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最不好名的是巴金

老实说，巴金的作品，除了那本薄薄的《憩园》，其余我是读不下去的。包括至今还不乏名家推崇的《随想录》，平淡寡味到难受。但巴金这个人，我觉得是极其可贵的。他这辈子，一是真诚无隐，基本言行一致；二是淡泊无私，相较而言，是真正的不好名——这一点自制尤其难办。
 
但凡文人，去名比去利难，这是铁律。天下读书人，很多牛人可以清高到金山银山崩于前不动心，胸中惟名心一段锄不尽。推究道理也简单，一个人会自甘堕落地选择去写作，本就是存心希冀留名的。老子、庄子这等顶级高人一样看不破，生平能淡泊到放弃一切身外物，可走前终究要写些文章，奢念千秋万载还有后人会记挂其名，才甘心。对待名，庄子老师的心思，其实和丁春秋是差距不大的。巴金就不太一样。他虽毕生也以写作为业，但几乎每一篇都是有用途的，就是希望能改变世界、影响人心，是一种事功的态度，并非为个人求名求利，初衷和那些同行很不一样，甚至相反。这种很淳朴的理想主义，他保持了一生。
 
比如，他很反对以自己名字建什么基金会、设文学奖、搞纪念馆。当代文苑成家者，能坚拒此类一切花哨的，以我之所闻见，大概只有钱锺书与巴金。现在的无锡新街巷30号有座“钱锺书故居”，上海武康路113号有个“巴金故居”，其实都是违背他们本人意愿的。名义上都为纪念一代文魁而设，实质上是极大的不尊重，满足的无非是一些于他们逝后还有需求的人们，“欲尊而反卑之矣”。说起来也是好笑，当今文化名人，不管学问人品好坏，几乎清一色好名，眼巴巴颠倒梦想“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方式还很别致刁钻：稍有条件的，就大撒冤枉钱、抢夺公共资源、拼占风水宝地，一窝蜂学魏公自造生祠，搞花样百出的“XX纪念馆”、“XX学术馆”、“XX文化馆”等等，骤然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了。一介酸儒而已，挖空心思把自己名字刻在巍巍高楼上，除了自投罗网给房地产商当冤大头，真能保住啥？钱巴二老抵制这个，我以为是能显示真正文人风骨的。
 
当代文坛宗师，排号是“鲁郭茅巴老曹”，六人中唯独巴金未有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不是他分量不够（早在1993年四川方面就动议要设一个“巴金文学奖”了，甚至海外华人都在谋划），而是他生前就立下“死嘱”，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时候拿他名义搞这些博名之事。他的四川老家，在如今的成都正通顺街上，那是一条了不起眼的市井小巷。犹忆2014年夏，偶然路过此街，口渴蹲着买了一块西瓜，起身一回头，发现眼前正立着一块小木牌，上书“巴金故居原址”字样，一代文坛大家，竟低调沉寂素淡至此，不禁大吃一惊，内心是有冲击感的。回去查阅资料才知，1985年省府决议原地重建故居，仍然是巴金暗中叫停的。反复交涉，拗不过，才让步同意在墙上钉一个小牌子，上书：“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字样。30年后我的所见，说明四川方面是遵守了这个约定的，没有为了搞文化旅游产业多挣钱，背信弃义暗算乡贤，同样难得。
 
巴金与钱锺书，还有一样共同点，就是视钱财如敝履，真不好利。钱杨夫妇是把所有收入都捐了的，巴金更狠。解放前，他立志不做官；解放后，受命有了公职，毅然宣布不领取一分钱薪水，只靠自身稿费过活养家；1976年后，他重出江湖出书，从第一本书起，就主动放弃全部稿费（老妻已去，女儿能挣钱），让出版社拿去底下扶持穷困作者去了。这三条，会这么做且这么彻底的，多如鲫的作家中，也就巴金一人而已吧。据经手的编辑说，巴金岂止稿费不要，连样书都是自己掏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竟坚持从上海寄钱付费。古今文人，哪位能做到这地步呢？
 
所以，以当下文学趣味看，巴金的书或许不合时宜了。但他这样的文人风范，定是罕有人及的。他活了101岁，一生都是纯粹的好人、知识分子的表率，正直、热情、善良、无私、侠义、重情，几乎找不出一处黑点，也远离一切狗血事。就连“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文人最严重”的花边新闻、风流韵事，他都是片叶不沾身的——其妻萧珊去世后，他不仅从此单身，还执意将骨灰放置卧室33年不离身,这么情深似海者，谁能找出第二人来？《随想录》本身写的一般，文字与思想实际都平平泛泛，但能感动一代人，就在于有一个潜在因素：这样的好人、善良老实至极的人、如此纯粹的知识分子，中年时分也要无端历尽波折，难道世事还不够残酷与不堪吗？同一部《随想录》，换一个作者，影响力都要逊色太多。
 
巴金晚年，出版文集，在后记中说，“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欺世盗名的骗子”。这话像“落了一滴泪珠”写的，特别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