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坛最著名的四位文学家，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其中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又是“唐宋八大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同样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这四位老兄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就不过多赘述，在仕途上的争斗，才是他们人生起伏的关键，不同的政见，造就了他们一生的相爱相杀，他们的命运也紧紧联系在一起。
四人中，年龄最大的是欧阳修，生于公元1007年，司马光生于1019年，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苏轼生于公元1039年，苏轼在其中明显属于小老弟。
年纪最长，乐于提拔后进的欧阳文忠公
欧阳修在四人中因为年纪最大，入仕最早，在四人出仕的同一时期，欧阳修的官职也最高，对三位后辈都多有提拔。
公元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结识了欧阳修的学生曾巩，二人成为好友，曾巩多次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获得了欧阳修的大加赞赏。1042年，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中第四名进士，走上仕途。
1051年，王安石在地方为官多年，政绩斐然，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做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岁数大了，不能远行为由推辞，欧阳修于是任命王安石为群牧判官，出任常州知州，使其有俸禄供养老人。
此后，王安石因为向仁宗皇帝上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变法的主张，虽然宋仁宗没有采纳王安石的主张，但是却非常认可王安石的才能，此举让王安石名声大振。
宋神宗即位后，于熙宁二年，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再度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变法，即为“王安石变法”。
虽然说欧阳修也是宋仁宗时期，推行“庆历新政”的改革派，而且“王安石变法”在很多方面与“庆历新政”有相同之处，但是在青苗法的推行上，遭到了欧阳修、韩琦等庆历改革派的强烈反对。
欧阳修也因此与王安石爆发矛盾，欧阳修于“王安石变法”全面推行的熙宁三年，离开京师，外任蔡州知州，次年辞官归隐，所以欧阳修于王安石的关系，由前辈对晚生的欣赏提拔，最终走向了政敌。
司马光与欧阳修的关系就比较复杂了，司马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是欧阳修的下级，而且二人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都喜欢研究历史，欧阳修主修《新唐书》《新五代史》，司马光编纂了《资治通鉴》都是名垂青史的历史著作。
宋仁宗皇祐元年，欧阳修从“庆历新政”的贬谪大潮中复苏过来，回到朝中，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同一时期，司马光经过庞籍，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庞太师的推荐，任馆阁校勘，后来又任集贤校理，专任史官，二人在这一时期成为上下级的关系。
嘉祐三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成为开封府的代理长官，这一年，司马光成为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成为了欧阳修的副手。几年后，司马光又升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这个职位是欧阳修多年前的位置，两人在官场轨迹上多有相似之处。
宋神宗继位后，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向皇帝推荐司马光，于是司马光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很快又升任御史中丞，在对待王安石的变法，司马光于欧阳修一样，也是坚决反对“青苗法”的。
但是从后来司马光执政时期，将新法全部废除来看，司马光和欧阳修的政见也明显不同，所以两人的关系也更加地微妙和负责，有共同的爱好，也有共同的政敌，更像是盟友吧！
苏轼与欧阳修的关系相对较为单纯，苏轼中科举之后，因为父母的病逝，苏轼在宋仁宗、宋英宗时期的仕途，几乎为零，到了宋神宗时期，苏轼守丧期满，回朝为官时，欧阳修已经退出政坛，与苏轼没有什么交集。
欧阳修是苏轼进士考试的主考官，在欧阳修的主持之下，苏轼被录取为进士，但是欧阳修当时误把苏轼的试卷当成了学生曾巩的，没有将苏轼录取为第一名，录为第二名。
欧阳修对苏轼的文章非常赞赏，认为将来苏轼的文章必将独步天下，他们这种关系，后世称之为“座师与门生”的关系。
既是小老弟，又是受气包的苏轼，被王安石和司马光相继打压
四人之中，苏轼的地位相对比较尴尬，因为入仕最晚，又遇上了北宋历史上政局最为动荡的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期，苏轼的政见与欧阳修非常类似，比较支持改革的，但是对王安石变法的部分内容表示反对，但是遇上非常小心眼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就悲剧了。
宋神宗熙宁三年，苏轼回朝任职时，王安石开始全国推行变法，苏轼因为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被王安石记恨，苏轼被迫出京任职，出任杭州通判。
整体来看，苏轼在王安石主政时期，虽然被赶出京城，但仕途还是平稳发展的，历任密州知州、徐州知州，在元丰二年出任湖州知州。
此时苏轼的霉运开始了，两年前王安石再度被罢相，一年前王安石彻底辞官，对立志富强宋朝的神宗皇帝打击非常大，非常厌恶守旧派，决定采取强硬手段推行变法。
这时苏轼因为一封《湖州谢表》，受到新法派的攻击，又被查出在杭州等地任职期间，诋毁新法，原本宋神宗想要处死苏轼，在王安石的劝说下，苏轼得以保全性命，被贬到黄州任团练使。
宋哲宗继位后，因为皇帝年幼，由高太后主政，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再度被启用，司马光被任为宰相，苏轼也迎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很快就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曾经欧阳修录取他时的职位。
旧党执政后，完全废除新法，这让苏轼十分不满，认为司马光等人与曾经的“王党”是一丘之貉，于是苏轼上书劝谏，因此得罪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势力，在京城难以立足，因此请求外任。
所以说，苏轼不仅仅是四人中的小老弟，还是其中的受气包，因为政见不合，既得罪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势力，又得罪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势力，先后被执政势力打压。
王安石与司马光，一对至交，因为政见成为仇敌
早年间，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交往是非常友好的，颇有些志趣相投的意思，两人交往的频繁时期，是在嘉祐三年，司马光升任开封府推官，同年王安石调任度支判官，两人都在京城为官，又都有才名，成为至交好友。
此后在宋仁宗朝的末期，王安石和司马光还共事过一段时间，二人在同一时期，被任命修起居注，两人联手共事一段时间后，先后被提拔为知制诰，王安石接受了任命，司马光拒绝了这一任命，同样地司马光担任馆阁之职多年，王安石曾先后两次拒绝馆阁之职，这也代表了二人不同的价值追求。
两人的关系破裂，与欧阳修一样，都是因为宋神宗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与欧阳修支持改革，主要反对青苗法不同，司马光对新法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曾因为变法，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陈述实施新法的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王安石则回信对司马光的指责进行一一反驳，声明自己的观点，认为士大夫不能因循守旧，唯有变法图强，才能重振宋朝的威信。
为了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宋神宗想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再提废除新法的建议，宋神宗没有同意，司马光因此辞职离京，远离朝堂十五年之久，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主政时才回朝担任宰相，将王安石的变法全部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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