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1912—1944），我国著名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衰败中的商贾家庭。家境的窘迫加上幼失怙恃，使他过早地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并养成了沉默内向、外柔内刚的性格。
朱生豪从小勤奋好学，文科成绩尤为突出，在嘉兴秀州中学就读时就在校刊《秀州钟》上发表过多篇诗文。1929年高中毕业后，被秀州中学保送进入杭州之江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四年八学期的全额奖学金，这使他的才学得以在这“风景擅越南之美，人物尽江东之秀”的环境中继续提升。在钟钟山、夏承焘等名师的指点培育下，朱生豪的才学很快就在之江校园崭露头角。“一代词宗”夏承焘对他的诗论和诗文作品赞叹不已，在日记中称赞他是“之江办学数十年”来的“不易才”，认为他的“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
在之江求学期间，朱生豪广泛地阅读了古今中外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许多英国诗人，如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的杰作等，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他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深为莎剧中深邃、睿智的人文主义内涵所吸引，正如他在《译者自序》中所说的，“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这为他后来走进莎士比亚的世界打下了早期的基础。
在之江大学校内的多种刊物上，朱生豪发表过不少作品，其中诗歌较多，也有一些学术性的论著。发表在1932年《之江》创刊号上的翻译小说《迷途的狗》（约翰·高尔斯华绥原作）及发表在1932年和1933年《之江年刊》上的两首中译英的短诗是现存朱生豪最早的翻译作品。
朱生豪在之江大学期间的另一件大事是结识了他事业上的知己和一生的伴侣，比他低三级的女诗人宋清如。
朱生豪就读大学的那几年，中华民族已经进入了多事之秋。特别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对中国领土张开了血盆大口。朱生豪和同学们无不义愤填膺，他们除了在校内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外，还期待着在完成学业以后能用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来做出一番成绩，改变现实，报效祖国和社会。朱生豪在毕业前夕为他所在的1933级填写的级歌《八声甘州》词中就有“慨河山瓯缺，端正百年功”的句子，表达了要以自己的“百年功”去“端正”“瓯缺”了的“河山”的决心。
1933年，朱生豪从之江大学毕业，怀着满腔热情，进入上海世界书局担任编译工作，希望通过勤恳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社会现实和他原来所想象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他发现，在他的周围，只有那些靠投机钻营、玩弄权术的人能飞黄腾达，而像他那样老老实实、勤奋工作的人却总是难以和周围的环境合拍，“总是吃瘪”；加上国际上的风云变幻莫测，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步步深入，初到上海时的热情逐渐被难以排遣的压抑感所替代。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腐败现象和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却苦于回天乏术、报国无门，“孤独、寂寞、彷徨”在朱生豪的精神世界中占了主导的地位。
在上海的文化出版界，1935年被称为“翻译年”。这一年，上海的各大书局纷纷组织力量，译出了多种世界名著。当时世界书局的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对朱生豪的才学比较了解，建议他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朱生豪对莎士比亚一向十分喜爱，清楚地了解莎士比亚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加上他当时正需要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因此就欣然接受了建议。
朱生豪写信给当时在中央大学英文系读书的胞弟朱文振商议此事，文振弟曾听说日本人因为中国没有莎士比亚译本而讥笑中国文化的落后，因此大力支持他的决定，并把这一工作推崇为“民族英雄的事业”。这大大增加了朱生豪译莎的决心。他在给宋清如的一封信中说：
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
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步步进逼、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原先常因报国无门而感到苦闷迷茫的朱生豪，这时候发现自己的工作可以与为中国人争气、与抗衡日本侵略势力相联系，就像迷途的航船突然看见了灯塔一样，找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一改原先感到“孤独、寂寞、彷徨”的精神状态，义无反顾地在这条路上走了下去。这充分显示了他那外柔内刚的性格。
此后，朱生豪除再次从头到尾反复研读莎士比亚作品原文外，又尽一切可能收集莎氏作品的不同版本、各种注释本和参考资料，并且废寝忘食地阅读、钻研、比较，积极地为译莎做准备。1936年上半年，他正式动笔翻译。
他首先动手翻译的莎剧是《暴风雨》，这不仅因为在早先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中这个剧本多被排在卷首，更因为在所有莎剧中，这是朱生豪最喜爱的一部。莎士比亚晚年所写的这部传奇剧反映了作者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难以找到出路时，希望到远离人间烟火的地方去寻求解脱的精神状况，和朱生豪从学校出来时的青春理想在社会现实面前处处碰壁产生的苦闷心情，是很自然会发生碰撞、产生共鸣的。
译完《暴风雨》以后，朱生豪接着又次第译出了《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无事烦恼》《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等喜剧作品。按照他和世界书局商定的计划，全套《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拟分四个分册出版，分别为“喜剧”“悲剧”“史剧”和“次要作品”（后来改称“杂剧”）。其中《暴风雨》虽然按照现代正统的文学理论不完全符合喜剧的特征，但毕竟也有大团圆的结局，当时也是归入第一分册“喜剧”中的。
有了精神力量的支持，朱生豪像是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机器，译莎工作进展很快，虽然基本上都得在业余时间进行。按照他的计划，只要没有意外，全部莎剧的翻译工作大概到1938年年底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现实没有给朱生豪这样的幸运，就在他基本上译完了计划编入第一分册的九个“喜剧”剧本时，1937年8月13日，日军突然制造事端，向上海发动进攻。朱生豪居住的虹口区汇山路一带恰好首当其冲，他半夜里在炮火声中仓皇出走，只带出了少许几件衣服和一本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原著。世界书局总部也被日军占领并且放火烧过。朱生豪一年多来的译稿（已经交给世界书局）以及千辛万苦收集起来的各种版本的莎剧、参考资料及其他书籍用品等，全部毁于一旦。
此后，朱生豪回了嘉兴老家，不久后为逃避战乱，又辗转在附近的新塍、新市等乡镇避难。一年后局势稍为稳定，他才于1938年春末夏初回到上海，继续为在“孤岛”（租界区）中恢复营业的世界书局工作，1939年9月，他又转入高举抗日反法西斯旗帜的中美日报馆任编辑。在此后的2年多时间里，他为《中美日报》的《小言》专栏撰写了1000余篇，近40万字笔锋犀利、形式多样的时政短论，鞭挞日伪，鼓励全国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逃难和回到上海工作期间，朱生豪并没有放下他的译笔，他还是从《暴风雨》开始，重新进行他的翻译工作。只是由于在中美日报馆时工作繁忙，进度相对要慢一些。此外，他还在“孤岛”内的一些刊物上发表过一些诗文作品，体裁多样，主题也多为反对战争、谴责侵略者，以及对年轻人的期望等。其中也有一些翻译作品，现已发现的有发表在《红茶》杂志上的《如汤沃雪》《钟先生的报纸》，以及发表在《青年周报》上的《夜间的裁判》《一个教师所说的故事》和《士麦拿的女侠》等小说，主题也多为谴责日本和一切侵略者以及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等。
不幸再次降临到这位倔强的年轻人身上。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英美等同盟国进入战争状态，上海租界区的“孤岛”也就不复存在了。次日凌晨，荷枪实弹、亮着刺刀的日军，冲进中美日报馆，朱生豪与同人杂于排字工人中逃出。存放在办公室里的所有译稿和参考资料再次遭到厄运，已经交给世界书局的译稿也基本散失，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1942年5月1日，朱生豪和从四川返回不久的宋清如在上海举行了“简而又简”的婚礼后，就离开上海去江苏常熟宋清如的娘家暂住。1943年初，这对“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又一起回到嘉兴老家，在这里，朱生豪进行了他译莎征程中的最后拼搏，也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离开上海以后，朱生豪已经没有了其他工作的羁绊，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他看得比生命还重的翻译工作中去了。虽然还得第三次从头开始，但前面一些剧本都不是新译，剧本的内容已经烂熟于心，所以进展还是相当快的。估计在常熟的半年里，他已经补译完了“第一分册”中的全部喜剧作品，而且已经译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一部分悲剧。
经过这些年的折腾，虽然译稿一再被毁，毕竟有了不少经验的积累，译笔更成熟、更老练了。但是由于客观条件所限，遇到的困难还是很大的。宋清如曾回忆说：“那时他仅有的工具书，只是两本词典——牛津词典和英汉四用辞典。既无其他可以参考的书籍，更没有可以探讨质疑的师友。他所耗费的精力，确实难以想象。”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埋头伏案，握管不辍”，到1944年初，继《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已经译完了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汉姆莱脱》《李耳王》《奥瑟罗》和《麦克佩斯》以及《该撒遇弑记》《女王殉爱记》等三本罗马剧，还有《爱的徒劳》和《维洛那二士》等剧本。他估计，如果进展顺利没有意外的话，到年底就可以把全部莎剧译完，从而大功告成。其间，世界书局也开始为全集的出版做准备，着手对已经完成的译稿进行排版并由译者进行最终校对。由于朱生豪译事繁重，全部校对工作由宋清如代为进行。朱生豪还为全集撰写了《译者自序》《莎翁年谱》及各分册的《提要》等附件。
翻译成果与日俱增，可是由于超强度的脑力支出，又加上由于经济窘迫而得不到必要的营养补充，朱生豪的身体日见虚弱，终于病倒了。到1944年6月初，在译完英国历史剧《约翰王》《理查二世的悲剧》《亨利四世》前后篇以及《亨利五世》的前两幕之后，朱生豪不得不放下了他的笔。经检查，他得的是肺结核、肠结核、肋膜结核的并发症，鉴于处在日寇占领区的现实和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完全没有条件使用链霉素等对结核病比较有效的药物。拖到12月26日，朱生豪带着对娇妻稚子的不舍和未能最终译完全部莎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他临终前曾表示：“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朱生豪译出全部莎剧的宏愿虽然功亏一篑，但已经以他的生命之重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世界书局于1947年出版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1—3辑。分别为“喜剧”“悲剧”和“杂剧”，共收入朱生豪译的莎剧27部。原来计划作为第3辑的英国史剧因为还没有全部译出，所以暂时没有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4年以作家出版社的名称出版了包括全部31部朱译莎剧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在书的《出版说明》中表示，该戏剧集曾对译本“略作必要的修订”。20世纪6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了一批专家对朱译莎剧进行了全面“校订”并补译了朱生豪未及译出的6个剧本和莎士比亚的全部诗作，原计划在1964年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的时候推出《莎士比亚全集》，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全集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才问世，成为我国第一部外国作家的全集。1998年和2015年，译林出版社和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又对朱生豪的译作组织进行了新的校订和补译后，分别出版了新的《莎士比亚全集》。
朱生豪由于英年早逝，在翻译理论方面未能留下更多的论述。但在其《译者自序》中，他明确地表达了其翻译工作的宗旨：
“保持原作之神韵”“传达原文之意趣”，朱生豪是这样主张的，在翻译实践中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罗新璋先生1983年发表的论文《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指出，朱光潜提出的“神似”、傅雷提出的“传神”的翻译理论，是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的突破。这种“神似神韵之说二三十年代就有人提过，但影响不大，一方面可能是表述上不够有力……更重要的是，那时的翻译实践还没有提供足够的令人信服的实例”。罗先生认为“神似神韵之说”最“令人瞩目的范例，就是以全部生命，倾毕生精力翻译莎士比亚的朱生豪”。也就是说，朱生豪以自己的翻译实践，为在“信达雅”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神似神韵之说”的翻译理论做出了贡献。罗先生对朱生豪译文的评价是“朱生豪译笔流畅，文辞华赡，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说得十分中肯。朱生豪的译作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历史浪潮的淘洗后，还能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认可和喜爱，说明他翻译的宗旨和在这一宗旨主导下的翻译实践是成功的！
朱生豪以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在作为“代表性译文”收入本书的译作中，他所译的莎剧自然也理所当然是最主要的内容。本书在他译出的31个剧本中选入了《暴风雨》《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汉姆莱脱》及《理查二世的悲剧》等5个剧本。这些剧本在全部莎剧里面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是朱生豪较为钟情、倾注较多心力的作品，较能代表朱生豪的翻译成就。
《暴风雨》是朱生豪最为喜欢，也是最先开始着手翻译的莎剧。通过这个剧本，朱生豪和莎士比亚在精神上产生了超越时空的共鸣。朱生豪在他专为《暴风雨》一剧写的《译者题记》中写道：
本剧是莎翁晚期的作品，普通认为是他的最后一本剧作。以取材的神怪而论，很可和他早期的《仲夏夜之梦》相比。但《仲夏夜之梦》的特色是轻倩的抒情的狂想，而《暴风雨》则更深入一层。其中有的是对于人间的观照，象征的意味也格外浓厚而丰富；在艺术上更摆脱了句法音律的束缚，有一种老笔浑成的气调。或云普洛士丕罗是作者自身的象征，莎翁以普氏的脱离荒岛表示自己从写作生活退隐的决心。
《威尼斯商人》是为我国读者所熟知的莎翁喜剧的代表作，朱生豪在为1947年世界书局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写的《第一册提要》里说：
《威尼斯商人》……是莎氏第二期的作品，他在喜剧上的才能，在这时期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威尼斯商人》则是一本特出的杰作，在轻快明朗的喜剧节奏里，插入了犹太人夏洛克这一个悲剧的性格，格外加强了戏剧的效果。
朱生豪在翻译这个剧本的时候也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曾表示自己对这个剧本的翻译是相当满意的：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中，《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汉姆莱脱》是两个时期两种风格的代表作品，朱生豪译作中一些受到当代读者广为称颂的片段，如“生存还是毁灭……”“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等，多出于此。朱生豪在世界书局版全集的《第二册提要》中对这两个剧本做了这样的评述：
朱生豪对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十分看重。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曾说：
可惜朱生豪没有来得及把这些历史剧全部译完就离世了，在已译出的英国历史剧中，我们选入了其中的《理查二世的悲剧》一剧。这个剧本选取了理查二世这个早年也曾比较“贤明”而晚年变得“昏庸无道，祸国殃民”的昏君一生中最后三年的经历，记述了他最后众叛亲离、自取灭亡的经历。表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真理，台词中还有不少对英格兰及英伦诸岛的赞美，堪称英格兰民族爱国主义情怀的典型体现，对我们现今的社会生活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们希望，这5个剧本能作为朱生豪翻译作品的代表，体现出他从事翻译工作的基本宗旨、风格和文采。
当然，朱生豪的译作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正如他在《译者自序》中所说：“然才力所限，未能尽符理想；乡居僻陋，既无参考之书籍，又鲜质疑之师友。谬误之处，自知不免。”数百年前在世界另一个角落中的风俗人情，要这样一个“北没有过长江，南没有过钱塘江”的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完美地转达出来，原本就是难以承受之重，更何况是在那样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孤军奋斗，译作中的错漏之处确实客观存在。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朱译本中对原著有较多的删节之处，宋清如曾回忆说：“原文中也偶然有近似'插科打诨’或不甚雅驯之处，他往往大胆做出简略处理，认为不致影响原作主旨。”朱生豪当时对这种“不甚雅驯之处”所做的“简略处理”实际上也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中他所在的那个社会阶层的一种思维方式。删节原文部分内容的另一种情况是鉴于“既无参考之书籍，又鲜质疑之师友”的客观条件，一些在理解上确实难以把握的地方，也在“不致影响原作主旨”的前提下做了删节处理。
1949年以后出版的朱生豪译作，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和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几种《莎士比亚全集》，分别由方平、方重、吴兴华、辜正坤、裘克安、沈林、何其莘、陈才宇等优秀学者进行了精心校订，改正了原译作中的疏误之处，对许多文字表述做了改进，使更贴近当代汉语的表述习惯，特别是对原来删节的内容都进行了补译，使校订后的文本更完善，更适合于当代读者的阅读了；但本书作为翻译家的“代表性译文库”，还是考虑使用未经修订的朱生豪原译文。一方面这样能完全保持译者译作的原貌，而不因经过校订而介入其他译家的文风和见解（有些校改之处还是可以商榷的），另外也可以满足一些读者愿意包容原译作的缺疵而希望读到原汁原味朱译莎剧的愿望。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语言文字的使用也是在随之不断发展变化的。朱生豪所处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使用习惯到当代也已经有了不少改变。较明显的如当年的“哪”只用作语气助词，现在作疑问代词用的“哪”还没有从“那”字分化出来；又如“厉害”写作“利害”，“稀奇”写作“希奇”，“玩笑”写作“顽笑”，“那么”写作“那们”，等等。
还有许多表述，原先往往有两种甚至更多可以随意通用的写法，如“当作”和“当做”、“给予”和“给与”、“绝不”和“决不”、“驯服”和“驯伏”、“预先”和“豫先”、“身份”和“身分”、“年轻”和“年青”、“哎哟”和“嗳哟”、“叫花子”和“叫化子”，等等，虽然现在出于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需要，对这些表述都有了取舍，但在朱生豪的年代里，这些词语的使用还是十分随意的，因此在朱生豪的原译文中有许多在当时并不存在问题而与当今的“规范”要求不尽相符的用词。
另外，朱生豪原来翻译时使用的一些剧名、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现代通行的译法也有较大差异。
对上述词语和专有名词，考虑到原来的表述对当今读者的阅读理解并不会造成大的困难，但有助于读者更贴近那个时期的文化原貌，认识那一段离我们渐行渐远的历史，对于历史文献的存留更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对这些词语和专有名词基本上都保留了原貌。至于更换这些词语使其“当代化”的工作就留给“校订本”去做吧。
译作中还有一些现在已经很少见甚至并不使用的表述和用法，我们基本上都进行了查考，只要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用法就予以保留；如果完全没有记载的则估计是原来的笔误或排印错误，就做必要的调整。
在“原译本”中一些标点的用法和当代也有一定差异，因为现代汉语的标点是“五四”以后从西方引进的，民国时期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规范，特别是引进的西方标点中所没有的顿号，在刚开始使用的阶段随机性更大。朱生豪译的莎剧中，在人物台词中都没有使用顿号，即使是完全并列的人物或其他名词间，用的也都是逗号，所以我们也就保留了原貌；而原译文在非台词的说明性文字（如动作及背景的说明及表示多人同时说话时）中，在并列的成分（主要是人物）间则逗号和顿号都有使用，且无一定规律，只是在不同的剧本中有的用逗号多，有的用顿号多，这里我们做了一些调整，统一按照现在的规范用法使用顿号。
对于朱生豪的原译稿，我们使用的范本包括世界书局1947年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和朱生豪的翻译手稿。世界书局版全集的排印手稿上有编辑关于格式字号等方面的红色批注，未见对翻译的文字内容做的改动；但经比对，发现世界书局版全集和手稿上的文字或标点还是有少量不同之处。这应该是在由译者对校样进行最终校对时所做的改动。虽然最终校对系由宋清如代为进行，但应认为是得到朱生豪认可的，应该承认其为“原译稿”的内容。而且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两种文本中绝大多数的差异处（有较多是对于逗号、分号和句号使用的调整），都是世界书局版校对后的文本更周全更合理些，而在历史剧《理查二世的悲剧》中，因为当年未曾发排，故未经宋清如做最终校对，标点的使用就显得略为粗糙一些。这也可以说明宋清如在校对工作中的精心和尽心；在朱生豪翻译莎剧的业绩中，也有着宋清如的一份直接贡献。
近年来莎学界和翻译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翻译莎剧所使用的文体。因为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主要是用blank verse（素体诗）来表达的，那么如单从文体形式的对应性来说，自然以在译文中仍保留诗体为好。若能完美地做到这点当然是好事，但既要全面保留诗剧的形式，又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的韵味，还要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欣赏，适合中国舞台的演出和观众的接受，确实很难全面照顾到。实际上，即使用诗体翻译，用什么形式的诗体才能和莎士比亚以blank verse为主的诗体相对应，也是一个很难得出定论的问题。朱生豪经过反复斟酌，还是决定主要以散文体来进行翻译。其实朱生豪在诗歌上是有很深造诣的，即使在他散文体的译文中，诗的韵味也很浓，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李伟民教授认为：“朱生豪的诗人气质和他所具有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充分调动起莎剧汉语读者的审美感觉。莎士比亚的素体诗是五音步抑扬格，具有节奏感。朱生豪以散文译莎剧，诗意的审美超越了以诗体形式翻译的莎剧，虽然是散文形式，但读起来更有诗意感。”
原文中一些唱词等非blank verse的诗体段落（梁实秋称为“押韵的排偶体”），朱生豪仍是以诗体译出的，他在此更是发挥了驾驭文字的深厚功力，根据原诗的内容与表达的情绪，灵活地采用各种相应的体式，语气短促的可用四言诗经体，为抒发情感、烘托气氛可用骚体，内容多的可用古体诗的形式来翻译，也有许多以自由诗甚至民间小调的形式译的。这些译诗完全融入了汉文化的情趣之中，而没有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这都是要以深厚的国学功底为基础的。
为了反映朱生豪翻译的莎剧中诗体内容的面貌，我们在本书中还专门选入了其他剧本（在已经收入的5个剧本之外）中的一些代表性诗体译文片段，供读者欣赏。
除了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以外，朱生豪还写过许多其他诗文作品，也包括一些翻译作品。为全面反映朱生豪的翻译成果，我们在“代表性译文”中也收入了他莎剧以外的一些翻译作品。包括他发表在1932年和1933年《之江年刊》上的两首中译英的小诗和他1938年在上海“孤岛”时期发表的三篇翻译小说。
两首中译英小诗（和另一篇翻译小说，约翰·高尔斯华绥原作的《迷途的狗》）是现存朱生豪最早的翻译作品，可以说是他早期的习作吧。虽然篇幅较短，但可以说已经掌握了英诗的一些基本规律和表现手法，诗的韵味还是颇浓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罗益民教授对这两首诗评价说：
我们这次收入的短篇小说中，约翰·高尔斯华绥原作的《一个教师所说的故事》说的是一战期间，英国乡村一个16岁的少年出于盲目的激情，以虚报的年龄和一位要好的女同学登记结婚后参了军，在体验到战场的残酷并得知孩子即将出世的消息后逃跑回家。但不久就被逮捕并押回前线执行枪决。小说从一个女教师的角度描述了这一对少年男女的悲剧。小说《如汤沃雪》叙写了一个日本军曹按照他被发给的手册上的指示，到中国的乡村去做“开化”工作，结果却在村中父老坚持的传统文化面前碰得一败涂地，最终这位日本军曹也在村中隐居了下来，成了一个“空下来便读圣贤经典”的和平的乡人。小说含蓄地（因为处在日伪环伺的“孤岛”中）讽刺了日本侵略者关于“东亚共荣圈”的宣传。另外一篇《夜间的裁判》描写的是美国一群种族主义者以莫须有的罪名用私刑残杀一个19岁黑人少年的过程。这几篇小说，都有很明显的政治倾向性，那就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谴责战争的残酷和给人民带来的灾害，反对种族迫害，主张平等和人权。在几篇译作中可以看出，娴熟的文字技巧后面体现的是朱生豪所宣示的“屈原是，陶潜否”，不再“浅醉闲眠”，而要“矛鋋血染黄河碧”的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
朱生豪在他青春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撞击中选择了翻译莎士比亚剧作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并以此作为他报效祖国、回击侵略者的实际行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朱生豪以他32年的短暂生命，“替中国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正如苏福忠先生所说，朱生豪消耗了“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在我国翻译文学的园地里浇灌出了一株奇葩。同时也以他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拍案而起、横眉冷对侵略者的战斗精神，为后代建立了一座爱国主义的丰碑。希望这本“代表性译文库”的推出，能帮助读者全方位地了解朱生豪和他的翻译成就，更希望我们新一代的翻译工作者能继承前辈的优秀传统，以更丰硕的成果来为我们民族复兴的大业添砖加瓦。
朱尚刚
2019年2月于嘉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