他的母亲来欣赏他的这幅字，母亲看后，指着那个太字说：“吾儿练字三千日，也只有这一点写得像你的父亲。”足见王羲之书法功底功力之深厚，非一般人所能比。“书圣”之号，贯之无愧！
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已经家喻户晓，人人皆崇。传说王羲之遇见一老婆婆在卖竹扇子，几乎无人问津，很难卖掉。这令当时身为领右将军而又体察民情的王羲之为之同情，于是，征得婆婆的同意，给篮子里的扇子都题了字。还告诉老婆婆说谁要是买扇子，就说是王右军题的字。王羲之走后，老婆婆便吆喝叫卖王右写题字的扇子。路人便蜂拥而上，一认便知，果然是王右军的题字，扇子没多大一会儿便被抢卖净光。这就是后世传颂的“竹扇题字”的故事。
每逢春节除夕，王羲之照例都要为自己家亲写春联。因为他的字受众人所崇，很多人都想得到他的字。所以，每年除夕夜里王羲之家门前的对联常被人偷偷揭走。又一年除夕，王羲之照例在家门贴上了春联，但上下联只是在靠上位置分别写了“福无双至”和“祸不单行”各四个字的半拉联。这次的偷联人一看这对联不不吉利，才幸被保留一夜。至到夜深人静的后半夜，王羲之才补上了对联的下半句。第二天人们看到的是“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令人拍手叫绝，惊叹不已！这一“巧补对联”的故事，世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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