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源，是一个终极问题；和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一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不能给出一个精准的定论；不过能提出，更接近真相的观点而已。接下来，我将通过两篇小文，综合了吕思勉、李学勤、张光直等教授的研究成果，简要介绍一下近年来我们的史学界在“文明起源”课题上，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反复论证的“五千年文明史”，并不是无端喊出的一个口号。两千年前，太史公作《史记》已提出“三千年历史”的说法；延至今日，自然是“上下五千年”了。所以，我们对于“五千年文明史”的情愫，说到底，还是于“信史”与“疑古”之间的莫衷一是。
但是，论证这个问题还是很必要的。我们自称是炎黄子孙，说明我们的文明，是在五千年前，炎、黄那个时代传承下来的；这也正是，太史公作《史记》断定的最初的历史时期。
我们有着悠久，未曾断裂过的历史；同时，在古代史中，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即便是比我们更晚一些，如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曾在欧洲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出现了断层；所谓的“文艺复兴”，正是断层后的“接骨疗伤”。
所以，研究我们华夏文明的起源，不止是我们，也是国际史学界相当热门的课题。尤其是在近二百年间，出现了很多值得去借鉴的论著。
一个民族，不能自知其最早的历史；正如一个人，不能自知其最幼时候的情形一样。倘若开化比较晚，可以借由临近先进民族的记载，探寻自己民族的起源。环顾四周，我们的文明开化最早；从野蛮到文明的开化，文字和记载工具自然不会发达；所以，只能通过考古发掘去发现了。
1899年，梁启超第一次将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介绍到了中国。
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开始了由我们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
以上便是考古学在我国发展起来的历史；可见“考古学”对于我们还是一门很“年轻”的科学。
好在我们对古史传说的记载及注疏倒是很丰富；在几千年文明史里，也沉淀下不少关于金石研究的著述。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的考古学开始建立，便与历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史籍的研究，进行有目的性的发掘；为考古发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正如萨特说，“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重弹马克思以前的老调；或者是重复马克思已阐述过的理论。”目前国际上，研究“文明起源”的著作，也大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
在这基础上，丹尼尔于《最初的文明》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文字，城市和复杂的礼仪中心；三者得其二，便可判定为文明。日本人贝冢茂树，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里例举出：文字、宫殿基址和青铜器（即，冶金术），为判定为文明的三要素。夏鼐也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明确了自己与贝冢茂树相同的观点。
由此看来，文明的三要素，并非如大家认为的那样，仅仅是西方的标准。我们传世古籍中的古史传说，无一例外都经历过长达千年的口口相传，才被记录下来；其真实性固然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所以，由王国维提倡的，以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成为了我们考古发掘的重要特点。
在下一篇小文中，我们将通过各种文明的要素，在近年来考古发掘中的成果，进一步展开，探讨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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