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母亲，娘家是我们邻村，相隔七里路远的大马陵村。母亲在家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我姥娘去世的早，姥爷又当爹，又当娘。恰逢民国32年，天灾战乱，我姥爷一家实在生存不下去了。经人介绍，母亲来到我家当了童养媳。我爷爷一家，光有四个儿子，缺闺女。
那时我爷爷家有地、有房、有场园，解放后被划为下中农。母亲进家那年才13岁，母亲由于从小没有娘，所以摊煎饼、做针线的活都没学出来。来了以后，就跟着我奶奶边学边干家务活。
过腊月二十三，我姥爷就来接我母亲回娘家过年。有一年，奶奶生我四叔，做月子不能干活，我妈也不能走。一直盼到年三十，我姥爷才来接我母亲回家过年。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寄人篱下。那时家规很严，不能串门子，吃饭不能上桌，先伺候长辈吃完饭，自己才能吃。有一次爷爷奶奶们吃完饭，爷爷无意把剩下的煎饼撮到了柜子上了，妈妈够不着，就没吃饭。饿得实在不行了，就踩着板凳去拿煎饼，被进门的奶奶看见了，被奶奶随口数落了一顿，以为她吃饭时不好好吃，又来偷吃。
解放后，我父亲在博山水泵厂工作，因为我大爷也在那里工作。五十年代初，我父母结婚后，母亲就跟着我父亲住在博山。后来我记事了还去过，是在山耐厂上边的公平村赁房子住，我二弟就是在博山出生的。你时候出来找工作很好找，户口也好办。我大爷已经迁出户口了，爷爷儿子怕都出去了，没人养老了，所以我母亲的户口就压住不让迁。
户口不能迁，就回村种地。我母亲共生了我们姐弟四人。我有个姐姐，两个弟弟。在老家我们都小，父亲不经常回来。母亲一个人带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把我们扶养成人。
那时生产队分粮食，缴完公粮后，队里留下种子和饲料。饲料主要是生产队养牛、驴用的，牛耕地，驴驮粪。剩下的按人七劳三分配粮食。
那时村里没有吃闲饭的，都要为集体干活。我们家乡桑树多，生产队组织养蚕，我母亲也参加了养蚕。开始养半张蚕布，后来养一张蚕布。我们挤在一间屋子睡觉，倒出一间养蚕，蚕刚出来时，桑叶要用剪子剪的很细，洒到上面。养蚕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上坡采桑叶。桑叶采回来后要先凉干，不能让蚕吃带露水的桑叶。麦熟一晌，蚕老一时。要把麦秸打成网状的扇形簇具提前做好簇茧的准备。蚕爬上去后做茧。茧做好后可能多少天以后才能收茧，统一送到田庄茧场。
有一次母亲采桑叶长时间没回来，后来一位叔叔慌慌张张跑来报信。说我母亲从桑树上摔下来了，大家正抬着她上医院。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小，光知道哭，也帮不上忙。是叔叔大爷们把母亲用地排车送到博山第一医院，检查结果是腰部骨折已经错位。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治疗没复好位就缝合。养了一段时间，母亲因惦记着家里的孩子就出院了。从那时起她的腰就直不起来了，年龄大了腰弯的更厉害了。后来我还到母亲摔下来的地方看了看，桑树在四米多高的堰头上，桑枝突然断了，从上面摔下来，能保住命就是万幸了。
母亲拖着病体，还要支撑这个家。那时候做饭这活就很重，村里没电，点油灯。所有的粮食都是人工推碾磨加工出来，我们基本上以煎饼为主，并多为吃酸煎饼。先用旱磨拉成玉米面，再加水用水磨推成糊子。然后把糊子刮到盆里，刷磨的前两遍水，要刷到糊子盆里。第三遍刷磨水，要放进泔水瓮里喂猪用。煎饼糊子冬天放到暖和的地方发，和现在发面差不多。摊煎饼非常辛苦，烧的是平时割的柴火或者是玉米秸、玉米柞、豆秸等。在鏊子上摊煎饼，烟熏火燎，一摊就是2、3个小时，累的腰都直不起来。
那时候菜油水少，我能一顿吃3、4个煎饼。一家几个半大小子，几个小时摊的煎饼，早饭就能吃下三分之一。所以那时候，三天两头推磨，老母亲不明天就悄悄的去推磨。我们还在睡觉，记得冬天特别冷，早晨都偎被窝子。老母亲一边推磨，一边咋呼。她拿几根玉米秸，放在炉子上点着，把我们棉裤象烟囱一样，立在火上烤几下，然后放在被窝里，我们趁热穿上。
有时早起帮着母亲烧火做饭，有时也帮着推一会磨。推磨是最怵头干的活，时间长。母亲还要弄菜，做渣豆腐。另外还要喂猪、喂鸡，早上老母亲忙前忙后基本上脚不沾地。
那年代一家人穿的，都是母亲手工做，开始还是自己纺线，找人织布，自己染布。后来有了洋布、平纹、斜纹。有时年三十晚上，母亲还在油灯下，为孩子们过年的衣服忙。鞋也是自己做，冬天就用板打搉子。走山路鞋烂的特别快，鞋经常露出脚趾头来。方口布鞋，剷鞋我都穿过。有的孩子穿月鞋子，一个月一双。母亲还要到河里洗衣服，晚上经常给我们缝补衣服。
我们一个院子住着六户人家，光孩子就十几个。夏天晚饭后把凉席拿出来铺在自家门口，孩子们捉迷藏，玩游戏累了，就倒在席上睡着了，老母亲在旁边用扇子给孩子们打蚊子。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都在炕上。原来晚上老母亲没弄醒大家，怕着凉，一个个抱到炕上的。
就是这样，年复一年，老母亲用病残的身体支撑起这个家。
我爷爷去世的早，我奶奶独自一人过，我四叔在内蒙当兵。奶奶是经过战乱年代的，当时国民党军的炮楼就在奶奶家的北山上，解放时子弹都打到院子里。所以奶奶成天担心四叔，一看见人家盖房子找木工搽木料，她就认为是打担架，抬伤员，要打仗，整天提心吊胆睡不好觉。有一天晚上我母亲陪她到田庄看露天电影，发电机突然一响，我奶奶惊吓倒下，从此卧病不起。别人都不在家，母亲都处找中医求神拜佛，喂药喂饭在身边。养护三年，奶奶的病才好了。我妈付出了多少辛苦，只有她和奶奶知道。母亲十三岁就跟着我奶奶，她们既是娘俩、又是婆媳，感情深厚如母女。我奶奶病好后，还又去了博山我大爷的大哥家给他看家十年。
母亲不仅日夜操劳家务，就是家里的大事也要费心劳神的打理。我家新盖的三间大西屋，从打地基、找人起石头、打坯、木工查木料、找石匠、小工、找人做饭等，都是母亲一手操办。盖房子是个非常复杂的工程。我们盖的房子是砖体把子菊花沿。那时村里盖房子基本上是石头把子，石头沿。村里人挺羡慕的，我家原先住的房子，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老宅子。
老母亲没有文化，对孩子们的学习却非常重视。从不因为农活忙而耽误学习，我小学没耽误一节课，年年全勤。上初中时正值文革，虽然学习不正常，但老母亲还是每周摊上煎饼，送我去上学。只要你愿意上学，她就供你。
我父亲是六九年因胃大出血住院，后吃病保，七一年三月去逝，这期间我母亲一直在博山护理照顾我父亲。
我父亲病故后市劳动局就下到我们公社招工指标。我就被招到了黑旺铁矿。参加工作后，为了从经济上减轻老母亲的负担。我每月留下15元，剩余的交给老母亲或到庙子集买成粮食背回去。在矿我很少买衣服，我记得可能是1976年，我在一采场三工段时，机关初心田、王业永等组织定了一批国防服，我也定了一件。这是入矿五年来第一次增添衣服，平时基本上以穿工作服为主。我结婚都没买新衣服，结婚照就是穿这件国防服留的影。
改革开放以后，家庭条件改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老母亲后半生享福，过上舒坦的生活。我先张罗每年给老母亲祝寿，要求这一天儿、孙、外孙、重外孙都到，专门搬来舅舅、妗子、表弟、姨等。家里的两个弟弟提前打扫卫生，准备菜品。每当寿辰，小院子一下进来二十多口人，老母亲非常高兴，村里人也非常羡慕。我爱人还给老人买了两代人结婚都没带过的金手饰。老人一生节俭，怕儿女找麻烦，有时回家给她留下几个钱，你推我让拉巴半天她也不收，后来只能偷偷给她放到一个地方。回到张店后，我再打电话告诉她。
后来弟弟们的孩子大了，我就想让她来张店跟着我住。开始先试着冬天送暖气就来，停暖气时再回老家去。第一年，一商量她同意也爽快答应，我想这次让老母亲好好享几天福。啥活也不让她干，在家做饭都是烧柴火，这里用液化气，怕出危险，也不让她插手。爱人帮她洗澡，里外换上新衣服。我们不在家时，她也帮我们刷碗，有时偷着给我们洗衣服。她作息时间和我们也不一样，晚饭后陪她看电视，一会她就困了，上床睡觉。早上五点钟她就起床，又生怕弄出动静，好象失去了自由。在家她一个人什么都干，来我这里成了什么也不干。她觉着光吃闲饭，心绪不宁，也不舒畅。第二年她就改变了主意。让我腊月二十三去接她，正月十五回去。第三年，又往后推，让我年三十回去上坟时接她，住我这里的时间一再缩短。春节期间老母亲喜欢热闹，我就陪她看花灯，上博物馆看玩十五。她在家供奉菩萨，我出发时给她请回来一尊菩萨。她非常高兴，按时烧香，祈祷菩萨保佑孩子们健健康康、外出安安全全。但是过了初五，她就心神不定，就要求走，晚上也睡不好觉。
我百思不得其解，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还不用操心受累。为啥她就住不下呢？有次好友聚会，我把这事说给老友守光听，他说和他老母亲一样，和儿女住在一起，也住不下。他单独给母亲租了个房子，结果住下了。老人不愿给孩子增加负担，怕租房花钱，就告诉她这房子是同事的，不用交租金。我觉得这办法行，张店西四路我爱人有套公租房，抓紧进行刮瓷，添加了生活用具。结果老母亲很痛快地搬了过去，从此没再提回老家的事。我每天中午去陪她吃一顿饭，晚上再去看一看有什么事。怕她寂寞还给她配上电视，后来我分析她为啥愿意住老家，主要是自己住比较随便不受约束外，还有一帮无话不说的老姊妹拉家常。所以我就和前后楼熟悉的老太太们说，我母亲刚从农村出来，让她们经常和她拉拉家常。我弟弟也经常送来小白菜，玉米，芸豆等农产品，老母亲也送给邻居一些，关系处理的也挺好。我的心也总算安下了，当儿子的做了件尽孝的事。
老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十年了，但子女们忘不了老母亲的那些看似唠叨的嘱托：“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头，咱干活都要扎实，服从领导”“要诚实不要撒谎掉皮”，“在难时帮咱们的人，一定要记得还。“不要沾人家和公家的便宜”。
这些嘱托，一直回响在我的脑海，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1993年，母亲与我们一家三口留影。
2006年，在张店拍的全家福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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