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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万隆会议前夕，周总理险些被刺杀。
那年3月底，台湾情报部门获悉周恩来即将作为代表出席万隆会议。
戴笠的得意门生赵斌成，与他的手下陈鸿举，两人合计密谋待周恩来去往香港之时，在中方租用的民航飞机上安放炸弹。如若计划成功，必将重创中共高层的斗志。
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传到台湾，就在国民党特务因计划成功而狂喜时，4月18日，他们看到周恩来如期出现在万隆会议，安然无恙地发表演讲。
这群特务没有想到的是，周总理能脱身死局，只因毛主席的金蝉脱壳之计。
点个关注，一起揭秘毛主席的锦囊妙计。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即将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这项会议联合了二战后的第三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
而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在外交方面还很薄弱，这是与亚非国家、地区进行交流，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外交关系网的机会。
周恩来非常重视亚非会议，3月份便与其他同志着手准备参加会议的各项事宜。
不过在3月12日，周恩来因患阑尾炎开刀住院，在身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他拖着病体，4月4日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参加亚非会议的申请报告。
不过就在前一天，4月3日，罗瑞卿收到了来自广东公安厅的一则密报：原来，藏匿台湾的国民党特务也获悉了中国参与亚非会议的邀请，他们可能会有所行动。
作为负责国家安全的公安部部长，他深知此事的严重性，立马将消息报告给了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指示罗瑞卿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很快，4月6日国务院宣布周恩来总理作为代表，与代表团成员一起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
参会名单定下来后，各部门开始积极筹划亚非会议的相关事宜，尤其在安全安保问题这一块，众人讨论了很久。
那时，中国的民航还没有能够走长途的远程飞机，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向印度的航空公司租用了一架飞机，名叫“克什米尔公主号”，用于接送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
不想，在大家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时，一条棘手的消息到众人耳中。1955年4月9日，罗瑞卿在进一步监视中，得到了更为精确的情报：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行动，他们计划在代表团所乘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制造空难。
如果说此前的消息是捕风捉影，这次极有可能是要动真格了，罗瑞卿找到周恩来，严肃汇报了这件事：“根据手里的情报来看，他们很有可能行动，要小心，这次应该是盯上你了。”
周恩来看着罗瑞卿面色凝重，他自己倒很淡然，还宽慰道：“罗瑞卿同志，他们要刺杀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亚非会议是一定要去的，安全问题我会注意，请放心吧。”
罗瑞卿点点头，慢慢踱着步子走出了周恩来的办公室，转头就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
4月10日上午9时左右，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对这一紧急情况采取了相应措施，欧非司的副司长张越与英代办的参赞会面，强调了国民党特务在香港活动的可能性，需要时刻注意其动向，加强保安措施。
另外，代表团成员还和印度航空公司的驻港经理相商，强烈要求登机当日，不许任何外人靠近飞机，安检、行李运输必须由公司亲自派人负责，落实到具体的人头上。
这一天下来，外交部四处奔走，一直到深夜，办公厅内还亮着灯光，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就在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刻，毛泽东给周恩来打了一通电话，要他来办公室一趟。
周恩来刚坐下，毛泽东就问他：“特务搞炸弹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
听到毛主席这么问，周恩来了然于心，想必罗瑞卿也把这条消息传达到毛主席这边：“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情况，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幌子。在亚非会议这件事上，我们不能退缩。”
毛泽东笑了笑，共事多年，他早就料到周恩来会这么说：“恩来，会议肯定是要开的，但人到不了现场一切就白费了。这样，缅甸的总理吴努在会前要和我们见个面，我们就先去仰光，然后坐'空中霸王号’去万隆开会，这样安排如何？”
周恩来点点头，同意了行程的修改，此次临时的计划变动在到达万隆以前，众人都守口如瓶。
再来看国民党特务方面，1955年3月份，国民党特务就中国参与亚非会议一事，进行了周密的刺杀计划。
赵斌成和手下陈鸿举，都是驻扎在香港的特务，刺杀周恩来的任务自然落到了两人手上。
赵斌成乃戴笠门下学生，承师衣钵，手段残忍，他与陈鸿举决定在飞机上安放炸药，设下飞机遇难的死局。
凭着关系网，赵斌成找到了一名叫周驹的机场工作人员，诱导其在飞机上安防炸药。
起初，周驹打死都不愿意做这件事，要他一个无名之辈去炸共产党的飞机，实在太过危险，他承担不了这件事的后果，第一次商谈时他便直言拒绝。
但赵斌成不死心，频繁来找周驹，和他套近乎。后来，周驹见到赵斌成就开溜，赵斌成不想错过现成的棋子，命手下特务围追堵截，无奈周驹选择再一次和他商讨刺杀细节。
这次，赵斌成承诺事成后给到60万港币的报酬，并保证送周驹去台湾，保证人身安全。
在软磨硬泡下，周驹答应了赵斌成的委托，在周恩来一行人出发的前一周，周驹请假学习安放定时炸弹，并进行了为其一周的紧急训练。
刺杀的人、物均已准备妥当，赵斌成等特务只等周恩来乘机当天，把这无解死局布下。
万隆会议前夕，暗流涌动，双方都等待着明天，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一切问题都将得到揭晓。
1955年4月11日上午10点，克什米尔公主号准点到达北京机场，11名中代表团工作人员及中外记者登机，经过80分钟的飞行，飞机成功抵达香港启德机场。
与此同时，周驹像往常一样上班打卡，并成功通过安检。实际上，他的包里藏有伪装成药片的TNT定时炸弹，这是美国中情局一直给台湾特务们提供的特殊武器。
顺利通过第一关后，周驹开始了自己的日常清洁工作，而“克什米尔公主号”就位列他清扫飞机的名单中。
他排进清洁飞机的工作队伍中，等待上机开展工作。飞机降落后，印航公司派遣的安保人员守在飞机周围，拒绝非本机乘客靠近，并划分了约200米的警戒距离。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保持往常的神色，登上各个飞机进行清洁，轮到“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时候，他开始有些惴惴不安了。
伪装好的炸药就在身上的包里，周驹拿着清洁工具的手止不住地冒汗，他心一横走到领班面前，刚抬脚准备上机。
领班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周驹，你手里的包是怎么回事？”
周驹心中一紧，但嘴上仍镇定回答：“领班，这是我给别人带的一包，没地放，我就揣身上了。”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但没人注意，领班瞥了他一眼就放他上去了。
登上飞机以后，他就跟着其他人一起打扫，佯装扫几下地，他顺势拐到无人处将炸弹安放在了右翼轮舱的角落里，随后匆忙离开了飞机。
12点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提前了45分钟起飞，踏上去往雅加达的旅程。
那时，周恩来停下手中的事，在屋内不停踱步，他关心着飞机上的11个人的安危。不一会儿，飞机的起飞的消息传来，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当晚北京传来了一则噩耗：“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于下午6点30分失事，除却幸存的三名机组人员，机长、乘务人员及11名中国代表团成员与外国记者不幸遇难。印尼与新加坡方面正开展搜寻残骸、遇难者遗体的工作。
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强忍住心中的悲痛，向外交部传达了对此事件的强烈谴责的态度，并要求彻查此事，追问港英当局的责任。
1955年4月14日，周恩来调整好情绪，带领剩余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从昆明出发去往仰光，有了前车之鉴，对于安检和飞机上的安保更为谨慎和严格了。飞机刚出境，缅甸政府专门派遣两架战斗机保驾护航。
万隆会议如期召开，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港英当局迫于国际社会压力，改变态度，承诺将认真调查此案。
时隔5个月，港英当局向全社会披露了警方调查的全过程，初步得出的结论是爆炸可能发生一个行旅箱内，显然是有人蓄意谋害，警方对当时的机务、地勤人员进行审问，将嫌疑人范围缩小至5名地勤工作人员身上，其中就有周驹。
作为主要嫌疑人，周驹被警方连审两次，但都没有找到破绽，只能放行。鉴于此，中国方面也积极配合港英的调查，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材料，指出此次飞机失事是国民党特务所为，主犯为赵斌成，直接实施犯罪者正是周驹。
港英警方顺着这些证据线索来到周驹住处，不料周驹早已逃之夭夭，而案件最终的结果也让大家感到十分失望。
周驹在成功安装完炸弹后，提前下班，从自己事先剪断的铁丝网中翻离启德机场。事发后，周驹熬过两轮审查后，立即与国民党特务逃往台湾躲了起来。
那时，他按照之前和赵斌成他们商量好的逃生计划，钻进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飞离香港，去往台湾。
飞机降落后，周驹从飞机上下来，此番冒进的行动差点让他暴露行踪，好在当时负责安保的赵上校也是特务的人，为验明身份赵上校立马打电话给谷正文，这个人正好是来接应周驹的线人。
双方确认无误后，谷正文才马不停蹄地赶到机场接走周驹。
事后不久，台湾国民党特务才得知周恩来没有被炸死，而是来了一计金蝉脱壳，改变行程坐了另外一架专机，如期参与了万隆会议。
蒋介石这才知道赵斌成等人策划的这一系列暗杀，他没有生气，反而非常高兴，就算刺杀没有成功，但成功挫伤了大陆的士气。
随后，他还奖励了毛人凤、赵斌成等人，还允许周驹在台湾落户，保护其人生安全。
而港英方面，在抓捕了引荐周驹给赵斌成的周家组人周如后，才得知了周驹与台湾国民党特务勾结的详细过程。
1955年的8月份，周恩来还与英代办的欧念儒会面，直戳了当地说明了，周驹是飞机失事的主犯，他背后隐藏的主谋是戴笠的得意门生，甚至还将与之关联的密谋者以及参与计划的相关人员性命一一告知。
可惜港英当局背后有英方暗箱操作，他们其实对案件本身并没有太大兴趣，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刺探中国内部的情报。
特别是在港英与台湾交涉失败后，他们以“证据不足”为由，将现拘捕的特务和案件相关联者无罪释放，统统赶到台湾草草了事。
台湾方面更是拒绝将罪犯移交给大陆，对于飞机失事只字不提，将周驹及家人严密保护起来，周驹本人一直生活到1993年去世。
这起案件最终如此潦草且儿戏地收场，让中方大失所望。关于11名遇难者，中国政府为其授予烈士的称号，并于北京八宝山举行公葬。
如今亚非万隆会议距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现已与多个亚非国家建立了深厚友谊，在国际上享有名外交誉。
周总理在时，时常惦念着这11名烈士，还抽空看望了他们的家属，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当年中国的外交史应该又是另一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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