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又称瑶琴、玉琴、七弦琴，是中国传统拨弦乐器，在中国近三千年的器乐史中，琴无疑是地位最尊崇的乐器，同时也是身负谜题最多的乐器。
制琴者何人，琴之“古”意源于何处。
它为何能够穿越这么久远的历史风云而得以流传至今？又为何能一跃超越“棋书画诗酒花茶”，位居倍受古人尊崇的“古八雅”之首？
一切问题都要从古琴所承载的悠久历史和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说起。
所谓“八古雅”，便是指古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见所行的”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八样事物。
此八者，真可谓人间的风雅之事尽数囊括其间，而琴能从中脱颖而出，一跃位居榜首，足见古人对琴的的喜爱与看重。
作为中国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琴的发明者至今存在争议。追根溯源，现存的大部分古琴起源论都与神话时代的三皇五帝脱不开干系。
相传神话时代天降大疫，华夏民族的始祖之一神农氏为了拯救苍生，以君王之尊替百姓遍尝百草，寻求医药。
并发明琴瑟，撰写了古乐《扶持》《下谋》，用以述天地之德，表神农之和。传说中他制造琴拥有教化人心的力量，可使民心向善，调和元气，消除疾病带来的恐惧。
而在东汉名臣蔡邕的记论中，造琴者者又从神农氏变为了上古另一位君王伏羲。
上述记录作为古代学者追记的传说，固不可尽信，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略略窥见古琴浑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行过了神话时代，时至先秦，琴便已开始在贵族间流行。
而根据现有的图像及文献资料来考证，琴的形制最迟在汉末便已大致定型，并流通至后世。
抛开传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最早，也最科学的古琴起源论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
原始先民从劳动中总结经验，发明了弓、矛等武器。
又在很偶然的机会下发现拨动弓弦能产生规律的震动，若再施以一定的技巧，这种震动便可发展为音乐，这便是弦乐最原始的形式，也是古琴最原始可信的演奏原理。
从现今的记载以及出土文物来看，古琴的定型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绝非一人一代之功。
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出土的七弦琴多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古琴。
尽管这些出土的文物古琴形制与现今并不完全相同，但相较于其复杂的幽深的人文意义，它们的构造非常简单。
起初只有上下各一块木板拼接而成的共振箱，搭配以蚕丝或麻制成的琴弦。经过历朝历代的改良之后又增加了雁足、琴轸、琴徽等零件，逐渐形成了今人所见的古琴。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其他历史悠久却只用于演奏的民族乐器，古琴几乎是从诞生之初便被各个阶级的演奏者们赋予了浓厚的人文意义，这也造就了琴“古八雅”之首的地位。
要阐明古琴的“礼器”功用，首先便要明白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理念。
“文化”一词乃是“人文化成”的缩写。
中国古人认为，所谓文化，便是人通过对于自然运行之理的体悟，以及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达到一种整体的和谐，从而实现“天时地利人和”。
而琴之所以能承担起教化民众的作用，便是因为它在被创造之初便不单是一种娱乐工具，更是作为蕴含天地精华的礼器而存在的。
将时间倒推回远古，古籍中记录的神农、伏羲，尧，舜等君王用它来引导民众超脱疾苦，感悟天地的运行之理。相传在诸圣造琴之后，舜将琴定为五弦。
古琴的五弦由上至下分别负责演奏“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五音又象征了“君”、“臣”、“民”、“事”、“物”五类社会阶级。
而后文王增一弦，武王伐纣又增一弦，是为七弦琴。
文、武二弦象征着君臣和合之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政通人和”的理念，而琴面上的十二徽又分别象征了十二月，居中最大之徽则代表了闰月……
诸般意象堆叠，将古代最核心的人文与政治理念浓缩在了一张琴上，由此达成了最初的和谐。
（古琴结构示意图）
纵观古代历史，与琴相关的记载多散落在文人雅士们的生平记录里，这便是古琴人文意义的侧面体现。
明代冯梦龙编撰的《警世通言》中记有春秋时期的琴师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壮举，而在孔子时代，随着“君子六艺”的诞生与流通，琴逐渐成为了文人儒生们的必修乐器。
孔子去鲁凡十四岁而后归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复求仕，于是删《诗》、定《书》、论《礼》、正《乐》、作《春秋》、赞《易》道,而六经之道灿然大备矣。
其删《诗》三百也，孔子皆弦歌之，合于雅而后取也。
（“仲尼”式古琴）
走过先秦烽烟，行至汉代，随着儒家思想被确定为主流，琴文化亦步入了一个集大成者的时代。
文坛上诞生了与琴有关的文章，现存的有西汉刘向的《说苑·琴录》，扬雄的《琴清英》，东汉蔡邕的《琴操》，都是介绍收集琴与琴曲的专著，成文琴指法乐谱也是形成于这一时期。
时至政局动荡的魏晋，琴在教化民众的基础之上又新增添了代主人发声的功能。
为避政坛黑暗，有识之士多结伴优游于山水竹林之间，这一时期的古琴与玄谈、诗文一起，成为了名士发陈情的渠道。
在杀身阴影的笼罩之下，文人们被逼三缄其口，只能借助艺术来隐晦的抒发胸臆。
勇敢如嵇康，敢于在刑场上借一曲《广陵散》向民众传达不畏强权的精神，狂狷如阮籍，也只能作一曲《酒狂》来抒发自己只求老死山林，乐酒忘忧的情致。
及至隋唐，随着政局的清明，琴文化又一次迎来了发展高峰期。
除文字外，琴亦成为了文人墨客们忠实的伙伴。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韩愈都同时兼备了琴人的身份。
到了两宋，由于帝王们大都以琴为好，极大推动了琴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琴延续了先代载道咏志的功用，并且在此基础上回归了乐器的本真。
诸多名曲与名家争先涌现，中国古琴的第一个流派 “浙派”亦随之成型。
元代时期，古琴在民间仍有流传，但不及前朝兴盛。随后的明代则是以造琴之多而闻名，琴作为乐器，乐声渐弱，“器”的作用被凸显出来。
此时闻名于世的斫琴名家有宁王、衡王、益王、潞王。相传潞王一人就制作了古琴五百多张，足见造琴之风的兴盛。
而清代琴人则多以刊印琴谱风行而名。现存的第一部减字谱《神奇秘谱》便诞生这一时期。其中收录了众多名家的古曲，成就了琴文化在古代历史中的最后一次辉煌。
鸦片战争的炮火过后，国家积弱积贫，古琴艺术也逐渐衰落，直到现代才有所复苏。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琴文化的兴盛与衰落似乎总与国运相关联，却又独立于时局之外。
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琴都与人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被赋予的品格与功用也早已超过单纯审美与娱乐范畴，得以在历史洪流中发挥出自身的独特功用。
民智初开时，它是圣人教化民众的教具，是哲思与学术理念的载体，海清河晏时它协助世人歌咏太平，陷落乱世，它亦可成为名士们最后的寄托。
此三者合一，替它赢得了“君子之器”的美誉，也使其越过其余“七雅”，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最崇高且无可替代的雅事。
1. 《琴史》宋·朱长文
2. 《论语》
3. 《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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