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 鞋

上世纪80年代前，不仅仅是在镇江东乡，即使在城里，要看这家主妇能不能干，从孩子的脚上最可以看出端倪。

东乡孩子的穿鞋生涯，是从外婆送来的第一双老虎鞋开始的。女儿结婚当年或次年的端午，外婆家都得为外孙做上一双“老虎鞋”，“ 老虎衣”，以及一件绣着“长命百岁”字样的红肚兜，还有五彩棉线编结的“百脚绳”。外孙抓周的时候，无论家境如何，外婆家还得再给孩子送一双老虎鞋。我们仨兄妹孩子的第一双老虎鞋，都是母亲跟着邻居一针一线地学做来的。

做鞋子，得先找鞋样子。在早年的东乡，待嫁姑娘的首饰盒里，除了心爱的首饰外，鞋样子是必不可少的。鞋样子有很多种，有按男女老少区分，也有按季节区分。男人的，则是一袭的元宝口样子。女性的，则多了些花样。鞋有单鞋，圆口，方口；或固定开口，或松紧口。也有棉鞋，鼻梁中分的，带搭扣的，都是一脚蹬的。主妇和姑娘们串门的时候，但凡看到谁家人脚上有了时髦的鞋样子，都会急急忙忙地依葫芦画瓢地剪了，藏在自己的首饰盒里。

鞋样一旦选定，便进入了复杂的做鞋工序。

先是裱骨子。也有村庄人说糊骨子。这是做鞋子的最基础工序。鞋骨子通常有三层组成。最下一层必须是整布，但未必是新的。平铺在木板上，可以是主家的大门放倒做板，也可以是吃饭的桌子。在布上涂上自作的浆糊，再铺一些零头碎布，待干。接着，主妇或者姑娘们拿出合适的鞋样子，附在骨子上，依样剪出鞋帮子的雏形。爱美的主妇或姑娘们很费心思，用平日里做衣服时候留下的长条布，窄窄的，上沿口，斜斜地剪裁，斜斜地缝上边沿，齐整而圆润。

鞋帮是穿鞋人的标识。倘若是为自家男人或者男孩做的，通常是在骨子上铺一层黑色或者灰色的布。女性的，色彩变化很多。年轻的，花红柳绿都可以。年老的，一般是蓝色，绿色，臧青色，还有紫色。孩子们更活泼，刚刚学会走路的，老虎布最多见。

通常，鞋底不是现做的，是早就备好的。东乡人不说做鞋底，而说扎鞋底，形象而生动。这是东乡女性们几乎不分季节、不分昼夜都不离手的活计。但凡有空闲，姑娘和主妇们的手上，永远都是一只没有完成的鞋底。早年的东乡，不甚朗照的电灯下，八仙桌旁，孩子在做作业。不远处，母亲们正仔细地扎着永远扎不完的鞋底。偶尔，母亲停下手中的针线，慈爱地看一眼孩子，拿一些零食给孩子。或者走出大门，遥望一下上班未归的父亲，直到街巷深处传来自行车铃声，才又踏实地坐回桌旁，继续扎着。这个画面，成了东乡孩子最经典而温暖的家庭印象。

童年开始，我一直认为，扎鞋底是天底下最难弄的女红。现在也是。

鞋底如同鞋帮一样，也得裱骨子。鞋帮的骨子很薄，而鞋底的骨子很坚硬。早年棉布稀罕的时候，不少人家用蒲包衬鞋底。后来，日子稍有好转，主妇们开始用零头碎布替代。先是用一层白粗布打底，依鞋底样子剪裁好。然后是刷浆糊，刷一层，铺一层零头碎布，一层层地刷，一层层地铺。大约寸把厚的时候，沿着周边，滚一块条长而圆的沿口，一块骨子完成。然后，再铺碎布，再缝沿口。如此反复，直到几块骨子垒在一起约一公分厚度，再在最上面铺一层新布做鞋底的面子，再滚口收口。一层一层的，排列齐整。一只鞋底的雏形就完成了。

鞋底雏形完成后，进入最后一道工序，扎鞋底。扎鞋底很讲究。且坚硬的骨子，一公分厚的骨子累堆在一起，用一根细细的2号缝衣针扎穿透，是颇费艰辛的。为此，东乡女人的手上，常常被针扎得一个个破口。

起针，沿鞋底中央，竖扎一排，针脚要排布合适而笔直。一旦排布好，一只乃至一双鞋底的针脚的走向就立即定型。中间一排确定，后面就依次左右往两边一排排扎去。第二排和第一排的针脚自然组成斜平行四边形，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看，都是整齐的四边形。唯有如此，一双鞋底放在一起的时候，才会令人赏心悦目。在东乡，针脚的排列，是判断一个女人审美高下的标杆。也因此，刚开始学扎鞋底的姑娘们常常会请经验老道的主妇们示范第一排针脚，然后依样扎开去。

东乡女人扎鞋底有几种必不可少的特殊工具：鞋锥子，鞋拔子，针箍。鞋底的厚，硬，需要一针一针地扎。特别厚硬的，要用鞋锥。套上针箍，一针下去，只能看到穿透鞋底的针尖，如春天树上萌出的嫩芽，得用鞋拔子夹住针尖，拽出来。针箍戴在手指头上，用以顶针时候保护手指。正面扎进去，反面拽出来，一扎，一拽，扎拽之间，娴熟的主妇们手起针过，一招一式，随长长的棉线，恍惚间，犹如乱花飞过。中间，偶尔觉得针尖不锋利了，主妇们还会用针在自己的前额头发里bī（读毕音）一下，可以让针锋利些。儿时，每每看到大人们用针bī头时，我会担心扎她们的肉，总会偷偷地看着，直到确认头上没有冒血才放下心来。

鞋帮、鞋底扎好以后，就是上鞋子了。这是一道有难度的工序。一般自己做，倘若没有把握，也有专门的鞋匠师傅做。

一双鞋子，一般要三四天时间。特别能干的主妇，能一天做一双鞋子。郭村的一位邱姓老人和我家的的老邻居丫头家娘就是这样的能干主妇。

母亲嫁到王村时就记得，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大家都这样称呼她。因为没能嫁给一个挣工资可依靠的丈夫，丫头家娘硬是凭着自己的一双巧手，靠着做鞋的手艺，拉扯大了三个孩子。农闲时节，能干的她，迈着小脚，走到附近的方家坝村去做鞋。我很困惑的是，那个都是自己做鞋的年代，偏偏方家坝村全村人都请她做鞋。难得的是，她饭量不大，不计较，不多话。从糊骨子，到一双成型的鞋子，一天之中全部完成。

我的父母是一对随回乡教书的老师。我童年关于晚上的记忆，深刻最印象的总是开会或者排节目。前者，母亲是听众。后者，母亲常常是老师。她得帮乡邻们排练各种节目，经典的锡剧折子戏，样板戏，还有一些诸如荡湖船，打莲湘等节目。

开会最受乡下女性的喜欢。可以就着公家的电灯，正好省下自家电费。因此，每当生产队里开会，主妇们都是最积极的。既可以偶尔低声细语地和邻居姐妹说几句闲话，又可以相互交流着各自的手工。溜眼看去，几乎每一位女人手上都不闲着。起初是一刷水的扎鞋底，后来则变成了打毛衣和扎鞋底并存。

通常，主妇们都是利用农闲时间做鞋子。而鞋底则是全年见缝插针地做。夏天布鞋，冬天棉鞋。过年、换季，能干的主妇们总会让自家的人不断档，总会有新鞋上脚。计划经济时代，棉布是凭票供应的。通常，一双鞋子需要0.8尺布，脚大的，要1.2尺布，会过日子的主妇常常会稍稍多买些，为的是日后补鞋子用，一种颜色，以免让人看出修补的痕迹而尴尬。也有不勤劳的主妇，倘若孩子多了，常常会让孩子在腊月寒冬光着脚劳动。母亲每说到此，总会列举出邻家孩子的窘境，那么大个男孩在春天寒风中脚上冻开裂的鲜血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母亲第一双鞋没有做成功。从学校到学校，能干而贤惠的外婆从来不让她的女儿我的母亲碰家务。巧合的是，我奶奶也不擅长女红。成家以后，靠着本家婶娘手把手地指导，母亲才开始了独自做鞋的经历。

第一次做鞋，完全没有经验。那时，有专门帮人上鞋的师傅。好不容易做好了鞋帮、鞋底，母亲将两样半成品送到上鞋师傅家。师傅其实已经发现了问题，但怕伤了身为老师我母亲的自尊心，还是将就着上好了。谁知，拿回家的鞋子怎么也套不进脚。母亲拿了鞋去请教本家婶娘才知道，原来是鞋子的开口处剪得不够开阔。本家婶娘重新帮母亲剪开了口，才改造好了第一双鞋。洋相出了，但也有了经验。母亲说起往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自己为儿子打第一件小毛衣的尴尬旧事。也是第一次，同事帮我起好了头，编织完衣边要换粗针，她不知道我连这个常识都没有，以至于完工后的毛衣怎么都穿不上，只能成了儿子第一只塑料洋娃娃的外衣。母女之间，做女红，居然如此惊人相似，倒也有趣。

还有一种叫水鞋的。那是我奶奶最拿手的鞋。奶奶是小脚，不擅农活。父亲家族一直是单传。太奶奶年迈的时候，奶奶必须要自己耕种。小脚的她怕各种毒虫杂物而不敢赤脚下地，但家庭成分不好，家境又窘迫，不能总是请帮工。于是，小脚奶奶自己学会了做一种“水鞋”，下田干活时穿。也是用布缝制的，长的，白色，里外两层都需要整布。有底，后半部及脚后跟和寻常鞋底一样，但前半部只有寻常鞋子的一半，尖尖窄窄的，高帮，遮到膝盖，和现在环卫工人的雨鞋差不多。针脚也不计较，粗粗乱乱地，很稀。母亲至今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奶奶不擅女红而乱七八糟地做成这样，还是原本就该这样粗针乱脚。反正，每当看到小脚奶奶颤巍巍地下地干活的时候，父母心里都不是滋味。这也是后来母亲毅然辞去教师一职而成了一个纯粹家庭主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双鞋子，倘若紧手认真地做，一般人要三天时间。母亲不擅女红，且追求完美，通常时间更长。而本家婶娘则一晚上就可以完成。为此，常常引得母亲的揶揄。因为只图快，鞋底的结实性就受到影响。也因此，本家堂姊妹的鞋子总是比我们容易“穿通”些，新鞋上脚，没几个日月，婶娘就得重新做。母亲说，那是“鸡咬做，狗咬破”，就是“早上鸡叫的时候才刚刚做好，晚上夜深人静狗叫的时候就破了，”也即“不牢靠”。常常，新鞋刚穿了几天，本家姊妹们就已经：“前头卖生姜，后头卖鸭蛋”，即“前脚趾穿破伸出来，后脚跟磨破也露出来”。

上世纪80年代，当是很多手工制作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请裁缝做衣服是，女人们做鞋也是。很多手工制品的消失，都是在这个时段。我家的鞋柜里，至今还留着三双布鞋。一双男式的，那是先生奶奶在他考取大学时候为他做的单鞋。两双女式的，一单一棉，那是在我怀孕期间母亲特地为我做的。当时穿过，现在都成了我的藏品。母亲说，老屋的橱柜里还有我儿子小时候穿过的老虎鞋，可惜只剩下一只，没舍得扔掉。哥姐家添外孙的时候，母亲还戴着老花眼镜帮她们各自做了双老虎鞋。侄女说她家里留着了。很欣慰。

每一次看到耄耋之年的母亲，我都有一种冲动。春天了，天气暖和的时候，还得央求着母亲做一双老虎鞋，作为收藏。顺便，我也跟着学一次。毕竟，作为东乡的女儿和媳妇，做鞋的滋味，还没有尝试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