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是伟大的《史记》中开篇之作，在司马迁的笔下，正面形象舜有着与生俱来的光辉形象和优秀品质，与其对应的四罪、三凶则罪责昭彰，烘托了舜的光辉形象。在四罪、三凶的描述中，鲧的反面典型形象尤为突出。那么，事实情况到底如何？司马迁在这篇本纪中，处处留下曲笔，让人不禁对鲧产生诸多疑问：鲧其实是冤枉的，他是史记、甚至中国历史的第一冤臣。
鲧的出场是在一次御前会议上，当时帝尧问谁能治水，朝廷中最有权势的四个辅政大臣一致举荐鲧。于是，围绕鲧的任用，帝尧和四岳在《史记》中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对话。
帝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
尧表明的意思很明显，他不想用鲧，主要是因为鲧如果完成不了使命，会给家族带来灾难。”四位辅政大臣对帝尧的当即表现出极大的反应：“太奇怪了，还没有治水，您怎么知道他完不成使命呢？即使没有治水才能，完不成治水的使命，到时候不用他罢了，怎么会给家族带来灾难呢？”于是，帝尧任命鲧为治水的钦差大臣。
在尧与四岳的对话中，重点是“毁族”两个字，帝尧的意思表明，如果治水不成功，会给家族带来灾难。那么鲧的家族到底是什么家族呢？
鲧是大禹的父亲，鲧的家族其实就是大禹的家族。《史记》中对大禹的家族是这样记述的：“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史记中对大禹家族的描写，间接说明了鲧的家族是当时的第一家族，其显赫的出身令人惊叹，他的爷爷黄帝是天子，父亲颛顼是天子，甚至连儿子禹也是天子。
知道了鲧的出身，尧不用鲧治水的用意就令人费解：作为上届天子的继承人，在民间有广泛的号召力，为什么就不能治水呢？无怪四岳在天子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反应，直接对帝尧说：“异哉。”
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被斩杀在羽山。《史记》中这样记载：“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於是舜归而言於帝……殛鲧於羽山，以变东夷：四罪（除）而天下咸服。”
这里是两个意思：首先，鲧治水是四岳强行推举的；其次，鲧被杀，是舜的主意。
在《史记》的开篇中，惜墨如金的司马迁不止一次详细描述了鲧被任用的经过，强调由于四岳的推举，帝尧是不得已使用鲧。在如同累赘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四岳作为当时四大部落首领，他们真正拥戴的是鲧，且认为鲧有超出自身的才能；而鲧等四罪或被流放，或被诛杀后，才出现了天下咸服的局面。
那么，司马迁的曲笔，真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这三点都是说明鲧在国家中的地位：其一是鲧的出身超级显赫，他流着天子的血脉，而且是嫡系血脉，说白了，鲧是国家最合法的继承人；其二是鲧有着广泛的人脉，受到了天下最大的四个部落的集体拥戴，说白了，就是鲧的民间支持率超过半数甚至更高，在天子内阁中的支持率则达到了百分之百；其三是鲧等四罪是尧舜统治的最大障碍，因为四罪（除）而天下咸服。
鲧的特殊地位，必然构成尧舜统治天下的最大潜在威胁，因而解除鲧这个潜在的最大威胁，成为尧舜维护统治的必然。
解除威胁要有个好的由头，恰好由头来了：鲧治水不成，百姓苦之。那么这个理由能不能成立呢？
《史记》中，司马迁并没有说明鲧治水的方法以及后来的结果，只是以“九岁，功用不成”和“试之而无功”等语以概之，最后被摄行天子之政的舜殛杀与羽山。《史记》第二篇《夏本纪》中这样记载：“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司马老先生的记述非常有意思，说鲧治水九年不成，于是尧重新选派治水的钦差，于是找到了舜。而舜接受治水任务后，并没有治水，而是摄行天子之政，并巡狩天下，他看到了鲧治水无状，于是在羽山杀了鲧，鲧被杀后，舜举荐了禹继承治水的使命。
司马老先生给了我们几个基本判断：其一是舜被任用与治水有必然联系，而舜作为尧的代言人，并没有进行真正的治水，而是巡狩天下，排除异己；其二是之前鲧的任用也是和治水有关，而尧并没有给鲧相应的待遇；其三是舜杀了鲧，而舜当时并不是天子，他们的职位和鲧差不多（或者是由于尧的压制，只是稍高），政治地位则远远不如，舜是孝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一类的平民，而鲧是正牌的皇子龙孙，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天子（儿子也是）。
但是鲧还是被舜杀掉。虽然《史记》在鲧被杀后，特别补充了一句“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但用这一句来强调舜杀鲧的正确，到底有点欲盖弥彰之嫌。做为上届天子的嫡子和继承人的鲧，舜将其杀害怎么看都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联系《史记》的上下文，司马老先生虽然没有正面批判舜的做法，但在开篇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作为天子的禹，没有用对待臣子的礼节对待尧和舜的儿子；那么，并不是天子的舜，怎么能够用对臣子的方式，对待上代天子颛顼的儿子鲧呢？并且还把鲧给杀掉呢？
鲧被杀的理由是治水九年，其功不用，这个理由看起来很充分，实际上很牵强。我们可爱的司马老先生在《夏本纪》解答了杀鲧理由的荒诞：“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鲧治水九年被杀，如果杀鲧的理由成立，后继者的治水时间应当少于九年，可后继者竟然花去了十三年。那么鲧何罪之有呢？
禹治水的方略，在多部正史中有过细致描述，但记载鲧治水方法的却寥寥无几。后人一致认为鲧的治水方法是堵，而禹的做法是疏，最后还是疏解决了水患。其实作为一脉相承的父子，鲧和禹的治水方略应当是一个整体方略，禹的最后成功是站在了鲧的肩上。
相对于正史，《山海经》等书中将鲧描述为解除人间疾苦的天神，他看到人间水患连连，于是偷取了天帝的宝贝——息壤，并把息壤带到人间。生生不息的息壤终于止住的水患，给人间带来了福音，却惹恼了天帝。天帝收回了息壤，处死了鲧，让大水重新肆虐人间。鲧死后，化身为禹，终于止住洪水，天下大治。我认为，这些神话传说，是对鲧的歌颂。即便是治水不成，鲧除去功劳，还有苦劳，没有堵的失败，何来疏的成功。他的被杀，其实就是冤枉的。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屈原的《离骚》，或许是对鲧最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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