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之死辨，中国历史有多长？

一场文明危机中的文明信心浪花，何止古史被否定，中华文明的一切都在自鸦片战争开始的文明危机中受到质疑和否认，汉字都要惨遭毒手，文明危机产生的文明破坏到文革达到高潮，但这在文明转型中又是必要的，沉疴必须要用猛药，那时无法区分什么是合理和非合理的，我们也无需对那个时代的过激行为做非理性的评价，关键只在于当下，前人有错误，我们无需纠缠这个错误有多错误的情绪化反应中，我们只需改正过来即可。

古史-信史     文明史

信古-释古    疑古-否古      信古派的迷信者和理性主义者     否古派的非理性

信古派照样疑古，但是疑古仅仅只是工具，疑古而确立学术切入点，最终进入到释古的轨道，而只有出现铁证以后才会出现局部性和细节性的否古，疑古本身不能实现否古，信古不代表对古史的全盘买单。

中华文明的历史模式和非中华文明的历史模式存在本质性差异，中国历史有多长本质是由古史能转化为信史来确认的，与是否文明史定义无关，文明史是西方断层史和晚发史的史学模式，很多中国人精神自我阉割在以西方文明史模式来确认中国的历史。

在古史和信史的转化中，就文明的标准，中国和西方学术界也有攻防战。很多人以文明的标准来确定历史本身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中国的上古历史记忆如果是真实的，那么这与那时是否进入了文明都无关，这种历史记忆是中国做为文明连续体的自豪，但这种历史记忆（三皇五帝时代）也只是一个时代框架而已，后世也没有过多的细节来追述这段历史。也有一些信古派错误地纠缠于文明史的标准来定义历史，其实文明史和历史是可以不搭架的，大家不要搞不清概念实质的精神中毒。当然古史能否成为信史还有赖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努力。

西方史学模式虽然是文明史模式，但是西方也极其依赖早期的文献，荷马史诗和圣经这种充斥神话的材料也是西方历史学家的重要史料（很多疑古派<其实就是否古派>没有注意到西方史学界的这个实质），而且荷马史诗和圣经都不是文字内容记载时代的当世文字记录，都是后世的追记，很多都是晚了一千年才开始定型的，中间还经历了多次变形。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在理性的辨析这些早期文字材料中的有效历史成分，西方学术界也开启神话学的学科来挖掘世界各民族上古的历史记忆还原，神话学的学术成果也应用在希腊历史和西亚历史的历史还原中。西方史学的文明史模式也都是因为对荷马史诗的迷信而开启的。而汉代的史记的历史追记以考古实证为前提其实只是间隔了商代，但是很多疑古者不敢确认夏，或者莫名其妙地以考古学为标准先清空古史，可是西方都不是这样玩的。

中国历史学界即使按照西方模式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总有一些精神阉割者要按照自己设定的洁癖标准来格式化中国历史，但是这些精神阉割者的精神导师西方都是按照中国史学界的实质范式在操作，怎么西方就可以，中国就不可以了。     

中国的上古史料已经经历了秦汉时代中国史学体系的理性主义扫耙，这种扫耙和严谨是超越希腊和罗马时代的，但是很多精神阉割者竟然无视秦汉时期中国史学体系的理性主义而对中国古史有无比的洁癖劲头。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内容很简约，这是一种理性色彩才有的成果，这种简约与荷马史诗、圣经的繁杂存在天壤之别。

很多中国人还是没有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文明危机中走出来，史学的态度应该是中庸的，不偏不倚。

荷马史诗映射了一个时代，西方历史学家完全按照荷马史诗的框架构建希腊的荷马时代，西方历史学家也从圣经中挖掘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大洪水竟然是苏美尔文明的诗歌和神话，当然这也是苏美尔时代的历史实况。很多精神洁癖者竟然看不出西方史学界的本质而因为对中国的历史进行阉割而进入到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中。西方用神话和考古结合的方式来研究历史，而中国秦汉时代史学界的理性主义所确认的古史在框架上被精神洁癖者阉割。

西方历史学术界是以神话和宗教为基础通过考古来释古，而中国是在以相对更为严谨的史料结合考古来释古。荷马史诗是希腊历史的基础史料，圣经是西亚历史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