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 特工好习惯数次保平安， 工资高一截和平演变成闹剧。
我父亲作为一名秘密战线的工作人员，后来虽然不担任秘密战线的特工人员。但是从此保留下很多良好的秘密战线工作人员的良好习惯。使得我父亲在后来的工作当中数次避免了一些可能导致的犯错，这一些秘密战线的习惯是什么呢？
【我父亲在南下解放军一野四梯队的照片】
第一， 就是从来不留任何任何信件，无论是公函还是私人之间的信件。所有的往来信件我父亲都是看了之后直接烧毁了。不是要专门这样做，而是一种习惯。文革当中我父亲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进入了牛棚。家里也数次被抄家，但是除了公开发行的资料书籍以外，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本来就没有。
第二， 在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不说话，慎言，这也是特工人员的基本要求之一。一九五七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斗争开始之前一些单位号召大家对本单位工作不足部分提意见。很多干部都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但是我父亲看了这一切之后，没有说什么。采取了慎言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习惯的使然。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当中，川鄂地质分局机关工程技术干部里面总工程师游德陪，工程师王光，杜宗梁，丁工程师，朱清泉工程师等人，被机关职工贴了很多大字报，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父亲在彭县铜矿的时候，就对知识分子干部比较重视。因此一些人对我父亲颇有意见，在开这一些所谓的右派的斗争会上，我父亲对这个斗争会有看法，而采取了回避不发言态度。我父亲心里倍儿清楚，如果他这次出来为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辩护，不等温江地委再发文，我父亲可能就要被打成右派了。
【我父亲担任安县县委书记的留影，前排左三为我父亲】
上次功亏一篑的教训，唤醒了以往秘密工作的经验本能，第二天我父亲就下基层直接到野外队去了，作为一贯的敢于发言的我父亲在这种政治高压的态势下面只能这样了。
有人对我父亲有意见，说我父亲过于重视知识分子，在1955年肃反运动当中，有调查人员发现在旧政权花名册中有304地质队职工顶职拿薪水，同时在国民党名册中间也有某人的名字。我父亲在晋绥边区作为中共秘密情报人员，在闫统区多年潜伏，见过不少此类的吃空饷的情况，以及一些阎锡山的党务机构，为了凑人数到处报一些花名册的情况。有很多都是一些十三、十四岁的小娃娃，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谋生，很多情况下都是自己的亲戚代为填报。一些13-14岁的小娃娃，属于未成年出现在敌伪档案里面，对这样的一些职工的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态度，一般予以本人年幼无知免于追究了结此案。整体来说，我父亲作为党委书记在彭县铜矿和重工业部304队期间，对于涉及职工人事的案件都是相当谨慎。
第三，
一九五九年庐山事件出现之后，省里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我父亲也去参加了。到会后首先每一个人发了一份彭总的意见书，会议主持人要大家看看这一份文件，然后可以说说自己的意见。我父亲没有发言，倒不是他有什么先知先觉的能力，而是作为一种习惯慎言。同时一般开会都是领导说得多，下面开会听讲，这一次怎么要我们坐在下面的先说了？我父亲觉得还是老习惯不说话。最后还是有两位干部发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个意见书写得还可以啊？至于结局那就是可想而知了。
一九五五年彭县铜矿正式改名为：《冶金工业部304地质勘探大队》，张超任队长，我父亲任党委书记。大概就在这一时期，冶金工业部304地质大队，再次发生坑道探矿瞎炮事故，这次事故造成304队作业组组长贾正方同志负重伤，按照惯例304队党委立即安排304队小车送贾正方同志送彭县医院抢救，白水河镇距离当时的彭县还有50公里，小车一路狂奔，经过医院的及时抢救保全了贾正方的生命。以后党委又多次安排贾正方同志到成都医疗眼伤。
这位贾正方同志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四川宝山集团董事长，宝山村党支部书记，四川共产党员的一面红旗，全国劳动模范。 2003年我父亲回到当年的彭县白水河镇，（这个时候已经改为彭州市龙门山镇）冶金工业部304队的旧址时候，见到了当年的职工、同事贾正方同志，两双大手静静地握在了一起。
一九五六年我父亲和张超同时调往重工业部川鄂地质分局，重工业部川鄂地质分局位于重庆市小龙坎，当时的编制是正厅级，我父亲是副局长，主管生产和安全。不当一把手我父亲觉得轻松多了，工作顺利，敢当配角。但是在地质勘探业务方面，副职其实活动的余地还是相当大。我父亲一年365天，基本上50%时间都在野外地质队不在机关，这一段时间我父亲经常出入云南、贵州、四川、湖北四省。
【我父亲在川鄂地质分局留影，前排左十是我父亲】
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开始了，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宣布，四川境内所有行业的地质勘探队伍要统一。这里面有煤炭地质、核工业地质、石油化工地质、冶金地质，全部归口到四川省地质局。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之下，冶金部和四川省委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冶金部川鄂地质分局采取一分为二的措施，通俗地说就是分家，50%的职工队伍到四川省地质局，我父亲带领2000余人的川鄂地质分局职工到四川省地质局，余下的职工由周永柏局长带领到宜昌，成立新的冶金部鄂西矿务局。
四川省地质局坐落在成都市人民北路，距离火车站不远，时任局长是李亚民。我父亲任四川省地质局副局长，同时还兼任核工业部四川铀矿地质大队党委书记。我父亲到任没有几天，就发现李亚民对他是相当的有意见，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工资比李亚民高出整整一个级别。我父亲的工资是冶金地质四级，工资190多元。超过了同期十三级地方干部工资不少。冶金部是国家的发展的重中之重，工资高出别的同级行业，与我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李局长对一个副局长的工资高出他整整一级，始终不能释怀。看来冶金地质和四川地质，两个是不能尿到一个壶里的。
1959年到1962年，四川遭受了众所周知的大灾荒。为了在受灾的重点县，帮助灾后恢复重建。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高规格派出一批厅局级干部，到以上的受灾严重的县担任县委书记。一九六三年年初，刚刚因为参加四川璧山救灾团住进医院的我父亲接到中共四川省委的调令，一切待遇不变，调动到中共新都县委第一书记，兼任新都县武装部政委。
当我父亲和李亚民局长告别时，李亚民局长问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送？当听说新都县委只有一个二吨半的卡车来接时说道：那怎么行？地质局副局长也是厅局级的干部，马上安排一个小车，李亚民局长这方面做得还是很到位的。就这样一辆嘎斯六九、一辆小货车晃晃悠悠地带着我们全家离开工作了五年的成都，经过石板滩到新都就任去了。
新都县是从温江地委的模范县新繁县划分出来的。受灾的现象在新都县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个别的地方还有当时四川浮肿病现象的发生。我父亲到新都县的工作，一切工作应该都是熟悉的，毕竟连这次都当过三次的县委书记了。十年没有回地方当一把手，要知道地方还是很厉害的。
第一：县委书记那吃饭有小灶的，我父亲在四川省地质局当副局长，从来都是在职工食堂里面自己打饭。到了新都县以后，县委机关里面的县委书记可以有小灶吃饭的。但是我父亲基本上都还是在县委食堂和大家一起自己打饭。
第二：住房，当时我父亲住在新都县委里面，县委有一所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的公馆，面临新都桂湖公园旁边，上下二层古色古香的。院子里面还有一个花园，花香叶绿。我父亲的三个小孩是另外住在县委机关的一个大杂院里面。
第三：一到新都武装部就要给我父亲配枪，我父亲想解放都多年了，还要枪支作甚？但是武装部政委都是这样按照规定办理的。给我父亲配备的枪支是一个美式卡宾枪，俗称八粒快，还有一把勃朗宁的手枪和一支五四式手枪。这一些枪支我父亲从来没有碰过，全部丢在家里的箱子里面。
第四：当时的新都县委有一辆美军的吉普车，时间太久远了，美军的吉普车到处都是毛病，远远比不上苏军的嘎斯六九。太巧的是县委开吉普车的楼师傅，居然是冶金部304地质队开车的师傅。
综上所述六十年代县委书记待遇也是不低的啊，地委呢？只能是有过之有无不及。所以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省里面的副厅长，赶不上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我父亲这个副厅级的县委书记，到了新都县以后，马上投入了当地的工作，艰苦奋斗，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调整、巩固、提高的方针。在上级党委、马成仁县长、以及新都县广大机关干部群众的共同奋斗下，当年新都县的工作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63年农业生产大丰收，粮食紧张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市面上的物质也是日益丰富，人们的生活也回到了58年以前的状态。
【我父亲54年在野外地质的照片】
我父亲到新都县委工作以后，大力促进机关的工作作风，要求机关干部要下基层，机关干部要参加劳动。机关食堂每周要搞一次大扫除，我父亲本人亲自参加。我父亲的工作作风受到了新都县委机关干部的一致好评。
我父亲在新都县委任上正在大干快上的时候，却被领导干部一个人盯上了，这个领导不是别人，就在我父亲在彭县铜矿担任党委书记期间的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
一九六三年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在会上发言称：现在干部队伍和平演变的趋势日益严重，中共新都县委第一书记晋岳就是一个典型：和平演变的要点是：
1、从成都搬家到新都县大车小车浩浩荡荡；
2、占据国家财产公物有大床，大桌和椅子；
3、在璧山救灾期间搞单干，后果严重；
4、目无领导，地委张书记的电话多次不接；
5、在机械厅工作期间，多吃多占；（我父亲一直在省地质局）
6、在新都县委伙食团多吃多占；
我父亲当时因为有事情，没有出席这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听了宋文斌的发言以后，当即插话道：宋书记，你说的晋岳这个干部，在我的印象当中是很朴素的，可能是受到工业部门大手大脚的影响等原因。晋岳有一定的业务能力，既然你那里不行，就回省地质局去好了。
【我父亲在金堂县委担任县委书记的留影，前排右四是我父亲】
宋文斌书记听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一番插话并定性，立马就一声不吭了。我父亲都不知道他这个小小的省地质局副局长，怎么被李井泉记得了？应当还是在1950年，在国民党师302叛变，土匪窜入安县县城，中共川西区委火速派我父亲前往安县就任县委书记的事情，再就是在晋绥分局时期，因为我父亲在中共沿黄河工委秘密战线的杰出表现。李井泉作为晋绥分局第一书记主管情报工作而知晓的，如果不是李井泉当时的几句话，还不知道要搞出什么更大的幺蛾子。
我父亲都成了和平演变的对象了，估计起因大概就是1954年我父亲申请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事情。当时地委发了文件，称彭县铜矿党委书记晋岳骄傲自大。因为当时我父亲干部关系已经转到了冶金部。所以这一事情就不了了之。
我父亲1983年退休以后，旧地重游来到了新都县，当时的新都县委办公室主任，司务长，通讯员跟我父亲说，地委派调查组来新都调查我父亲在新都县委机关多吃多占的问题，要他们写材料。结果他们全部实事求是写：我父亲在新都县委机关的时候，不仅没有多吃多占，反而是本人和家属都在机关食堂自己买饭。调查组看了这一些证明材料，满脸不高兴，甩起袖子走了。
【我父亲五十年后和当年304地质大队同事贾正方书记合影】
回到新都县委我父亲仔细考虑一翻以后，决定得到风就转篷，也跟宋书记做了一番深刻的检讨，而后温江地委以有关晋岳同志和平演变的事情，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一纸公文发往四川省委组织部、四川省委工交部了结。当时的四川省委组织部金石部长，见了这一公文，表示十分惊讶，颇有不平地摇摇头对我父亲说：这个宋文斌？好了，遵照李政委的指示你可以回省地质局工作。
这个时候李亚民局长已经调离省地质局，到西安地质研究所任党委书记。不过我父亲对四川省地质局再也没有兴趣了，我父亲又不是没有单位接收。又不是不懂业务就是靠混日子过日子的。靠整人过日子的人？利用这个机会，我父亲自己请假到了北京，见到了冶金部地质局朱国平局长，表达了我父亲想回冶金工业部的愿望。二天以后朱国平局长见我父亲时候说：吕东部长同意你回到冶金部工作，二个地方由你选择：
第一是：天津地质研究所任党委书记；
第二就是宜昌，冶金部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任经理和党委副书记；
两个都是单位一把手。想想自己还年轻，还想干一番事情，我父亲选择后者。
付记： 离开四川
【右三为我父亲，在调离的时候在四川省地质大院拍摄】
我父亲是一九四九年南下到四川的，在四川工作的时间已经有十五年了，期间参加过解放军成都入城仪式，在安县、金堂县担任过县委书记，在重工业部彭县铜矿、冶金工业部304地质大队担任党委书记，在冶金工业部地质局川鄂分局担任副局长，在四川省地质局任副局长，再回到新都县委担任县委第一书记。仅仅是县委书记一职，我父亲就在四川三个县待过，因为工作性质我父亲跑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
一个人一生有几个十五年？所以我父亲对四川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我父亲的很多战友、同事多在四川成都工作，贾生彩是四川省民委主任，曹廷明是四川省总工会主席，刘世静是地质局的组织部长，王三武是省劳改局副局长、辛文是四川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等。应该说我父亲的基本面和基础都在四川成都，关系网络也在成都，成都天气温和，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离开成都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父亲在四川碰到的一些事情，估计和我父亲的工资比较高有关系，因为在冶金部工作的关系，我父亲的工资比同级别的甚至高级别的领导干部还要高，现在工资不算一个事情。但在当时工资就是一个很显眼的问题，李亚民局长就看不惯我父亲这个副局长比他工资高，宋文斌书记估计也是看不惯我父亲这个县委书记级别的工资比他地委书记还要高。所以整一些事情来，工资高都是当时国家规定冶金部的工资高，与我父亲本人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当省委组织部金石部长，安排我父亲回四川省地质局的时候，走回头路，我父亲已经没有半点的兴趣了。
【李井泉（1909年（己酉年）11月1日—1989年（己巳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川西区委第一书记、川西军区政委兼行署主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西南协作区主任委员等职。1958年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是中共八、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十二届中顾委常委，1989年4月在北京病逝。】
（宋文斌，山西柳林人，解放后任温江地区专员，地委书记，西南局农业局局长，绵阳地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
（贺峰威，冶金部川鄂地质分局党委书记，后任重庆市渝中区党委书记）
（李亚民，时任四川省地质局局长，63年调离四川省地质局，后任西安地质研究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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