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同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

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家国同构共同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家长制。“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特征。

由于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一直处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所以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家族制度也深深地根植于数千年中国社会结构之中,使国家结构也打上了家族结构的印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在中国,尽管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是按地缘原则建立起来的,不同于原始的氏族部落,但却始终未能摆脱氏族血亲宗法关系的纠缠。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宗法奴隶制,是家族的政治化。

西周时代统治天下的主角是姬姓家族。其后灭亡。但其他家族的统治相继而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行郡县，建立公卿制度，但权力的核心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自称始皇帝，以后二世、三世、四世……..千万世地传下去。刘邦本为编户齐民,但当了皇帝后,权力就成了刘氏的权力。 他与大臣们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也是想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刘氏家族的手中。

这种家天下思想不只统治者有,还深深地影响到广大的民众。西汉末年农民起义时为反对王莽的新朝,都去找西汉皇室的后裔作为自己的旗帜:绿林找来刘玄,赤眉找来刘盆子。而以后有司马氏的晋朝，杨氏的隋朝，李氏的唐朝,赵氏的宋朝，朱氏的明朝，孛儿只斤氏的元朝，爱新觉罗氏的清朝。正所谓是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

家天下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姓家族统治一个朝代,只要这个朝代不灭亡,这个家族就一直统治下去。嫡长子继承制这一西周宗法制的主要内容,历代沿袭下来。但是，除了皇位继承仍采取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外,民间家庭财产的继承关系,一般已改为诸子均分,而对家族的重视则是一贯的。

虽然中国历史也有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基石的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家族始终非常稳固。而相对历史来说仅有的变化,也只不过是一个旧家族的灭亡和随之而来的一个新家族的诞生,就像万物有生有死一样。

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家族的动荡变化是比较大的,但超姓氏的家族本身却依然在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乱不断,在家族制度却有进一步的发展江北有大姓,江南也有大姓,而且也出现了豪门与寒门的区分。豪门大族为了防止寒门的混入,十分重视家谱和族谱的编写,以致编写家谱成了一门学问。东晋的贾弼之撰写十八州族谱,南朝的刘湛、王俭、王僧儒都编撰了百家谱,为家族的发展尽了心力。家族制度延续到清代,甚至民国时期,也没有哀亡的迹象。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和束缚人民的有四权: 神权、政权、族权、夫权。族权是从父系氏族社会家长制演化而来的,它既是政权的补充,又能起到政权所无法起到的特殊社会作用,所以族权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为理学家所垂青。宋朝的张载主张“立宗子法”,“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程颐进一步指出:“若宗子法立,则人知尊祖重本;既重本,则朝廷之势首尊。”大理学家朱熹还设计了更为具体的宗子法方案。显而易见,宋代以后族权的膨胀,与宋明理学家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宗教和宗法关系在中国长期存在,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所谓忠孝相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家国同构”,“忠孝同义”,都是宗法制度长期遗存的结果,梁启超先生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这一论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