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一个傍晚，时年30多岁的中宣部科长突然接到了“毛主席让他去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的通知。
这个年轻人进入食堂后，才发现，原来毛主席还宴请了一名美国记者。毛主席见到他后，高兴地说道：“今天也顺便请你。”
谈话开始后，毛主席先和美国记者寒暄了几句，大概介绍了一下延安的情况后。便跟这个年轻人交流了起来。
当毛主席听到他曾在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时，眼睛一瞬间亮了起来。随后，两人谈话的重心便转向了中国古代哲学。共同的话题让两人越谈越兴奋，甚至把外国客人晾在了一边。
毛主席怎么会请一个年轻人吃饭呢？甚至还为了他将美国客人晾在了一边？这个年轻人又是谁呢？
原来，这个被毛主席请吃饭的年轻人叫陈伯达。之所以出现上面这样一幕，是因为这一天白天的时候，陈伯达说的一番话意外得到了毛主席的注意。
陈伯达究竟说了些什么竟然能引起学识渊博的毛主席的特别关注呢？这次谈话结束后，又对陈伯达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1927年之前，陈伯达始终在辛苦地辗转追求着自己的文学梦。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文学领域的朋友，还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成为了笔友。
为了提高学识，陈伯达又曾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这所大学里汇集了瞿秋白、邓中夏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陈伯达也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理论。
不过，这个时期的陈伯达在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上还是很模糊的。从当时他曾写过的一段话中便能窥见一斑：
“我确信现在的中国，要谈主义，还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道救急的良符，足以为我们努力国民革命者的共同目标。”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张贞向何应钦举荐陈伯达，让他担任军事干部学校的政治教官，军衔是少校。这一年，陈伯达23岁。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陈伯达对国民党官场的勾心斗角十分失望，他拒绝了这一大好前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挥下屠刀，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陈伯达也成为了国民党追杀名单上的一人。
4月下旬，陈伯达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回忆起入党时的经历时，陈伯达后来曾说：
“我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屠杀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的共产党队伍中，就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
1927年至1930年，陈伯达被安排到苏联学习，期间，他认真研读马列经典理论。回国后，陈伯达又进入了北平文化界，他写的《论中国启蒙思想家——谭嗣同》出版后，引起了中国大学吴承仕的关注，吴承仕曾向他约稿，后来还推荐他到中国大学任教。
不过，这样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由于局势动荡和陈伯达在党内工作的变化，1937年9月，陈伯达奉命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927年以前，陈伯达已经拥有了良好的文学底蕴。1927年至1930年，他又在苏联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中国大学教书期间，他在中国古代哲学方面的认识又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在这些理论知识的加持下，陈伯达在到达延安后不久，便被冠上了“理论家”的称号，甚至还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一步步走到毛主席身边。
刚刚来到延安的陈伯达，被安排到了陕北公学教书。但他浓重的闽南方言让学生很难听懂，讲课时，他需要将重要的话写在黑板上。因此，陈伯达的课也被学员们戏称为“写课”。
不久后，马列学院成立，张闻天任院长。由于在苏联留学时便已经认识了陈伯达，并知道他对马列理论颇有研究。于是，张闻天便将陈伯达调到了马列学院任教，除了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外，他还教历史、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
不过，陈伯达的方言问题依然是个麻烦。为了方便上课，陈伯达上课时，居然会带一名“翻译”，专门翻译他的闽南话。从这个奇怪的现象中我们也能看出当时的陈伯达已经具有了较高的理论水平。
1936年5月起，毛主席开始向哲学领域发起攻势，在他的影响下，全党开始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在这一大背景下，具备较高理论水平的陈伯达迎来了崛起的机遇。
1938年的一个夏天，毛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参加在马列学院举办的孙中山思想讨论会。会上，在关于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这一话题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还有说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一时间，争论地不可开交。
毛主席则静静地听着。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发言了，为了能够让大家听清楚自己的观点，他专门放慢语速说道：“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陈伯达在这番发言中体现出的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与毛主席自己的想法更接近。毛主席看着陈伯达，低头小声问身边的秘书：“这个人是谁？”
秘书回答道：“他叫陈伯达。”
会后，毛主席还和陈伯达进行了深入交流，这次交流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天会议结束后的傍晚，毛主席专门在食堂请他和一位美国记者吃饭，这次谈话成为了陈伯达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此后，在毛主席的提议下，陈伯达开始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毛主席几乎场场不落。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的名声越来越大。当时，任何一个人被问到毛主席窑洞的座上客有谁时，大家的答案就像商量好一般，只有一个，那就是陈伯达。
总体上讲，虽然陈伯达在延安的政治地位不是很高，但他的威信却远远高于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这一点，跟毛主席的赏识有很大的关系。
在与毛主席的频繁交流中，陈伯达研究的劲头更足了。1938年这一年，他先后发表了8篇论文，其中7篇都很有分量，引起了不少的关注。而毛主席不仅篇篇都看，甚至还会写信提出修改意见。一向写信很短的毛主席，在给陈伯达的信中，却写了好几页纸的意见。足以看出毛主席对陈伯达的重视。
1939年春，张闻天找到陈伯达，对他说道：“毛主席打算调你到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工作。”
陈伯达欣然同意。从此，陈伯达成为了毛主席的秘书，一直跟随在他左右，直到1970年，长达31年。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搬进北平。陈伯达自然也跟随毛主席进入了北平。
进入北平后，毛主席变得更忙，身为秘书的陈伯达同样也很忙，除了要筹备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工作外，他还要参加一些其他的活动。
除了参加活动外，最耗费陈伯达心力的当数马列学院。马列学院的校长是刘少奇，陈伯达担任副院长。不过，由于刘少奇需要处理的事务还有很多。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列学院的工作实际上是由陈伯达负责的。为了更好地管理学院事务，陈伯达住进了北平西北郊颐和园附近的马列学院。
虽然处理学院事务变得更加方便了，但陈伯达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即毛主席的秘书。而毛主席住进中南海后，有事要找陈伯达时，需要给他打电话通知他来。陈伯达从接到电话到坐车赶往中南海，最快也需要半个多小时。
毛主席见状，对他说道：“你也搬到中南海住吧。”
就这样，陈伯达被安排住进中南海乙区，从乙区到毛主席所住的甲区，需要有通行证才能进入。不过，陈伯达却有特殊通行卡。无论何时，只要毛主席来电，他都可以轻松前往毛主席的住所，走路只需要十几分钟，与住在马列学院相比方便了不少。
虽然陈伯达一直深受毛主席信赖和重用，但他也曾受到过毛主席严肃的批评。
1949年12月，毛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此行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获得苏联对中国的物资援助。陈伯达随行。
这次选择陈伯达一同访苏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首先，陈伯达担任毛主席秘书已经有十年之久，工作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其次，陈伯达曾在苏联留学，精通俄语，对苏联也很熟悉；最后，让陈伯达随行也算是圆了此前的一个遗憾。中央机关还在阜平的时候，毛主席也曾想过让陈伯达到苏联，不过，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最终未能成行。
陈伯达此次的苏联之行，排在毛主席和驻苏大使王稼祥之后，这一点，让他十分兴奋。
12月16日，毛主席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顺利抵达莫斯科，为了欢迎中国代表团，苏联方面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当时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都亲自来到车站欢迎毛主席等人的到来。
下车后，陈伯达跟在毛主席身后，第一次见识到了苏联隆重的欢迎仪式。不过，由于当时毛主席身体有些不适，苏联方面又专门压缩了欢迎仪式。这一点，也让陈伯达感到十分遗憾。
一天，毛主席去会见斯大林，陈伯达则以教授学者的身份同行。谈话期间，话题突然提到了蒋介石，斯大林似乎是想起些什么，他突然对着一旁的陈伯达说道：“陈教授，我曾经还读过你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呢。”
原本在一旁静静聆听两位领袖谈话的陈伯达，突然听到斯大林主动跟自己说话，还称看过自己写的文章。陈伯达当即露出笑容，十分高兴地跟斯大林聊了起来。
而正在兴头上的斯大林更是举起酒杯，快步走到陈伯达跟前，高兴地说道：“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斯大林的举动令陈伯达受宠若惊，他也举起酒杯，有些忘乎所以地说道：“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于是，本来是毛主席和斯大林的交流，悄然间却变成了陈伯达、斯大林的谈话。谈话结束后，陈伯达还沉浸在自己大出风头的兴奋中。但他却忘记了自己的职责，身为秘书，在两国最高领袖之间的会谈上“越位”，显然是不合适的。
当晚，毛主席便十分严肃地批评了陈伯达：“你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是代表党和国家来的，你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是政治、外交场合。”
毛主席的批评像一盆凉水泼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转身回到了房间里。两个小时后，毛主席叫来身边的卫士李家骥，交代道：“你去看看陈伯达现在在干什么？”
李家骥悄悄地来到陈伯达房间门口，透过门缝向里面看去，只见陈伯达正一边吃饼干一边哭。
李家骥随即来到主席身边，汇报道：“主席，伯达同志正在哭。”担心毛主席不高兴，他专门隐瞒了陈伯达还在吃饼干的事实。
“也好，让他找找教训，长长见识。”毛主席说道。
李家骥汇报完情况后，便从毛主席房间退了出来。转身，他又进入了叶子龙房间里，将情况跟他说了一遍。叶子龙听罢，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嘴里不停地说着：“这个伯达真有意思……”
第二天，毛主席便下了一道命令：“下一次会谈，陈伯达就不参加了。”果然，在以后召开的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上，再也没见过陈伯达的身影了。
不过，更奇怪的是，中国代表团驻地都再也没见到过陈伯达了，他就像没来过一样，“失踪”了许久。
后来，叶子龙带着李家骥在代表团驻地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了许久，但还是没有任何踪影。最后，他们向门卫打听后，才知道，原来，陈伯达因为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感觉失了面子，自己偷偷搬到大使馆住去了。
叶子龙将陈伯达的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当即生气地质问道：“他是我的秘书，他的工作在这里。搬走了，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毛主席叹了口气后，指示叶子龙去将陈伯达叫回来。
就这样，陈伯达又回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在被问到为何去大使馆住时，他不敢说自己是赌气，便找了一个借口说道：“我儿子陈晓达在苏联学习，我想到大使馆跟他一起住几天。”
“那你为什么不等我同意就搬走了？你的工作岗位到底是在哪里？”毛主席生气地问道。
见毛主席罕见发怒，陈伯达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急忙承认错误，并做了检讨，这件事才得以结束。
不过，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陈伯达本人投机的性格开始变得越发明显。为了保住自己“首席理论家”的地位，他开始“摸主席态度”，并发表了许多明显针对某一位领导人的言论。此后，他在投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陈伯达走向了深渊。
1970年9月6日，中央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他一到北京就被软禁了起来，失去了人身自由。
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在北京病逝，终年85岁。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只有新华社向外界发出的一则共53个字的简短电讯：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曾经辉煌一时的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文字理发匠”最终走向了落寞，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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