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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断想
吕进
创格，绕不开的大题目
新诗在“现代转型”上的文学史价值已是不争之论。然而，文学史价值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学价值，它绝对不能取消这样一个艺术事实：排头兵只是排头兵，一百多年过去了，新诗至今还只是有待成熟与有待完美的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和现代诗歌的中国形态。和后起的小说等文学的散文品种相比，新诗在中国读者那里获得的认同度并不理想，新诗的一些似曾相识的争论（比如诗的“变”与“常”、诗的大众与小众、诗的生命价值与使命价值、诗的明朗与晦涩、诗的艺术纯粹与社会参与、诗的自由体与格律体等等）在近百年间不断地去而复来，周而复始，争而无决。旧体诗词近年的重新活跃，就是严厉的警告：这些问题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在“破格”之后，新诗如何“创格”，这是绕不开的大题目。
新诗应该是当代诗坛的当然主角
今人写旧体也是现代文学的范畴，自由体新诗、格律体新诗、今人写的旧体诗，这是当下诗坛三剑客。除了一些在马背上写诗的政治家以外，柳亚子、鲁迅、郭沫若、郁达夫、俞平伯、陈寅恪、赵朴初、吴宓、臧克家、聂绀弩等等留下了多少名篇佳制啊，可以说，现代人写的旧体诗的确多有佳作！然而，旧体终究属于古代汉语。启功先生曾说：“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词是讲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也就是说，双音词和多音词居多的现代汉语，具有当代色彩的新鲜词汇，都会使当代人在古体里感到捉襟见肘。作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新诗应该是当代诗坛的当然主角。
新诗要找到回家的路
回顾新诗的历史，闻一多“勒马回缰写旧诗”，臧克家“老来意兴忽颠倒，多写散文少写诗”，在新诗人中，绝不是个别现象，这反映了新诗人对形式的困惑。其实何其芳至少早在1944年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了他的思考。他写道:“中国新诗我觉得还有一个形式问题尚未解决。从前我是主张自由诗的。因为那可以最自由地表达我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动摇了。”这是先行者的敏感和智慧啊！
新诗首先要找到回家的路，要和传统接轨。新诗是在与几千年的传统诗歌美学的断裂中诞生的，它是一种无章可寻、无源可清的文体：中国新诗并不起于中国，所谓的第一首新诗——胡适《关不住了》其实是翻译诗；新诗在形式上采用标点符号和分行都来自异域。新诗的开创人胡适与郭沫若在新诗初期做出了错误的导向。比如胡适说：“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起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尝试集自序》）郭沫若在《三叶集》中也主张诗应该“打破一切形式”，“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诗”，并且称新诗是“裸体美人”。这些诗文不分的言论给新诗的美学建设造成负面作用，新诗的先天不足、新诗的飘忽不定由此而生。
新诗的内容必须形式化
新诗之新绝不可能在于它是“裸体美人”。对于诗歌，它的美还在衣裳。新诗的内容必须形式化，“裸体”就不是“美人”了。自由体新诗一定要有自己的文体规范。应当说，没有文体规范就没有诗。散文注重“说什么”，诗歌更看重“怎么说”。诗的审美表现力和审美感染力，都与文体规范有关。作为艺术品的诗歌是否出现，主要取决于诗人运用诗的文体可能的成功程度。
许多自由体诗人早就习惯了跑野马，对于倡导诗体重建、倡导形式感和分寸感一概反感和反对，认为这是在妨碍他的创作自由，在给他制造麻烦。野马拒绝笼头。但不知他们想没有想过，艺术总是有限制的。艺术的美、艺术家的才华正是在巧妙地运用这限制中得到发挥。像现在这样下去，会不会妨碍读者的读诗兴趣，会不会取消新诗在艺术领域的生存。
读者都没有了，新诗都没有了，你要那自由有何用。对于诗来说，形式就是内容。没有形式，就没有了内容。没有形式感的人，可以去干别的，但绝对不能做诗人。
自由诗是现代世界的潮流。新诗是现代的产物，迄今的中国新诗史可以说基本是一部自由诗史。可以肯定，中国新诗今后也会一直都有自由诗。不过，自由诗如果真要是诗，就得遵循诗的文体规范。自由无边，自由出了诗的边界，和诗也就没有关系了，和诗歌读者也就没有关系了。而且，如果一个民族只有自由诗，它的艺术生态就肯定不正常，用何其芳的话说，“这是一种偏枯现象”，这也许正是一个民族诗歌不成熟的标志。
现代人也需要格律体新诗
现代人需要格律体新诗。因为，现代人的有些诗情只有格律体新诗才能完美地表达；因为，中国读者主要习惯于欣赏格律诗美。格律与现代并不矛盾。格律体新诗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艺术实验问题。不是理论家来定法则，诗人依照法则来写诗。没有这样狂妄的理论家，没有这样愚蠢的诗人。一切在于实验。现在有了许多格律体新诗的探索，但由于还没有公认的格律标准，所以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格律体新诗。从陆志韦到闻一多再到何其芳，再到当代一些为此努力的诗人，中国格律体新诗已经拥有丰富的艺术积累，但阵地不多，优秀的格律体新诗很少，声势不大，影响不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清醒地走出废名时代
中国诗歌的三千年历史上，最早兴起的是自由诗，但是最有成就的是格律诗。严格地说，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就是格律诗传统，中国几千年诗歌培育出的读者就是格律诗读者。所以，自由诗基本是百年新诗的单一诗体，这显然是一个大缺憾，给新诗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效应。新诗百年而仍未在中国大地上立足，不能不说，新诗在诗体上的单轨发展是一个重要原因。废名当年曾在《新诗应该是自由诗》里宣称:“我们新诗就应该是自由诗,只要有诗的内容，然后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怕别人说我们不是诗了。”这毕竟是新诗早期之论。但有人至今居然还坚持说，“自由”就是新诗的特点，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是诗人的权利，这至少是不负责任之论。闭眼不看新诗当下的困境，闭眼不看诗人当下重建诗体的努力，还固守这种“理论”，还生活在废名的年代，实在令人费解。
呼唤三大重建
呼唤“破格”之后的“创格”，呼唤自由体和格律体新诗的诗体重建，这是历史赋予诗人、诗评家、诗歌编辑的责任。新诗需要在个人性与公共性、自由性与规范性、小众化与大众化中找到平衡，在这平衡上寻求“立”的空间。当下的新诗面临三个“立”的使命：在正确处理新诗的个人性和公共性的关系上的诗歌精神重建；在正确处理自由性与规范性的关系上的诗体重建；在正确处理小众化与大众化的关系上利用现代科技条件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重建就是规范，就是确立诗之为诗、华文新诗之为华文新诗的基本审美规范。
（作者系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西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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