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小说《金瓶梅》问世以后，人们毁誉不一 。
袁宏道、沈德符等虽早就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外典”“逸典”，一时“声誉颇盛”。后来还有人把它和《水浒传》《西游记》共称“三大奇书”。
但长期以来却有不少人因作品对淫乱生活暴露描写较多，往往斥之为“淫书”，持一笔抹煞、一概否定的态度。
鲁迅很不费成对这部作品的种种简单化评价，认为它“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
鲁迅关于《金瓶梅》的评论，其立场、观点、方法与评论原则，很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鲁迅对这一小说的成败得失所作的具体评析，对于改进我们当前的文艺评论工作，提高文艺批评的质量，颇有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小说史略》
于悲欢、风流事中，写炎凉世态
小说《金瓶梅》所表现的确实是一些悲欢、风流的事迹。
在明代“神魔小说盛行时”，它“不甚言灵怪”，却尽情展示了“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异文“突起”。
判定小说选取表现这一特定题材的是非成败，在鲁迅看来，应当具体考察作者如何展示笔下的这些人物与事件。
鲁迅认为，
“《金瓶梅》全书假《水浒传》之西门庆为线索，谓庆号四泉，清河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有一妻三妾，又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结为十弟兄，复悦潘金莲，酖其夫武大，纳以为妾，武松来报仇，寻之不获，误杀李外傅，刺配孟州。
而西门庆故无恙，于是日益放恣，通金莲婢春梅，复私李瓶儿，亦纳为妾，'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已而李瓶儿生子，庆则因赂蔡京得金吾卫副千户，乃愈肆，求药纵欲受赇枉法无不为”[1]。
鲁迅言简意赅的论述表明，小说《金瓶梅》虽然并非纯客观地展览些淫乱的事实，而是通过“终日闲游浪荡”者勾引有夫之妇，为非作歹，“酖其夫”，却“故无恙”“日益放怒”，“受赇枉法无不为”的披露，揭示其背后的深刻社会根源。
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小说里西门庆这一浪荡者之所以能如此“日益放恣”，却明白地是由于获得了一具“金吾卫副千户”的护身符。
倘再究其缘由，乃是“因赂蔡京”，同当朝统治集团头目肮脏勾结的结果。
所以鲁迅明确表示，“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而应当看到小说于悲欢、风流事中，所揭示、鞭挞的种种腐败、丑恶的社会现象，归根结蒂针贬了促使浪荡者“日益放恣”“受赇枉法无不为”的罪恶社会与炎凉世态。
正由于小说作者难能可贵地通过“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描摹世态，见其炎凉”，
因而鲁迅把《金瓶梅》称之为“人情小说”，并认为“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
鲁迅还明白表示，“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爱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
如今在评析这部小说的成败得失时，就不能仅仅因为作品“间杂猥词”，即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略其他文，专注此点，谓之'淫书’”，更不能以封建卫道者眼光，来看待小说所表现的这一切。
在鲁迅写作有关评论的年代，不仅斥骂《金瓶梅》为“淫书”者大有人在，甚至连表现男女间爱情生活的诗篇，如汪静之的《蕙的风》等等，也被一些持“男女授受不亲”观点的道学先生们大加排斥。
鲁迅将这类论者称之为“'含泪’的批评家”。
在鲁迅看来，对于男女之间的有关生活内容，确实存在作者在表现分寸与情趣态度方面的正确处置问题，但也有读者正确看待有关表现的鉴赏眼光与阅读态度问题。
否则即使抱“男女授受不亲”的纯道学态度写出来的作品，在内心“不净”者眼里也会看“歪”，从中得出“不净”的结论来。
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亲’，后来也就会'瞟’，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也即等于《金瓶梅》了，又何有于《蕙的风》?”[2]
《热风》
凡所形容，变幻之情，随在显见
在鲁迅看来，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
脱离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无法正确理解与判断特定时代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是否真实，是否深刻，以及所展现的独到与种种缺憾、不足之处。
就拿我国戏剧舞台上经常出现的二丑（俗称“二花脸”）一类角色来说，便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这一类人物经过长期观察，予以艺术地集中、概括，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果。
鲁迅说得好，“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这种人“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迷，但依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倘就事论事地看待这类角色，充其量只觉得可耻、可卑又可笑罢了。
但若联系长期以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况，便可进一步发觉这类角色所体现的社会世态，实在十分真实、深刻、入木三分。
鲁迅说，“这最末的一手”，正是“二丑的特色”所在。
因为“他明知道自已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由于这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颇有代表意义，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对其“看透了”，从而“提出精华来”，在“戏台上出现”以后，便能帮助更多的观众认识有关生活现象，“看透”有关人物的言行。
鲁迅说:“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3]。
《金瓶梅》作为小说的艺术成败也有类似的情况。
就从西门庆一类角色的淫乱来讲，孤立看来似乎十分奇特，但正如鲁迅所着重指出的，这类现象“在当时，实亦时尚”。
不仅最高统治者荒淫无度，而且“颓风渐及士流”。不少“方士”竟因向皇上进献“秋石方”之类荒唐淫乱的一套，而当上了大官。
“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于是“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
其结果，“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
鲁迅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出发，肯定了《金瓶梅》关于“描摹世态，见其炎凉”的成就，肯定了小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伙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他以小说第二十八回关于潘金莲为了来旺媳妇的一只鞋，在西门庆面前争风吃醋的描写作例，让人们具体看到这个淫荡妇自身行径可耻，却口口声声俨然以“淫妇”“贼淫妇”骂人，以及声色俱厉地指斥西门庆，西门庆又如何强笑搪塞等等，生动展示了作品“刻露而尽相”“幽伙而含讥”的艺术成就所在。
由于小说并非以表现淫乱劣迹为其最终目的，而注意通过人物丑恶言行的披露，鞭挞种种世态，表现出“亦斥时事”的可贵倾向，因而一些后起“学步者”便无法将其续作以及种种仿效之作与它同日而语。
比如《铁花仙史》，“文笔拙涩，事状纷繁”便是一例。
“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而已。其尤下者则意欲蹀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
唯有《金瓶梅》，由于能“描摹世态，见其炎凉”，“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因而达到了“同时说部，无以上之”的要求。
尽管不少人斥之为“淫书”，封建统治者们更屡以“禁书”查抄，仍无法阻止其在读者中长期流传。
《淮风月谈》
著此一家，痛斥搢绅，骂尽诸色
坚持现实主义原则评析作家作品，并非仅仅着眼于文艺所反映的生活依据，仅仅要求作家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现象如实反映到文艺作品之中，而更重要的则在强调文艺的真实性的同时，依据典型化原则衡量作品的是非得失。
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复杂的，作为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决不应包罗万象，事无巨细地将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反映到具体的文艺作品之中，而只可能选取某些局部的个别的生活现象，力图反映出生活的一般的面貌，反映出有关现象的社会本质。
这就要求作者善于通过个别反映一般，从实际生活出发，了解与熟悉各种人与事，从中“提出精华来”，以便让人们“很明白的知道社会上的一部分现象”[4]。
在鲁迅看来，掌握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原则的作家艺术家，既懂得“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5]的道理，
又深知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所有人与事都能成为文艺的描写对象，还得镇密考虑某种人是否具有“代表一种人物的资格”[6]。
因而有成就的作家总是能善于选取富于代表意义的表现对象，集中地概括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
既能将生活中的“一面的实情，记叙出来”，“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教训”[7]；
又可以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的情况下，使人们“象是遇见了有些熟识的人物”[8]，使人们感到“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9]。
鲁迅认为《金瓶梅》的成就正是这样，它是“借《水浒传》中之西门庆做主人，写他一家的事迹”，并通过这“一家”，较深刻地反映了一定社会现象的本质，展示了特定时代某一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生活真实，
因而其社会内涵远非仅仅局限于一家一户、某人某事的范围，而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
“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则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孤立看来，《金瓶梅》仅仅写了西门庆“一家的事迹”，就西门庆而言，其生活原型在“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的情况下，很可能是小说“作者的仇家”。
但倘将作品人物的所作所为，置于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下，便可看出其广泛的代表意义。
前面已经提及作品成书年代荒淫迷乱“实亦时尚”的一般情况，对照《金瓶梅》所写，分明可见其时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生活的某一缩影、某一侧面。
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成化时，方士李政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
“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
这些都是当时“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的著名事例。明白了小说所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便不难理解作品“间杂猥词”“时涉隐曲”的现实依据与原委所在。
作为小说人物的西门庆，从蔡京暗指严嵩（分宜）、林灵素影射陶仲文的情况看来。
“自当别有主名”。
但正如鲁迅所着重指出的。在小说第一回里之所以强调描写“有一处人家，先前怎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内中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好卖俏的，起先好不妖烧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空房”。
实在有其典型化泛指的深意。
鲁迅所说的“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这短短九个字，确实概括了小说的突出的现实主义成就所在。
毋肃讳言，小说《金瓶梅》确有“间杂猥词”之处，在读者中容易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甚至也会有部分情趣不够健康的读者专抱不良动机去欣赏作品的有关笔墨。
鲁迅一向认为，对于这类作品需要评论者加以正确的引导。
比如明清以来的某些小品文，鲁迅就曾指出其中虽有“夹着感愤”的，但也有“满纸空言，甚而至于胡说八道”的，“这一层，却要读者有选择的眼光，也希望识者给相当的指点。”[10]
就以优秀小说《红楼梦》来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确定了的，然而竟也有那么一些读者“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11]。
作为革命文艺批评工作者有责任帮助读者提高对有关文艺现象的鉴别欣赏能力，不能一味“听大众的自然”，“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12]，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
但也不能“因为虎狼可怕”，让青年们“连用铁栅围起来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13]，一味用禁止的办法阻碍人们去接触某些可能有消极影响的作品。
对于《金瓶梅》这类既有一定艺术成就，又有严重缺失的作品，重要的是给予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历史评价。
鲁迅关于小说《金瓶梅》的评论，正是让人们全面了解作品通过“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来“描摹世态，见其炎凉”
以及“著此一家，即骂诸色”的旨意与成就所在，并将作品人物言行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让人们了解作品有关生活内容所属的腐朽阶级本质，使广大读者对其现实主义成就及其消极因素有正确的认识。
这种评论对当时乃至如今的读者无疑有很大的教益。
《且介亭杂文二集》
用山东方言写对话，非王世贞能为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何真名，一直众说纷纭。
小说原署“兰陵笑笑生”所作，“兰陵”在国内也有两处。一在如今的山东峄县，一为江苏的武进。
明人沈德符在《野获编》中曾认为它是“嘉靖间大名士”所作，后来便有“太仓王世贞，或云其门人”执笔的说法，还有人进一步说什么“世贞造作此书，乃置毒于纸，以杀其仇严世藩”。对此，鲁迅也曾引起注视，
“有人说:这是王世贞为父报仇而做的，因为他的父亲王忬为严嵩所害。而严嵩之子世藩又势盛一时，凡有不利于严嵩的奏章，无不受其压抑，不使上闻。
王世贞探得世藩爱看小说，便作了这部书，使他得沉湎其中，无暇他顾，而参严嵩的奏章，得以上去了”。
鲁迅认为
“这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辞，不足信据。《金瓶梅》的文章做得尚好，而王世贞在当时最有文名，所以世人遂把作者之名嫁给他了。后人之主张此说，并且以'苦孝说’冠其首，也无非是想减轻社会上的攻击的手段，并不是确有什么王世贞所作的凭据”。
鲁迅之所以认为作者系王世贞的以上说法“不足信据”，是“一种推测之辞”，并非一概否定小说作者有“置毒于纸，以杀其仇”的可能。
在鲁迅看来，“明人小说之讲秽行者”，确实也有“借文字来报夙仇”的情况。
鲁迅自己便曾肯定“这部《金瓶梅》中所说的西门庆，是一个绅士，大约也不外作者的仇家”，但一定要说这便是当时“最有文名”的王世贞，却认为缺乏确凿的“凭据”。
这里，既反映了鲁迅从事评论、研究工作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也包含了对“文章做得尚好”的《金瓶美》非“最有文名”的作者不能执笔的重要见解。
后来，鲁迅还从小说人物语言的实际驾驭情况，进一步重申了并非江苏入王世贞所能胜任的看法。
一九三五年六月，他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就曾这样明白表示：
“《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14]。
仅此一点，也足以看出鲁迅不为前人成见所囿，摒弃人云亦云做法，对于评论对象注重可靠论据，坚持独立思考的可取态度。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金瓶梅词话》
注: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鲁迅原话，均引自此篇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
[2]鲁迅：《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3]鲁迅：《准风月谈·二丑艺术》。
[4]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5]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6]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7]鲁迅：《致王志之[1933.6.26]》。
[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
[9]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死魂灵百图>小引》。
[10]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
[1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
[12]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十一]》。
[13]鲁迅：《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
[14]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
本文原刊于《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第4期。后收录在《<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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