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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治丧礼者

儒者,治丧礼者。术士也。

秦国从偏居一偶的西北小国逐步发展壮大,得力于法家和墨家的鼎力相助,跟儒家学说扯不上关系。可是,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拜荀子门徒李斯为丞相,听信李斯“帝王之术”,缴毁民间兵器和诸子学说,禁止私学,加强思想钳制,推行极权暴政。短短13年时间,就使秦朝政权陷入“怒不敢言”、“群盗满山”的危险处境。秦始皇死后,李斯勾结宦官赵高伪造遗诏,迫令公子扶苏自杀,拥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将秦帝国迅速送上了毁灭之路。治亡秦丧礼者,儒们弟子李斯。

汉高祖刘邦“马上得天下”,汉文帝、汉景帝推行休养生息国策,崇尚道家思想,开创了“文景之治”。汉朝之所以能在汉武帝时达到鼎盛,主要得益于诸子思想传承的人文精神,和秦朝遗传下来的先进军事技术。而汉武帝受董仲舒蛊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汉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独尊儒术”不仅彻底改变了汉民族的人文精神,也埋下了西汉灭亡的文化祸根。从西汉开始,帝国官场勾心斗角,骄奢淫逸成风。天下有落草为寇者,而不再有思想者,朝代周期性更替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铁律。西汉“独尊儒术”不过百余年光景,儒家就首创了帝国时代臣子谋夺皇帝宝座的先例,第一个深藏不露、把篡权作为至圣目标的治丧礼者,是儒家谦谦君子王莽。

东汉时期,儒学携谶纬迷信兴盛一时,“王莽之志”已成为普遍的士大夫至圣理想。发生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舌战群儒”——吹牛打口炮成了才华的象征;“挟天子以令天下”——不择手段是能力的体现;“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的至圣志向。这就是独尊儒术之后,汉人社会的文化新气象,人人自命不凡,虚伪奸诈,梦想当皇帝。结果,“烦我大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朝,二次被自己的臣子颠覆,汉献帝乖乖地“禅让”出皇位,东汉自取灭亡。治东汉丧礼者,乃饱学诗书之士,曹丕。曹魏政权仅存40载,又被司马晋取代。

经过“独尊儒术”牺脑后的汉人,实际上已是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曾经大败匈奴铁骑的“大汉民族”,转瞬之间就被一群少数民族兄弟几乎赶出了地球。万分侥幸的是,北魏出了一个孝文帝,推行民族融合政策,才让汉民族死里逃生,存活下来。随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入,以及佛教的广泛传播,又为汉文化注入了新观念和新思想的活力。

大唐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因皇室具有多民族血统,唐朝对各民族文化都能保持开放的心态,大唐繁荣建立在门户开放与文化多元化基础之上。唐朝奉道教为国教,道教因此得到快速发展;佛教的成就更是超越其他宗教文化之上,创立了中国本土化的佛教——禅宗文化;伊斯兰教、景教和祆教也乘此时机传入中国。儒家分享了唐代的富庶与多元文化,其主要贡献就是丰富了诗书画的表现形式,但思想性却并没有多大长进。受儒家伦理文化主导的朝堂政治,依然如前朝一样,藩宦冲突无休无止,朋党斗争愈演愈烈。官僚阶层奸诈伪善,放纵享乐,底层百姓苦不聊生,民变四起。最终,喧宾夺主、葬送大唐王朝的治丧礼者,是书香门第之士,朱温。

宋朝立国三百余年,二度倾覆,皆缘外患,是唯独没有直接亡于内乱的王朝。并非宋朝官场权斗比汉唐消停、民变比汉唐少,更不是儒家不再培养“治丧礼者”,而是鸠占鹊巢的赵匡胤,为避免重蹈覆辙,采取了强化中央集权,剥夺武将兵权的策略奏效。重文抑武,儒学得到更大重视,程朱理学兴起,儒术学术化程度达至极致,宋朝政权跌至虚弱无力的底点。“六贼当政”、“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靖康之耻”、“庆元党禁”、“崖山海战”……宋朝历史令国人唏嘘感叹,可是,宋朝除了像王安石、岳飞这样的几个悲剧人物,更多的却是蔡京、秦桧之类的巨奸大猾。谁能说,宋朝的灭亡不是儒臣儒术的功劳。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虽然汉人也受到朝廷重用,但汉人在元庭的地位并不高,不可能有喧宾夺主的能耐,也不可能有擅立新君的机会。元朝入主中原仅98年,官场权斗既有儒文化特色的阴风鬼火,又有少数民族的刚猛武烈。皇位继承紊乱、政变频繁,政治腐败,汉化迟滞,民族矛盾叠加官民冲突,导致元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未止息。最终埋葬元朝的力量正是由农民起义汇聚而成的明朝政权。

两千年多的朝代轮替,每当一个新政权崛起的时候,总是难寻儒士的影子;而当一个王朝灭亡时候,永远都能看到成群结队鸣哀奏乐的儒者。元朝末年,有不少“忠君爱国”的士大夫,为保护自身利益,表演对元朝廷的忠诚,参与镇压农民起义;还有一些人在元朝灭亡后,仍拒绝归顺新政权,宁为亡元守孝哭丧。

明朝的崛起和中兴离不开明教和佛教的帮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郑和下西洋”故事,郑和就是来自佛教和伊斯兰教文化背景的人。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是士大夫笔下的历史,所谓“XX之治”与“XX盛世”,都是在宣扬“帝王”的英明神武,驭民有术,明教和佛教对明朝的贡献被儒史大夫们刻意淡化和抹杀掉了。明朝官场依然是儒士的主场,由于朱氏政权意识到士大夫们奸狡巨猾,因而对官民的监管和酷刑,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特务组织“锦衣卫”和“东厂”,刑罚“诛十族”和“瓜蔓抄”,都是出自明朝。即便如此,明朝还是像过往朝代一样,逃不出官僚腐败无能、尔虞我诈的文化宿命。明末,东林党与宦官的生死搏杀,象征亡明丧礼开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掘墓人。杀的砍的跳楼的,烧的抢的爆炸的,逃的藏的投降的,哭的喊的抬棺的,悉数登场。“天命”注定崇祯煤山自缢,信“天命”者自然是循儒术各自忙活着,将大明王朝隆重下葬。

清朝是少数民族政权,清朝中兴首先是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的胜利,其次是西方商业文明融入的成就。从清军入关算起,清朝入主中原时间276年,比汉唐宋明都短,而清朝却把中国古代帝国制度推到了强盛巅峰。国土辽阔达到极盛,人口突破四亿大关,占世界总人口十亿的近一半,密集的商业城市兴起,综合国力远超汉唐。儒士在清朝属于奴才,奴才的最大功劳就是为满清供养了一群好吃懒做、贪生怕死的“八旗子弟”。大清的衰败从马戛尔尼拒绝行“三叩九拜”丧礼开始,儒术为大清朝招来一次又一次的痛揍。迫不得已的“洋务运动”貌似增强了大清国力,实际上只是增强了术士的法力。因为财富和技术一旦掌握在术士手中,必然加速王朝的灭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味着中学为治丧礼者、西学为掘墓人。

战国时代,墨子就抨击儒家是“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儒学,实为亡国之学;儒者,乃亡国之术士者。

两千多年的历史事实,反复印证墨家思想的深刻和精准,可不知为什么,当朝天下,仍有无数人迷信儒术。难道真如某鸿儒大咖所预言的那样,将有“三千年未有之”大丧礼?如果真是这样,咱就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了,且诚心敬意为儒士们的“正气”、“正能量”加一把油,祝愿你们早日功德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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