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12 16:37张学君
摘 要：秦蜀之间，虽有秦岭阻隔，然先民开栈道互通往来。商鞅变法后，秦成西陲强国，灭蜀与巴，改行郡县制，将巴蜀作为统一华夏的战略要地，进行卓有成效的社会改良和经济建设。此后，巴蜀地区成为持续百年之久的秦灭六国战争的资源供应基地，为统一的秦汉帝国作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秦国；蜀；巴；李冰；都江堰
秦蜀之间虽有崇山峻岭阻隔，但至少在春秋时期，蜀人已开凿了川陕间穿越秦岭的栈道（褒斜道）。这条通道是从眉县入斜谷，翻越分水岭，沿褒谷至褒城；而后进入石牛道（或称金牛道），从陕西沔县西南行，越过七盘岭进入四川，经广元朝天驿进入嘉陵江河谷。栈道在悬崖峭壁凿孔，嵌入木梁，辅以木板，故又称“阁道”[1]。川陕交通改善后，秦蜀之间商贸关系也密切起来。《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记载：
及秦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秦国了解巴蜀的富庶与险阻，为了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首先必须统一居于长江上游战略位置的蜀国和巴国。为了巩固其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并将它作为并吞六国的战略基地，在推行政治改革、移民政策的同时，秦对以成都、江州为重点的巴蜀地区实施了较长时期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开发，特别是创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和开发广都盐井，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秦对巴蜀地区成功改革和开发，一方面带来了巴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史家称之为“染秦化故也”；另一方面巴蜀成为秦统一六国的战略基地，为统一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资资源。总之，秦灭巴蜀以及其后对巴蜀地区实施的政治制度建设和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措施，的确达到了预期目的，使巴蜀中断了原有的地域文化，全面接受了中原文化，为汉以后巴蜀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一、秦灭巴蜀后，实施的政治軍事措施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逐渐强盛，统一中国成为它的战略目标。战国时期，巴蜀地区对于秦国统一中国的战略地位，已为战国谋略家所重视。策士张仪在游说楚国时对楚王发表了并非危言耸听的警告：
秦西有巴蜀，舫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二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据捍关。[2]
战国后期，巴王利用蜀王与其弟苴侯的矛盾，结好苴侯，与蜀抗衡。秦将司马错、田真黄极力主张在巴蜀发生内乱的时候乘机并吞巴蜀两国，其理由与张仪游说楚王的基本观点极其相似：
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供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3]
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接受司马错等人建议，利用巴蜀攻战的机会，以秦相张仪和将军司马错为将，从石牛道入川，先后灭亡蜀国和巴国，将其纳入秦国的版图。秦国为巩固它在巴蜀的统治，十分重视对蜀地的有效治理。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前314年），封蜀王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同时设蜀郡，以张若为蜀（郡）守。（一说认为，秦灭蜀时未置“蜀国守”，疑张若迟至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即前285年“诛蜀侯绾”后任蜀守；到三十年即前277年他参加伐楚战争，离蜀守任。）为便于统治，秦国对巴蜀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在巴蜀推行郡县制，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前312年），分巴、蜀两郡部分地区设立汉中郡，以削弱巴、蜀残余势力（史称“戎伯尚强”）。
尽管秦巩固在巴蜀统治的两项政治措施十分得力，具有割据野心的蜀相陈壮仍然杀掉蜀侯，试图独立。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前311年），蜀相陈壮反，杀蜀侯通国。[4]秦武王元年（前310年），秦遣大庶长甘茂伐蜀，诛陈壮；伐丹犁。[5]
秦伐蜀时西南形势：江州以上今重庆、合川、川北、内江、泸州地区属巴国；枳（涪陵）以下巴东地区已属楚；秦岭以北属秦；其余地方皆属蜀。蜀之本部为成都平原。其东有郪国，东北苴国，均为蜀之藩封，又曾附于巴。蜀西南有丹黎国，又南有僰侯国，皆蜀之藩国，忠实于蜀者。僰之南，有夜郎、且兰等国，蜀之西有青衣和笮国。又其南，有邛国、滇国、同师、哀牢、昆明、句町、卧漏、乌浒等部族，皆似役属于蜀，比于外藩。其又南，乃为南越、瓯越、滇越之属。[6]
秦武王三年（前308年），封蜀侯子恽为蜀侯。平息叛乱以后，巴蜀地区相对安定下来。此后，秦国以巴蜀为战略基地，利用巴蜀地区雄厚的物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攻楚战争。灭蜀后第五年（前312年），“攻楚汉中地六百里，置汉中郡”[7]。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司马错率陇西及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地。[8]这次掠地可能得而复失，因此蜀守张若于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配合大将白起大举攻楚的计划，再次起兵从蜀地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9]因此《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载：“秦复拔我巫、黔中”。由此可见，长江三峡已成为秦楚征战的咽喉之地，决定了秦国最终灭亡楚国的致命一着。秦国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活动，使新置的蜀、巴、汉中等郡安定下来。为了给统一东方六国的战争提供可靠的物资条件，秦国集中力量开发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经济。
二、社会改革与移民开发战略
秦并巴蜀后，面临巴蜀地区“戎伯尚强”，即这个多民族地区存在着不少由酋长统治的部族和方国的严峻现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其时秦廷在过渡期，不得不暂时保留这些统治者的“君长”地位，除封蜀侯外，还“以巴氏为蛮夷首长，世尚秦女”，并在赋税上加以优待：“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秦昭王时，因板楯蛮射杀白虎有功，“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巴地大多是比较小而分散的部族、方国，人口总量大大少于蜀地，《汉书·地理志》所载巴郡人口还不到三蜀[10]的1/3；地域范围也远逊于蜀国：巴郡设11县，仅为三蜀的1/4。鉴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在秦国采取和亲、和睦政策后，他们能够积极回应，向秦统治者投桃报李、相安无事。这种良性互动，直到汉初仍未改变：廪君后裔居住南郡，而板楯蛮还为汉高祖还定三秦立下了汗马功劳。endprint
蜀国与巴人不同，他们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传承久远，对亡国惨祸有切肤之痛，不愿接受秦国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因此不断举兵反叛。为加强在蜀的军事、政治实力，以推行其社会改革，秦国先后派遣司马错、张若和李冰等精明强悍的将军、郡守入蜀，运用大刀阔斧的军事、政治手段，成功地平定了巴蜀；随之采取“移秦民万家”[11]以充实蜀地的战略措施，有力地奠定并巩固了秦在巴蜀的统治地位。
正是由于在巴蜀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获得显著成效，巴蜀地区才成为秦国安置六国旧贵族、豪富等最具反叛实力的政、商家族的理想地域。秦灭六国后，为削弱原六国经济实力，秦始皇又先后迁徙六国贵族、豪富入蜀。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12]，如徙赵国卓氏、齐国程郑入蜀。公元前238年，秦始皇平息嫪毐之乱后，其舍人被“夺爵迁蜀者四千余家”[13]。
在暂时保留分封制的同时，秦国大张旗鼓地在巴蜀地区推行郡县制，先设置巴郡和蜀郡：公元前314年，以张若为蜀（郡）守。不久分巴、蜀置汉中郡，在巴、蜀、汉中三郡之下，共置41县。据考，秦在今西昌、汉源、茂汶也设置了郡县。“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14]虽然一些边远地区郡县制的设置未获成功，但总体情况是好的。秦国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与军事活动，使新置的蜀、巴、汉中等郡安定下来。
巴蜀地区在秦昭襄王时期有力推进了秦国行之有效的各项政令，取得较大成效，故史家称之为：“昭王开巴蜀、灭周、取九鼎”[15]。昭王四年（前303年），开始在巴蜀地区实施“开阡陌”的经济政策。1980年在四川青川县郝家坪发现秦昭王时期墓葬，从中出土的详载阡陌制度的《为田律》木牍，就是当时秦国在巴蜀地区推行田制改革的历史见证。[16]秦在巴蜀地区实行的其他政策、措施，无法详考，但从这一发现进一步联系到秦任用颇有才干的郡守张若、李冰可以看出，秦统一巴蜀后，对开发巴蜀地区十分重视，选任了精明强悍的治蜀人材。张若、李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推行了卓有成效的重大改革，使巴蜀地区后来居上，很快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
三、开发西南夷，开通南方丝绸之路
秦灭巴蜀后，加强了对巴蜀的经济建设，兴建成都、郫和临邛等三城，创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开凿广都盐井，在成都、临邛设立盐铁市官，发展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在将迁虏卓氏、程郑等安置于临邛后，还在南安、武阳等地设置铁官。在公元前4世纪末，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已形成一个繁荣的工商业经济区。
在此基础上，成都地区有可能将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铜器、漆器、铁器等输往云贵高原的少数民族地区。《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记载夜郎、靡莫（古滇部族，居昆明附近）、滇等部族时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既然置吏，当然就有商业往来了。秦政府为将夜郎、靡莫、滇等部族居地纳入王朝版图，曾派常頞“略通五尺道”，即整修了早已通西南夷的故道（今云南曲靖），并在这些地区设吏管理，为南路对外贸易提供了交通之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注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学者们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断，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古道，一是从蜀（成都）出发经南安（乐山）、僰道（宜宾）、南广（川南高县、珙县、滇北威信、镇雄）、味县（云南沾益、曲靖）、滇池（昆明），到达楚雄，称为“南夷道”或“五尺道”。一是从蜀出发，经双流、新津、邛崃、雅安、汉源、越巂（西昌）、会无（会理）、三绛（会理黎溪）、蜻蛉县（永仁、大姚）、弄栋（姚安），至楚雄与南夷道汇合，称为“西夷道”或“零关道”。汇合之后，再从楚雄出发，经叶榆（大理）、博南（今永平）、永昌（保山）、滇越（今腾冲）出境，前往缅甸、印度。
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正是秦灭巴蜀和秦派常頞凿“五尺道”通西南夷的时期，“秦”的称呼伴随着运销丝织品的商人沿西南古道传入印度。[17]这种贸易，还有可能辗转运销中南半岛北部。依据是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战国至秦），越南红河三角洲和泰国东北部已出现铁器，与这些地区接壤的广西、云南直至西汉仍不產铁，未设铁官；而《史记·西南夷列传》明确记载，这一时期，迁虏临邛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18]秦代巴蜀地区产铁似乎不只临邛一处，秦王朝还在南安、武阳等地设置铁官。临邛等地铁器极可能沿南方丝绸之路销往中南半岛。据考证，战国至秦王朝，越南红河三角洲和泰国北部已出现巴蜀输出的铁器。[19]
与此同时，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史书《国事论》（Arthasastra）[20]曾谈到“脂那”（Cina）之地产成捆的丝及红黑两色或黑白两色的织皮。据考证，“脂那”为秦的对音，这里指秦统一之后的四川。丝即丝织品，织皮即毛织品，缋罽之类。既然是国际通道，商贸交流中必然有境外输入的商品。琉璃便是这一交流的输入商品。1949年以前，在川西北茂汶地区早期石棺葬中，曾发现过琉璃珠，经测定不含钡。中国在战国时期烧制的琉璃制品，属于铅钡玻璃。这种不含钡的钠钙玻璃，应是从中亚或西亚输入的。[21]
四、城市建设“与咸阳同制”
秦惠王二十七年（前311年），秦蜀守张若开始着手巴蜀地区的城市建设。张若任蜀守的时间长达34年（其任期大约在秦昭王三十年即前277年结束。当时，秦将白起定黔中以后，张若被调任黔中郡守），有充裕时间致力于成都、郫邑和临邛的城市建设。他首先对蜀地成都、郫邑、临邛三个城市的建设作了统一规划，仿照咸阳城的格式确定了三城市区规模、形制、设施等。秦代所筑成都城与蜀王开明所建成都城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有版筑的城垣。张若按照秦城的规范，将这三城的城垣规模作了限定：城垣周长，成都十二里，郫城七里，临邛六里；城墙高度，成都七丈，郫城六丈，临邛五丈。仅这一工程，就不是短期所能完成的。
秦代成都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大城，西为少城；先筑大城，后筑少城，陆续完成。秦代大城南北广，东西窄，呈不规则长方形。故城的南北走向，方位不正，大约首尾由西南斜向东北，非方非圆，曲缩如龟，故习称为龟城。龟为古之灵物，故有神龟示迹之说。endprint
大城北近武担山，南至秦人新建的赤里（今上南大街）。大城未筑前，蜀侯国治及郡治，当在赤里一带，因里有城垣，可资防卫。秦城东有千秋池。城北有龙坝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其间津流径通，冬夏不竭。诸池均为筑城取土时掘成，后来成为秦城东、西、北三面天然屏障。龙堤池大约在今青龙街北侧，为大城北垣与武担山间的一个据点。千秋池是否清代城池图中的东北庆云塘，无考。柳池湮没已久，早已无存。[22]秦城的建制，为后来成都城市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秦灭巴蜀后，在川东地区，以江州为中心的巴地城市，从过去的巴国五都扩大到十多个县城，分布在涪水流域、嘉陵江流域、长江三峡、乌江下游等强势经济区，形成沿江城市带。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有江州、临江（治今重庆市忠县）、垫江、朐忍（治今重庆市云阳县）、阆中、安汉（治今四川省南充市）等县。这些城市大多拥有盐铁、桑麻、丹漆、鱼池之利，又产多种经济类作物，稻作农业比较发达。其时已出现了地方特产，如江州“堕林粉”、荔枝、御米。[23]巴地其余诸县地，多是土地贫瘠之区，多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粗放农业，有的还以狩猎为主要经济类型，如乌江流域的涪陵郡，“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县邑阿党，斗讼必死。无蚕桑，少文学，惟出茶、丹、漆、蜜、蜡。”[24]
何况巴地地域广远，而山区交通又不方便，以及各地民风民俗不同等因素，这便给民事、农事、刑事的检查、管理和朝廷的上计、考绩等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致使城乡连续体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存在脱节现象，中心城市也难以充分发挥其经济功能。所以，终秦汉之世，川东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期处于缓慢的状态。[25]
五、治理岷江上游水患，创建都江堰水利工程
（一）李冰治蜀年代
李冰何时任蜀守，历来学者争论不休。近年有学者从影宋本的虞世南《北堂书钞》发现有关李冰任蜀守的一条新史料，为东汉应劭《风俗通》的一段佚文：
秦昭王听田贵之议，以李冰为蜀守，穿成都两江，造兴田万顷以上，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立其祠也。[26]
应劭的《风俗通》采集了不少湮没无闻的秦汉史实，历来受到学者重视。这段佚文，也应属言之有据。这条史料道出一些我们知之不详的史实：
1.这段史实透露，李冰是由田贵向秦昭王推荐担任蜀守的，田贵其人无考，大约是游说于秦廷的一位策士。关于李冰任蜀守的时间，因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的含混记载，给这个问题蒙上了迷雾。秦孝文王接位于公元前250年，但“十月己亥接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在位仅三天，庆吊相继，无暇过问任免事，因此李冰不可能在这时被任命为蜀守。应劭比常璩著作早150年，他的《风俗通》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可信的说法。《水经·江水注》也说：“秦昭王以李冰为蜀守”。至于李冰任蜀守的具体时间，大约在秦昭王三十年（前277年）。这年张若伐楚，秦设立黔中郡，留张若守之，李冰很可能在这时继张若为蜀守。李冰任蜀守后，开创都江堰水利工程，穿凿广都盐井，需要花費很长时间，因此很可能延续到秦始皇九年（前238年）蜀守金接任为止。[27]
2.开凿“成都两江”。史称“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28]。《华阳国志·蜀志》称“二江”为郫江、检江。两江修建，直接受益的，一是成都城市，二江抱城，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千年古城从此奠定基础；二是农田水利，“造兴田万顷以上”，方圆千里的稻作农业被开创出来，经济效益不可谓不大。
3.史书记载说：“昭王曾孙政并六国，称皇帝”[29]。而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李冰开发巴蜀经济的巨大成效，秦始皇是直接受益者，因此表彰他的功绩，为他立祠，永享蜀人祭祀。
（二）岷江水患与蜀人治水
李冰任蜀守后，在蜀王开明治水工程的基础上，创建了人类水利史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至今造福四川人民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谨”的“天府之国”。这一工程大约开创于公元前276—前256年，主要包括鱼嘴分水岭、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项工程，与之配套的还有检江（外江）、郫江（内江）等疏导工程。工程完成后，当时就能“溉田万顷”（约合今70万亩）。成都平原稻米的普遍种植，即“开稻田”，应是在灌区形成以后。于是蜀地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从此“水旱从人，不治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30]。随着历代对工程的不断完善，灌区也逐渐扩大，显示其永恒的价值。
要了解李冰开造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不朽价值，有必要认识古蜀时代成都平原的自然地理形势、古代蜀民面临的严重水患，以及蜀相鳖灵治理水患的历史情况。
成都平原为四川盆地白垩系内海遗存，后由洪水冲积而成，地势平缓，由西北向东南逐渐下降，坡度在3%—5%。西北部玉垒山、九顶山横亘岷江、湔江、雒水、绵水上游，江水不畅；东部龙泉山又阻碍江水东去，夏秋季节，洪水泛滥；冬春季节，也常常是水乡泽国。蜀人进入成都平原后，常为洪水困扰，不断筑城，又不断迁徙。大规模治水活动大约开始于杜宇氏统治的后期，最初成效甚微，即所谓“望帝不能治水”。后由荆人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31]。“决玉山”的玉山，即玉垒山，属九顶山（在绵竹、什邡和茂县的分界线上）支脉。时鳖灵在岷江上游开凿九顶山泄洪道，初步开创了都江堰宝瓶口以上第一期分水工程，即从岷江上游分流。
《禹贡》所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就是鳖灵（开明氏）创造的治水业绩。这一分水工程可能已从岷江上游分出沱江，使其东流。《水经注·江水》也明确指出这一点：“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氏所凿也。”同时，鳖灵还可能在位于今金堂县境内龙泉山与云顶山之间开凿了宣泄内江洪水的水道（金堂峡），使其顺利地注入沱江。由于鳖灵导洪得法，减轻了成都平原的洪涝灾害，蜀人得以在“陆处”生活。岷江、沱江上游水患的初步整治，为开发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鳖灵治水，功莫大焉，望帝因之禅让王位于开明氏。这是蜀人在成都平原有了较为稳定的居住环境的标志。endprint
成都平原的洪灾虽经蜀王开明氏穿凿宝瓶口、分流内外江，得到了初步治理，但是，其工程尚属初创，治水规模、配套设施和调控洪水的能力都十分有限。同时，由于成都平原河道密集，水量丰富，夏秋洪水汛期长、发生频率又高，非经有组织的大规模治理，不能控制洪灾。尽管如此，水患问题的初步治理，仍对成都平原稻作农业的形成和初步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经济的稳定发展，使开明王朝日益强盛，疆域不断扩大，开明五世也最终选择了在成都建立自己的都城；到开明九世被秦所灭，蜀国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商业街、十二桥遗址发掘报告充分展示了这方面的基本情况。
成都地处平原中心位置，水陆冲要，是理想的都会。经开明氏的建设，已经初具都市规模。秦统一巴蜀以后，蜀守张若又重新规划，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重建，“与咸阳同制”。但是，作为大都会，成都仍然缺乏可资利用的水资源优势，而城市经济的兴盛、稻作农业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都需要拓展水利工程。秦昭王后期，李冰继张若之后为蜀守。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岷江、沱江水患需要根治；成都城市需要足够的水资源。
（三）李冰创建都江堰水利工程
李冰“能知天文、地理”。任蜀守后，他对成都地区洪灾和岷江、沱江上游水文地理情况都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最终确定，岷江的宝瓶口分流工程是解决成都平原水资源问题的关键。施工方案确定后，他调动人力、物力，并亲自主持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
这一工程首要的任务是，兴建渠首分水工程。《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说：“蜀守（李）冰凿离碓，辟（避）沫水之害”，就是指这一工程。据考证，李冰所凿离碓及其分水工程不是现在的离碓，而是以今鱼嘴上游南岸的马脚沱小山为基础向上游修筑的。李冰选择马脚沱小山江中岩堆进行开凿加工，凿掉其有碍部分，使江水分流。在离碓右侧建筑了鱼嘴分水堤埂；在离碓左侧砌筑了百丈堤固岸，限制水口宽度，使洪水不至向左岸泛滥。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壅江作堋”，即指修筑堤堰工程而言。为测量堰首江水位，他又“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壅江作堋”后，成都平原借助岷江丰富的水资源优势，最终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陆海”。
李冰在开拓成都水资源优势中，与都江堰渠首工程紧密配套的水利工程是，对“东别为沱”以后的内江水进行分流，使其造福生民 。李冰在“壅江作堋”的同时，已将分流的内江水纳入与成都及其周边地区有关的水利建设，这就是二江双过郡下、环抱成都城市的生态工程。《史记·河渠书》最早记载了让成都人至今受益的这一“二江抱城”的生态工程：“于蜀，则蜀守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32]《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载说：“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
对李冰开凿环抱成都的“二江”，历代说法不一，至今仍有争论。[33]由于成都平原河道密集，又不断发生自然变迁；秦汉以来，都江堰分水工程不断扩大，灌区面积成倍增加，现在要准确無误地弄清李冰所开“二江”的来龙去脉，的确十分困难。好在论者并不否认李冰开凿成都“二江”的事实，分歧只是“二江”的进水口和走向。笔者对历史资料和古今河道进行仔细考察后，采以检江和郫江确为李冰开凿的“二江”的见解。
检江又名流江、汶江、外江、走马河（今清水河、锦江）。李冰自今都江堰市南门分江沱水东南流，经聚源、崇义铺入今郫都区境，经郫都区城西南数里，转东南入今成都市中心城区，过苏坡桥，绕杜甫草堂（即所谓“清江一曲抱村流”），过成都城南，俗称南河，古名锦江。锦江上有万里桥（今南门大桥），是重要水码头。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在这里饯送费祎使吴，时费祎说：“万里之行，始于足下。”因以名桥。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成都）歌》十首之一云：“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就是说从这万里桥下码头，沿府河转岷江进入长江，可以直接通航江南。锦江在合江亭与府河（即郫江）汇流。合江亭，亦名锦官亭，旧址或说即后代回澜塔处，郫江又称别江、都江、内江（今称油子河）。李冰自灌县崇义铺分检江东流，经郫县竹瓦铺、崇兴场，至太和场南流，以下称府河。这段河道一般指今柏条河。这一带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二郎担山赶太阳”的故事。柏条河“经郫县北，去县三十一里”，“经新繁县，去县十一里”。左岸是著名的膏腴“繁田”。 柏条河“西北自新繁县来”，一名繁江，汇集徐堰河水后，自石堤堰下，东流为毗河，或称毗桥河。
柏条河东南流名为府河，但府河并非一开始就是现在绕成都城垣西北、转而向东南的状况。秦汉时期的府河自太和场南流，经两路口及成都北郊洞子口至西北九里堤，再东南流向大西门（通惠门），与南河汇合，这是府河故道。[34]西门古有张仪楼，高百尺。岑参（715—770）吟《张仪楼》诗说：“传是秦时楼，巍巍至今在。楼南两江水，千古长不改。”这说明当时两江仍在大西门外汇合南流。
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 给这座历史名城及其周遭环境营造了“蜀江水碧蜀山清”的良性生态环境，为它注入了永不衰竭的经济活力，也为韵味悠长的西蜀文化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无限空间。
六、设置盐铁市官和“穿广都盐井诸陂池”
秦灭巴蜀以后，对蜀郡进行的大规模社会、经济开发中，最有成效者，除都江堰水利工程外，尤以对广都盐井的开凿引人注目。
在李冰开凿广都盐井之前，四川盆地除盆周山区有少量自然盐泉和岩盐外，盆地内盐卤资源都深埋地下岩层中。蜀地先民所需食盐，主要依靠外来供应。蜀人定居成都平原以后，食盐可能仰给于西北池盐和东部巴人“巫诞”行销的食盐。[35]由于川东盐泉产量高于其他地区，盐成为巴蜀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秦灭巴时，巴东盐泉为楚所据，张若等多次与楚征战，目的主要在于夺回盐泉。
其实，巴盐输蜀，途程遥远，数量有限，也很难满足蜀人需求。寻求可靠的食盐来源，是蜀人最初在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不断迁徙的原因之一。因此，秦统一巴蜀以后，十分重视食盐的流通与管理，秦惠王二十七年（前311年）就在成都设置“盐铁市官并长承”[36]，以控制食盐的流通。endprint
李冰任蜀守后，利用巴蜀先民长期食用自然盐泉和含盐岩层积累起来的盐矿地质经验，穿凿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口盐井——“广都盐井”（在今仁寿、双流境内），为巴蜀开创了凿井、采卤、制盐的历史。因此，蜀地“盛有养生之饶焉”[37]。李冰这一业绩，除见诸史籍外，20世纪50年代成都、邛崃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更加确凿、也更为写实地证实了其井盐生产实况。李冰成功开凿广都盐井，揭开了四川盆地井盐生产的序幕。
有关秦蜀守李冰开凿广都盐井的史实，虽然见于历史文献较晚，直到东晋时期的史学家常璩（公元291—361）在其所著《华阳国志》中才有记载，但史料的可靠性却是学者公认的。它追述了秦蜀守李冰开凿“广都盐井”的史实：
（李冰）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38]
“广都”在先秦时曾经是蜀人都会，《蜀王本纪》记载：“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39]广都樊乡在今双流县境内，西汉“武帝元朔二年置县”[40]。据学者考证，县治所在地为今双流县中和场，辖今双流县、仁寿县之北部及简阳县西部之一角。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避炀帝讳，改为双流县”[41]。
李冰任蜀守应当在张若之后，任职时间较长，大约在秦昭王三十年（前277年）到秦始皇九年（前238年）。在近四十年的任职期内，李冰创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且开凿了广都盐井。
因此，李冰任蜀守后，为蜀人食盐自给计，凭着已经具备的盐矿地质知识，“识齐水脉”，开凿了“广都盐井”。“ 广都盐井”位于广都县的龙泉山脉（成都人谓之“东山”），是一个良好的储盐结构。关于广都盐井的盐卤资源，及其与陵井的关系，当代史学家任乃强先生作了精当的阐述：
自仁寿县治以北，至籍田铺、秦皇寺、贵平寺一带，地层上部积有盐水。李冰识之，故最先掘井于此。其最旺一井，后世称为“陵井”。自汉迄唐，屡经深凿，至达数十丈。[42]
任先生认为，广都地下浅层盐卤资源丰富，因而李冰最先在此地开凿盐井。广都盐井是当地若干盐井的合称，陵井是其中最旺之井，汉以后仍在生产。经过历代加深，陵井井深达到“数十丈”[43]。
在道教盛行时期，人们更将广都最旺盛的盐井附会为“沛国张道陵所开，故以陵为号”。陵井可能在唐代已经废隳，地理学者李吉甫证实，“后废陵井，更开狼毒井，今之煮井也。居人承旧名，犹曰陵井，其实非也。”[44]《元和郡县志》完成于唐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以前，因此“狼毒井”是作者在广都盐井之外所见到的另一所新井，不属于原来开凿的广都诸旧盐井。
临邛、蒲江盐井开凿的年代当不晚于西汉中期。《华阳国志·蜀志》在明确记载“孝宣帝地节三年，罢汶山郡，置北部都尉”之后，接下来说“时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由此可见，西汉孝宣帝的地节三年（前67年），人们在临邛、蒲江两地开凿了20所盐井，数量不可不谓多，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年代，距离广都盐井开凿的时间是172年—209年。 很显然，人们开凿临邛、蒲江盐井确是受到广都盐井成功开凿的启示，从而在距离广都县数十公里的临邛县开凿了新的盐井。秦汉时期，蒲江属于临邛县（在总冈山脉北侧）。从盐矿地质构造看，广都县和临邛县都属于川西侏罗系、白垩系盐卤，盐卤踞地表比较浅。人们只要在开凿水井的基础上，稍加改进，就可以取得这种地质构造中的盐卤。
秦国—秦朝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取得了明显成效。李冰在治水的过程中，还开凿了四川第一口卤井——“广都盐井”，为巴蜀人民创造了更为可靠的生存条件。从此，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45]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为我们描述了秦统一巴蜀以后，长时间地对巴蜀地区进行社会、经济开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成效：
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
原本朴素简约的巴蜀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驱动下，呈现出“居给人足，以富相尚”的奢靡景象。在巴蜀经济开发中涌现的工商豪富乘坐高车驷马，穿戴王侯美衣；嫁女娶妇摆设最高档的宴席，女儿回娘家使用价值昂贵的“从车”；办葬事需要高坟瓦椁，祭奠使用羊、猪做祭品，赠送财礼衣物、奉送丧礼成倍增加。常璩认为，秦在大规模开发巴蜀经济、改革巴蜀地区落后习俗的同时，其奢靡浮华风气，也给蜀地带来了消极影响。这一切变化的发生，“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46]他将秦灭巴蜀以后这块原本封闭的土地所发生的变化，归结为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实在是有见地的结论。
七、巴寡妇清开采丹砂与秦始皇筑女怀清台
丹砂是硫磺与汞的化合物（硫化汞），呈红色。陶弘景言“丹砂即朱砂也”，古代多用作红色染料。但更为一些炼丹家看重的是它的药理作用，据说它对人的补益功效“万倍于五谷”，被視为神药。汉淮南王刘安《淮南万毕术》早已认识到，“丹砂为澒（汞）”。对此，《广韵》作了更明确的解释：“汞本作澒，丹砂所化，即水银也。”岩层中开采出来的丹砂，经过加热分解，即成为水银（汞）。水银是应用极广的重金属，古代宫殿、墓葬都大量使用水银。任乃强先生认为，“丹”与“漆”，皆装饰器物及宫室用品。[47]秦始皇陵寝“以水银为百川、江湖、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48]，其水银耗费量达到惊人的数量。秦始皇墓葬如此大量耗费水银，可见墓葬以水银作为装饰物品已成时尚，亦可想象当时从丹砂提炼水银的生产实已达到很大的规模。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金丹》对丹砂提炼水银有简练的说明：“凡草木烧之即烬，丹砂烧之成水银。”可见当时从丹砂提炼水银并非难事，已总结出相当成熟的实践经验。endprint
巴地富于矿藏，尤以丹砂著名。据文献记载，巴地涪陵（今彭水）、辰州、宜州、阶州一带均出丹砂，宋苏颂《图经本草》说，丹砂以“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现代地质矿产调查表明：重庆市是汞矿主要产区，储量达到万吨以上，居全国第三位，大多分布在秀山、酉阳两县境内。[49]
巴地产汞很早，《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濮人向周王进贡之物就是“丹砂”。濮人又称“百濮”，由江汉地区迁徙巴地，与巴人融合。巴国之地物产丰富，除农业外，矿冶、制陶、竹木漆器、纺织等业均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在矿冶业中，尤以丹砂的开采著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巴寡妇清开采丹砂的故事：
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世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据说巴寡妇清的祖先是濮人后裔，世居巴地。巴寡妇清的祖先发现丹穴并进行开采，由家族经营、子孙后代均享受开采丹穴的利益。巴寡妇清继承了家族遗产，经营有方，又善于理财，丹砂采掘事业愈益兴旺，成为名震秦朝的大富豪。秦始皇十分赞赏她的经营才干和女性操守，礼遇甚隆，封赏“贞妇”，并下令在她的家乡——巴郡龙寨（今长寿县千佛乡寨沟村）建筑了一座“女怀清台”，以表彰她的不朽业绩和人格楷模。
明清以來，“女怀清台”以“龙寨秋容”为题被列为长寿县八大景观之一，受到人们瞻仰、崇敬。明代诗人金俊明有《怀清台》诗纪其盛事：“丹穴传赀世莫争，用财自卫守能贞。祖龙势力倾天下，犹筑高台礼寡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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