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从1924年开始，梁启超无意间发现自己的尿中带血，但开始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他继续忙写作事业。大约两年后，症状逐渐加深，他终于撑不住了。最后在北京协和医院被诊断有恶心肿瘤，随后便接受肾脏切除手术，但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并未能有效治疗。虽然西医未能治愈任公本人，但他即便在临死前，也对西医充满信心。
当时，正值西医渐进，传统中医开始受到社会大众质疑，中西医交锋正酣的时刻，而任公本人十分开明，对西医的接受程度远超常人。为了不影响西医在中国的传播，梁启超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澄清事实，并郑重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而他本人此后因病不到三年便逝世，有人说他这是用最后的生命在为西医辩护。
如任公这样对待西医的人，在今天的社会堪称罕见。一来科技昌明，二来中西医的地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既不需要普通人，也不需要大人物为西医代言、做推广。今天的中西医之争，中医的地位已然成为需要“辩护”的一方，近日，引起广泛热议的《北京市中医药条例》（北京市卫健委出台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便是明证。条例草案为了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和优势，支持中西医相互尊重，提出不得诋毁、污蔑中医药（第三十六条），违者将由有司依法惩处，或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第五十四条），总之都是为了维护中医以及人民群众的健康。
显然，今天我们不需要像100年前那样，要大人物去为西医辩护，反过来，我们却需要法律来为中医“辩护”，白云苍狗，世事变幻莫此为甚。
在一个充满标准答案和统一真理的环境里，辩护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民众也可以不用思考，但必须学会服从，服从于同一种是非观、价值观、世界观。这种服从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它致命的弊端有多少人能够预见呢？
最后，借用《大秦帝国》里的一句台词结尾：
若民众能判断是非，则其国必强
若是非只能由当权者判断，则其国必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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