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来了，“红顶商人”是如何变成蚂蚁的？ |黄大拿
他以贫贱的钱庄学徒出身，在短时间中事业崛起，成为近代中国金融行业中呼风唤雨的人物，进而协助左宗棠“西征”，获“布政使”衔，戴“红顶”、穿“黄马褂”──大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经商获仕、戴红顶而又穿黄马褂的，胡雪岩一人而已。高阳腹笥厚，笔墨好，小说的确好看。但小说毕竟是小说，《胡雪岩》中充满了神话，而最大的神话是把胡雪岩塑造成一个抵抗洋人经济战的英雄……晚清时期，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品当推蚕丝和茶叶。江南地区的生丝经上海洋行大量出口，而丝价却操纵于洋行之手。胡雪岩于是开办丝厂，并调集本金白银2000万两，高价收购国内的15000包生丝，当年的外商，欲购一斤一两几乎不可得。按照书中的描述，胡雪岩之所以要这么干，一是为遭洋人们欺压的蚕农谋福利，二是为中国商界争志气，三是想从洋人手里夺回生丝的定价权。胡雪岩大肆收购囤货，形成了卖家市场。洋商无奈，提出加价收购的要求，但是价格还远没到胡雪岩的心理预期，因此胡雪岩强硬拒绝卖出囤丝。洋商商量对策，认为此次若是屈从，日后生丝交易必然受制于胡，难以获得丰厚利润。一致决定当年不贩生丝出口。次年新丝上市，胡雪岩试图再次收购，仍想让洋商无货可进，但由于无法筹到足够资金，洋商买尽市场上的新丝而归。而胡雪岩之前囤积的陈丝只能降价销售，家资损失大半。听闻胡雪岩经营生丝失利，恐慌之下，人们纷纷到胡家的钱庄提款挤兑，一时间胡家的各地钱庄、典当纷纷倒闭，最后于1883年黯然破产……【1】高阳这么写其实也不是信口胡说。高阳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重要情节都可以找到来源，胡雪岩与洋人生丝大战这一情节也不例外。晚清江西学者欧阳昱著有一本《见闻琐录》，书中关于胡雪岩与洋商的争斗应该就是高阳小说的主要来源。《见闻琐录》中说：胡雪岩囤积大量蚕丝，与洋人争利，“夷人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夷人谓此次倘为胡所挟，则一人操中外利柄，将来交易，为其所命，从何获利？遂共誓今年不贩丝出口”。【2】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在晚清时期国际贸易场上，胡雪岩要对抗的往往是几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后援，这样的旧式商人怎么可能是对手呢？不难发现，构成胡雪岩“民族英雄”神话的基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胡雪岩囤货，导致洋商在江南生丝市场上“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二是胡雪岩对洋商欺压中国人很愤怒，与其交恶。先看第一条。《申报》记载，从1876年至1883年，洋人不仅年年在上海买丝，而且就在胡雪岩破产前不久的1883年9月，《申报》还刊出了一封某洋商因生丝出口写给李鸿章的信，信中这位洋商抱怨蚕丝产业年年下降，而其原因是“养蚕区开始蔓延的蚕瘟病”，因此建议清政府成立蚕政总局，把好蚕种关，从源头上预防蚕瘟病。【3】再看第二条。同样是《申报》报道，1883年11月，胡雪岩的钱庄面临资金链断裂危险，胡雪岩将囤积的15000包生丝分别卖给了怡和洋行、天祥洋行，另外还从汇丰银行拆借到了10万两白银以维持周转。【4】其实，所谓“生丝大战”的严重性被夸大了，因之而来的宏大意义更近乎胡扯。胡雪岩囤丝固然失败并蒙受了不小损失，但对帝国红顶商人来说，这种损失还远远没到致命的程度。胡雪岩到底有多少钱，没有明确的数字。但上述资料里透露，他最后不得已“贱卖”给洋行的生丝是15000包，根据洋行方面的档案，每包的定价为380两白银，这样一计算评估，胡雪岩囤丝，其投资约为六百万两白银。远远没有达到野史所称的2000万两。《清稗类钞》中一篇“山西多富商”文章列出了胡雪岩同时期山西富豪的资产情况，其中介休县侯氏的资产是“七八百万两”，太谷县曹氏的资产是“六七百万两”。【5】胡雪岩当时人称“活财神”，其积累的财富肯定不是晋商能够比拟的。囤丝居奇，积压了六百万两的资金，而且最后还不是血本无归，就能把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击垮？阜康钱庄的倒闭并非没有先兆，因为在此之前，上海市面上已经是风声鹤唳。1883年9月《申报》报道：去年冬天，“本埠各大行栈倒闭纷纷，约计所耗之数，有数百万之多。市面情形大为减色。”本年度的市面则更为萧条，倒闭的商铺更多，并牵连到放贷的钱庄，首先是信源钱庄宣告倒闭，“亏欠某银行银约八九万两”，不久利康钱庄又宣告倒闭，“共亏银约有二十九万两”。到了10月，《申报》又报道，仅10月8日这一天，上海就爆出了两大钱庄倒闭的消息。【6】10月22日，形势更为严重，杭州的德馨钱庄也宣告倒闭。德馨钱庄的身份非同一般，其在当时与胡雪岩的阜康钱庄齐名。所以《申报》刊出文章说：“杭垣著名之大钱庄，合上下城计之，不过七八家而已。而其资本极巨、声名极震之店，则以阜康与德馨两号，如双峰之对峙焉。德馨庄开张于望仙桥河下，房屋闳敞，排场宽绰，本系某宦所开……日来，上海遭倒闭巨庄者甚危急，且泰来庄亦系某宦与人合开，一经倒闭，必致波及，其势万难支持，故于上月念二日即时倒闭。”【7】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少了，银根吃紧，市民挤兑，又加剧银根紧缺，导致更多的钱庄倒闭，局势已陷入极为凶险的恶循环。《申报》感叹：上海市面“银根紧急，为从来所未有”。在巨大的风暴面前，红顶商人也只是一只蚂蚁，充其量，个头稍稍大了一些而已。1883年12月1日，上海的阜康雪记钱庄和杭州的阜康钱庄终于同时宣告倒闭。红顶商人长袖善舞的一生也走到了尽头……没有什么还会比炒股赚钱更快，这大概是中国人关于股票的最初的记忆，也是最美好的记忆。当时报刊把这种记忆完整地留存了下来：1882年8月12日《申报》的报道中说：“现在沪上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1883年1月22日的《字林西报》发表的文章则对买卖股票热潮作了这样的描述：“自春徂冬,凡开矿公司如长乐、鹤峰、池州、金州、荆门、承德、徐州等处,一经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市民疯狂，钱庄也不客气，不少钱庄不但放出贷款供人买股，自己本身也购入股票，同时还接受借钱者以股票抵押或偿还。而且钱庄不但自己投入资金，又向同业外资银行拆借用来炒股……恶果随之而来，《申报》上说：从1882年开始，“买卖股份之旺，几于举国若狂，不及一年，而情弊显露，股票万千直如废纸。”【8】从钱庄流出的大量资金就此在股市中蒸发。坏账、呆账大量出现，加上蜂拥而来的挤兑狂潮，钱庄无法应付，只有一倒了事。像胡雪岩这样的钱庄老板为什么要把巨额资金用来放贷甚至供人炒股？应有的风险意识在哪里？一方面固然与人性的贪婪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钱庄的赢利模式过于单一。中国人自办的银行要到19世纪末才出现，在此之前，充斥于中国城市集镇的是票号、银号、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看上去与今天的银行十分相似，其实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从责任上来说，票号、银号、钱庄等机构的债务，其老板所负的是无限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投入的资本赔光还不够的话，自己的私家财产也要拿出来还债。其次，钱庄和票号业务比较单一，不像今天的银行拥有很多的赢利手段，他们要赚钱，最大的赢利点就是用客户存放的钱去投资或借贷来赚取中间的差额。最后，与现代银行相比，钱庄银号虽然有成本低、开支少、相对灵活等优势，但也存在着很大的经营隐患。在传统社会条件下，钱庄银号放贷往往只重视客户信用而不重视物品抵押，又很少预留准备金，一旦资金缺乏只能去向同业拆借。显然，相比优势，由于自身实力有限，而且对外依赖严重，钱庄等机构的弱点更为突出。一旦放贷过多，市场上稍有风浪，就会摇摇欲坠。小的风浪如果升级成金融风暴，成批的钱庄、票号就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下……你如果要问钱庄老板们最怕什么，他回答你的肯定只有两个字：倒账！所谓“倒账”，就是指钱庄放出去的账（即贷款）收不回来。因“倒账”而蒙受损失，则谓之“吃倒账”。胡雪岩们最怕倒账，但你怕什么真的就会来什么。自然，这也不止是其个人的悲剧了。以一个人的力量和机敏，可以防范风险，但如果来的是风暴呢？【3】【4】《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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