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五帝系统的阐释包孕了深邃的历史内涵，后来史家不满意于五帝的系统，遂有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的历史系统始于伏羲；唐司马贞为匡正太史公的疏漏，特意为《史记》补上《三皇本纪》；宋罗泌更是煞费苦心地编织出旷古辽远的所谓上三皇、中三皇。
与《史记》同为正史典范的《汉书》虽为断代，但在《古今人表》却开列了大量《史记》弃而不采的人物名号。圣人栏中有太昊帝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帝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 陶唐氏、帝舜有虞氏等；仁人栏有女娲氏、共工氏、容成氏、大廷氏、有巢氏等；智人栏有仓颉等。两相比照，班固识见远在司马迁之下。
罗泌的历史系统深受汉代纬书《春秋纬·命历序》和《春秋元命苞》的影响。《命历序》把古史分为十纪，十纪的时间绵长得惊人。《春秋元命苞》曰：“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二十六万岁，每纪为一十六万七千年。”《路史》从十纪的九头纪、循蜚纪一直记到疏讫纪，在九头纪前构想出上三皇、中三皇，更加延伸了《春秋纬·命历序》的历史系统。其间杂采种种奇闻异说，有的见于典籍，有的不知其来，集神话转化为历史之大成。直如茅盾说：“既非真历史，也并且失去了真神话。”
清人马骕批驳《路史》说：“信如十纪之说，名不雅驯，荐绅之所难言……舍《诗》、《书》六艺之文，而妄信诸子谶纬之杂说，未能悉三代之世， 及而远求洪荒以上之氏号，斯好奇者之过也，尚论者断自庖犧氏可矣。”并在《帝王传授图》中说：“司马贞补《史》，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自黄帝以至三王皆同族异号，今依以为图。然黄帝下当有少皞，而帝舜不宜祖黄帝，皆史迁 之疏也。”
马骕虽驳“十纪”名不雅驯，但见识亦不出其窠臼。古代史家们对历史的这种漫长延伸，也未尝不是对人类存在的一种遥远追问，但却在历史与神话杂糅的怪圈中走入愚妄。顾颉刚称之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仅此而言，其实顾先生看见的只是一种表象。三皇、伏羲、神农、女娲、燧人氏、有巢氏等名号早已见于先秦及秦汉典籍，只是先秦史家囿于儒家建构的历史系统而弃之不用。
史迁认为反映历史真实本质的神话是为“雅驯”，因此，对史料的选择更是审慎。后来的古代史家们则极尽网罗天下异闻之能事，从而构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系统。从中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缺乏纯粹方法论的理性思辩，使古代中国神话与历史杂糅的现象经久不衰。司马迁对历史的感悟和对历史本质 的把握，超越了这一怪圈，使他对神话与历史的思考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司马迁意识中的历史是时间和空间的无限延伸，《史记》是他意识中通贯古今的人类史和世界史。这种巨大的时空意识来源于时代的感动，使史迁试图穿越时间的屏障解释远古以来人类社会的本来样态。他颇具匠心地在黄帝本传前安排了一幕战争序曲，旨在告诉人们，他的历史系统只是人类苍茫廖廓的历史背景中的一瞬，而人类正是在这源远流长的历史中休养生息。这种深邃的历史意识把时间的相反两端连接起来，意在对人类历史作回顾与瞻望，从而使我们深刻感受到人类文化的连续性。
司马迁对历史本质的这种揭示，最终是通过历史化神话和神话化历史完成的。司马迁对神话的认识，对神话材料的取舍和运用，与其史家的“实录”精神达到了高度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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