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54年的“批俞评红”
——俞平伯与胡适的关系
作者|欧阳健
一
聂绀弩的《论钗黛合一的思想根源》，从学术角度将矛头直指胡适：
胡适的《西游记考证》，说孙悟空故事是从印度哈奴曼故事来的，因为哈奴曼也是猴子，也有钻到别人肚子里去之类的神通。胡适的追随者则说墨子是印度人（一说阿剌伯人），“墨翟”是“黑色的夷狄”的意思，墨子思想就是印度思想。又《天问》是从印度的什么诗翻过来的。而小说中的“梅岭失妻”型故事也是从印度来的，引伸到《琵琶记》之类，凡是其中有一夫一妻中途失散或其他变化终于团圆的故事，都是从印度来的。胡适曾以“考证”方法断定屈原这个人是没有的。胡适的追随者则断定“禹是一条虫”。又说李白是胡人，最可靠的证据是他的儿子的名字是胡语。不是说，中印两国不是很早就有文化交流，文学故事里的某些筋节，不可能受到外来影响，大禹、屈原的在历史上的存在绝对不许怀疑，但胡适派的“考证”绝大部分甚至可以说完全是捕风捉影。把那些捕风捉影之谈综合起来，就可看出一件极明显的事，胡适派所着眼的，所津津乐道的：一、某些人或思想或作品是外来的；二、历史上的某些人物，如果不能证明他是外来的，就是根本不会存在的；三、某些无法说是外来的又不能否认其作者的存在的作品，如《红楼梦》，就抽掉它的现实内容。胡适派的“考证”，就是要否定中国历史上有如此众多的伟大和优秀的人物，否定历史上的中国人民的文化业绩，教中国人民相信自己是没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我们的祖先是没有创造能力的，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没有内容的。这就会削弱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和自信，为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在思想上扫清道路。
聂绀弩落拓不羁，我行我素，冯雪峰说他“桀骜不驯”，他说自己是“既不能令，也不受命”。他当年对胡适派的评价，能说是违心之论吗？
二
轰轰烈烈的“批俞评红”，并没有取得真正胜利，根源在于学术，源于“冲击者”对俞平伯与胡适关系的错判。他们没有意识到“新红学”内部的磨合、重构和反省，没有意识到维系“新红学”的支柱原本是不坚牢的。李、蓝虽然承认：“俞平伯先生对于旧红学家和近些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学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自然都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了解对于“新红学”的质疑，首先来自其开山祖师之一的俞平伯。“批俞评红”的战略失误，就是将俞平伯错判为胡适的“代理人”。
早在1921年5月30日，俞平伯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
我的意思，是：假如陆续发见雪芹底生活人品大不类乎宝玉，我们与其假定《红楼梦》非作者自寓身世，不如说《红楼梦》底真作者非曹雪芹。因为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若并此点而不承认，请问《红楼梦》如何读法？但雪芹与宝玉底性格，如尚有可以符合之处，那自然不成问题，我们也可以逃这难关了！我揣想如真作者隐去姓名，所谓“真事隐”；而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皆是假托的。
此时的俞平伯虽然还是“自叙传”的信奉者，却不是“曹雪芹自叙传”的信奉者。因为人们对曹雪芹并不了解，无法证明曹雪芹与宝玉即是一人，假如没有“别书可以确证《红楼梦》是曹雪芹作的”，或者日后发现的材料表明曹雪芹与宝玉的性格不合，那他宁愿不承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真作者。
1921年9月24日，他在《〈红楼梦讨论集〉序》中说：“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以小说为名，作传记其实；悬牛头，市马脯，既违文例，事又甚难，且亦无所取也。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
1925年1月，俞平伯就写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说：“《红楼梦辨》待修正的地方很多，此篇拣最重要的一点先说罢。……究竟最先要修正的是什么呢？我说，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这实是近来研究此书的中心观念，说要贸贸然修正它，颇类似'索隐之学’要复活了，有点儿骇人听闻。”俞平伯为什么要修正这个“中心观念”？是因为他不知道“《红楼梦》一书中，虚构和叙实的分子其分配比率居何”，但相信“自叙生平的分子”，“决不如《红楼梦辨》中所假拟的这样多”。他后悔自己“难辩解的糊涂”：“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对，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至于谁笨谁不笨，有谁知道呢！”他进一步联系《红楼梦》的创作，说：“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这何异于影射？何异于猜笨谜？试想一想，何以说宝玉影射允礽、顺治帝即为笨伯，而说宝玉为作者自影则非笨伯？”他坦然承认：“新红学”的研究模式，与被胡适称为“猜笨谜”的旧红学，其实是相同相通的，甚至直率地表明：“我们和他们实在用的是相似的方法，虽然未必相同。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几时跳出他们的樊笼”。
他还“随便举出三个试题，为新'红学’者的入学考试”：
(1)人说宝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没有衔玉而生的奇迹？
(2)人说贾妃归省为皇帝南巡，何以皇帝变为妃子？贾家有妃入宫，何以曹家没有？
(3)大观园不南不北，似南似北，究竟在哪里？能指出否？
结论是：“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作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作一篇科学的论文。”俞平伯作此结论时，下距“批俞”运动尚有三十年。可以肯定，此时并未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
三
在考证的领域，俞平伯也发觉了胡适的漏洞。如曹雪芹的卒年，俞平伯说：“若再照敦诚挽诗'四十年华付杳冥’往上推算，则假定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很觉自然。……这生年如果不错，则曹家的富贵繁华，雪芹便赶不上了。雍正六年曹頫免职，以后他们家便没有人再做江宁织造了。雪芹其时只有五岁。即说卒于壬申，上推四十年为雍正纪元，其年雪芹才六岁，这差别并不大。曹家的极盛时代，实当曹寅任上，若曹頫居官不久，已渐衰微，故认雪芹为曹寅之子，那最合适；如其为寅孙非子，便差了一些；及其卒年愈考愈晚，由甲申而壬午，而癸未，落后了三年，而他的寿数，没理由说他超过四十年，这个破绽便很明显了。”有趣的是，有位王南岳读过《红楼梦辨》，1925年1月8日《晨报》发表了他给俞平伯的信，就《红楼梦》中“明儿”一词是“实指”还是“虚指”；贾蓉究竟何时续娶，向俞平伯请教。俞平伯1月18日回信说：“你所提出的两问题，于我现在很少趣味了。只因你的态度很恳切，属望于鄙人者很殷，遂不恤喋喋地说。临了，我告你，我何以对此等问题渐少趣味呢？我恭恭谨谨地说，我新近发见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须知，他在《红楼梦辨》中曾经宣称：“《红楼梦》是一部自传，这是最近的发现。”他之所以“自悔其少作”，是因为没有将《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这在观念上是一个大的飞跃和转变，是思想觉醒的表现。
在“发现”《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以后，俞平伯虽逐步背离胡适的红学观念，但仍寄希望于胡适的转变，说：“我希望他亦以此眼光看《红楼梦》，觉得发抒活的趣味比依赖呆的方法和证据大为重要，而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
胡适1927年买到甲戌本，宣称它是“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是“雪芹最初的稿本的原样子”，俞平伯也没有盲目信从。他在1931年6月19日应胡适之命，写了一篇《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跋》，中说：
此余所见《石头记》之第一本也。脂砚斋似与作者同时，故每抚今追昔若不胜情。然此书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其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有三证焉。自第六回以后，往往于抄写时将墨笔先留一段空白，预备填入朱批，证一；误字甚多，证二；有文字虽不误而抄错位置的，如第二十八回（页三）宝玉滴下泪来无夹评，却于黛玉滴下泪来有夹评曰，“玉兄泪非容易有的”，此误至明，证三。又凡朱笔所录是否均出于一人之手，抑经后人附益，亦属难定。其中有许多极关紧要之评，却也有全没相干的，翻览即可见。例如“可卿淫丧天香楼”，因余之前说，得此益成为定论矣；然第十三回（页三）于宝玉闻秦氏之死，有夹评曰：“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此不但违反上述之观点，且与全书之说宝玉亦属乖谬，岂亦出脂斋手笔乎？是不可解。以适之先生命为跋语，爰志所见之一二焉，析疑辨惑，以俟后之观者。
这则跋语，反映出俞平伯对《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双重疑问。他已经觉察到极重要的两点：一、甲戌本“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其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二、脂批“是否均出于一人之手，抑经后人附益，亦属难定”。这是早期得睹此本真面的少数学者中，最先对它提出的疑问，俞平伯是红学史上第一个怀疑脂本脂批的人。
作为“新红学”体系的构建者之一，俞平伯在此重大问题上已与胡适拉开了距离，甚至开始走到与之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在“批俞评红”之前很久，他就开始对“新红学”的核心进行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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