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儿在富裕的家境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童年，体弱多病的他在母亲病故后，就一直由一位保姆照看。他自幼就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父亲见他颇具哲学家的气质，亲昵地称他为“小哲学家”。
他的父亲或许没有想到，这位他眼中的“小哲学家”长大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哲学家，而天赋异禀的笛卡尔在数学界同样成就斐然，这些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里，上帝赐给哲学界最耀眼的“礼物”。
在文艺复兴开始之后，教会的神学统治之网在自然科学的不断攻击下慢慢开始出现漏洞。经历了千余年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理性的曙光终于再度开始出现，相信人类理性可以掌握真理，不再依赖宗教权威的自信慢慢建立起来。到十七世纪时，哲学界的问题集中在知识论，以欧陆为中心的唯理论（笛卡尔、莱布尼茨）与以英国为中心的经验论（培根、洛克）慢慢掌握了思想界的中心议题，也就注定了那是一个思想争鸣、大师辈出的年代。
笛卡儿堪称是唯理论的第一位大师，而关于他的认识论及思考的起源，还有一个“笛卡尔的三个梦境”的小插曲。大概是在1619年，23岁的笛卡尔在荷兰从军，跟随军队来到德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麓。在11月份的一个夜晚，他连续产生三个梦境。在第一个梦境里，有大量的幽灵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心惊肉跳；在第二个梦境里，他觉得眼前光亮闪烁，他能清晰地看见周围的东西。在第三个梦境里，他看见了一部词典和一本诗集。他立即判断出字典象征着各门科学的综合，而诗集则象征着哲学与智慧的统一。
这三个梦境清晰如同现实，使笛卡尔获得一个重要提示：必须要完全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架构起新的知识体系。即使是那些自己看见的东西，也未必是真的。正如上面的那三个梦境，看起来如此真实，其实都是假的。笛卡儿之梦的故事真伪似乎已经无法考证了，首先这本身就是做梦，其次，必须得借助时光机器回到几百年前问问他老人家是喝多了还是上帝托梦。当然，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了，但我们现在想想，“笛卡尔之梦”其实就是以理性理解宇宙知识之梦——他相信人类凭藉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借助於数学，就能理解自然或道德的知识真理。
1637年，笛卡尔发表了《几何学》，它直接确定了笛卡儿在数学史上的地位。解析几何的出现，改变了自古希腊以来代数和几何分离的趋向。把相互对立着的“数”与“形”统一了起来，使几何曲线与代数方程相结合。笛卡儿的这一天才创见，为微积分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从而开拓了变量数学的广阔领域。正如恩格斯所说：“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儿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辨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了。”
在笛卡尔看来，数学方法的本质就是以命题为起点——这些命题能够通过直觉清楚而明显地得知是真实的，而且可以通过逐步推导的方法得出结论。不证而明的直觉以及一步步的演绎是两个重要方面。直觉就是在精神上掌握或看到这些简单命题的真理性的能力。为此，笛卡尔列举了下面这样的例子：我能够凭直觉感到我是存在的、三角形有三条边。这些真理可以通过理性之光而获得，直觉是对简单真理的直接的精神感知，因而它是不受怀疑的。
笛卡尔指出，我们理性的作用只有两种，即直觉和演绎。“人要确定无疑地认识真理，除了直观以达明证和进行必要的演绎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循。”关于直觉，他解释说:“我们所了解的直觉，不是感官所提供的恍惚不定的证据，也不是幻想所产生的错误的判断，而是由澄清而专一的心灵所产生的概念。这种概念的产生是如此简易而清楚，以致对于认识的对象，我们完全无需加以怀疑。”可见笛卡尔的直觉是一种超越感觉的理性直观洞见。
笛卡尔将推理或直觉设想成联系命题的一个链条。在演绎推理中，利用与直觉具有相同洞察力的确定性，可以看到这种联系的存在。演绎如同推导中的直觉，直觉带有突然性，而演绎却是连贯的。
所有推理都以直觉作为其基础，这对于笛卡尔来说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为了在演绎中保持确定性，我们需要逐步以所有步骤都是不证自明的方式进行。第二，假如我们这么做，那么演绎就不会出错。原因在于，推理过程仅仅在于遵循简单而清晰观念的逻辑含义。直觉揭示了链条的第一步骤，而假如我们能够继续小心翼翼地进行的话，那么，每一步骤都与前一步骤一样是确定的。第三，假定所有论证性的推理都以直觉作为基础，那么，我们便能够对将这一方法适用于任何领域的知识寄予厚望。
这大概就是笛卡尔方法论的基础。它几乎完美地适用于笛卡尔关于具有认知能力的心智的力量——直觉和演绎——这幅图景。
笛卡儿毕其一生都在探究如何能够获得最真实无误的知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要把人从中世纪教会传播的神本位思想中解救出来，回归人的理性，重新发现人类与自然存在的价值。
当然，这样说的话，不知上帝是否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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