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有一位优秀的党员，他的名字叫王稼祥。他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多次在党和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坚决支持毛主席，使革命转危为安，走向坦途。
王稼祥19岁参加革命，25岁就担任了军委副主席，深受毛主席的倚重和信任。在他逝世后，被列为中国革命的38位杰出领导人之一。
毛主席与王稼祥
但是这样一位功勋巨大的人物，地位却在后来一路走低，并且在晚年以遗憾而收场，这究竟有着怎样的缘故呢？
1906年，王稼祥出生在安徽泾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厚岸村。他的父亲王承祖，是一个小商人，在泾县的邻县南陵县戈江镇经营当铺和油坊，并且在厚岸老家也有着10几间房子和30亩田地。因此，王稼祥的家中还算是有些底蕴的。
1913年，在父亲的安排下，7岁的王稼祥就读于本村的堂叔王惠州开办的柳溪小学，于1919年小学毕业，但是由于父亲觉得他的年龄还太小，自理能力不够强，就让他又在村里的私塾接着读了两年后，才进入南陵乐育中学。
1924年，王稼祥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芜湖圣雅各中学的高中部，开始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因此，对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欲望十分强烈。
1925年5月，王稼祥因参加安徽芜湖的非基督教运动而被学校开除，8月来到上海大学附中高中部学习，10月底，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踏上了去苏联留学的道路，从此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
1925年11月22日，王稼祥来到了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开始了他长达6年的留学和革命工作生涯。
他首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中山大学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而建立的，它主要为各国党员培养革命理论和干部。
1928年，成绩优异的王稼祥考入了红色教授学院，开始了他在异国的教学生涯。同年2月，他正式转为党员。
1930年，王稼祥从苏联留学归来，先是来到了上海参加工作，在宣传部担任干事。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主动申请到中央苏区工作。
同年4月上旬，王稼祥到达宁都县青塘，随后，就参加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斗，毫无战争经验的他主动向毛主席请教学习军事思想和战略。
同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王稼祥为军委副主席兼总政主任，此时的王稼祥年仅25岁，就承担了重任。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枪杠子里面出政权的岁月里，王稼祥所担任的职位是极其重要的领导岗位，这也为实现充满艰难险阻的重大战略转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十分恶劣，而王稼祥自1933年4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被空袭炸穿了肠子后，身体素质就下降了很多。
王稼祥是躺在担架上走过长征的，身体的不适也没有影响他对工作的热情。在长征途中，他与毛主席等人一起交流和研究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教训，参与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并且在遵义会议上，为毛主席投了“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以后，王稼祥坚持带病担任着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同毛主席一起指挥红军作战，为改变红军被动局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与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斗争中，他坚决维护党中央的决策和团结，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在过雪山草地时，王稼祥的肠子受到感染，而溃烂流脓，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
1937年7月，王稼祥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一众关怀下，才辗转到达苏联治疗伤病。在苏联期间，王稼祥仍然为我党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7月，病愈的王稼祥回到延安后，再次被委以重任，协助毛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又担任总政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由于的工作异常繁忙，这再次影响了王稼祥的健康，他伤病复发，并很快发展到不能再“带病工作”的地步，根据中央决定因病休息3个月。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抱病坚持写了一篇关于庆祝我党22周年与抗战6周年的文章，于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而这篇文章最终被历史公认为是首次提出毛主席思想的重要文献。
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体会议开始举行，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这次重要的会议。但病中的他，深知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极为认真负责地审阅文件并提出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出席完七大后，王稼祥再次前往苏联治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得到初步康复后回国，担任了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稼祥在毛主席的推荐下，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担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为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在上任后，他还积极配合并协助毛主席圆满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访苏的各项任务。
1949年，王稼祥在驻苏使馆办公
1951年初，回到国内的王稼祥，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同时仍兼任外交部副部长至1959年。中央对外联络部在王稼祥的领导下，在不久的时间里，即与全世界60多个共和国家的建立了工作关系。
1962年无疑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中国承诺的对外援助多达69亿元人民币。1961年，中国援助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更超过了偿还外债额。
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王稼祥认为，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还在台湾叫嚣，中国正处于三面包围中，状况十分不友好。
面对国内外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为此，坚持党性原则、有较强组织观念的王稼祥看到我国对外工作出现“左”的倾向，心急如焚，夜不能寐。
于是在1962年2月，王稼祥与伍修权、刘宁一亲笔签名，采取给周总理、邓公、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向中央提出建议。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正确意见却没有被中央采纳，并且还被指责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
同年7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王稼祥关于对外工作的主张受到指责，在9月中旬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会议上又受到点名批评。
在出席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王稼祥由于身体状况较差，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经中央同意休养治病。
1966年3月，王稼祥不再担任中联部部长，被调任为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在两个月后，王稼祥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了起来，遭受多次批斗，也被停止了工作。
1968年4月，王稼祥被隔离审查，次年10月，被下放到河南信阳，由于此时的他身体早已十分虚弱，生活不能自理，就被免去了体力劳动，还是被秘密关押了起来。
直到1970年10月，身患重病的王稼祥在周总理的帮助下，回到北京进行治疗，才结束了被关押的日子。
1974年1月4日，王稼祥得到通知，要他于1月25日去体育馆参加万人“批林批孔”大会，他心情很沉重，对夫人朱仲丽说：“他们搞这样大声势的'批林批孔’大会，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当天晚上，他带着忧郁的心情睡下，第二天凌晨，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急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68岁，以这样遗憾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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