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朝之乱”与老子《道德经》
《春秋左传》记载，距今2532年前，即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围绕周景王继承人的确立，在王子朝和以单穆公、刘文公为代表的当权派之间发生了一起长达十八年之久，起伏跌宕的王室大动乱，史称“子朝之乱”。通过发掘历史，本人有幸找到了王子朝与老子《道德经》之间奇妙的联系，也为几千年来人们围绕《道德经》的产生背景及成书年代的争论画上了句号，给后世有志于研读《道德经》的人们打开一条直达历史真相的方便之门！
一、“子朝之乱”的过程真相
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十八年，被立为储嗣的太子寿夭折。周景王又立寿的胞弟猛为储君。谁知此后，周景王却越来越觉得自己的长庶子朝最有帝王潜质，几次欲改立王子朝却迟迟不见动作。
宾孟是王子朝的太傅。宾孟早就希望周景王把改立储君的事情办妥了。有一天，他在郊外看见一只公鸡啄断了自己的尾巴，便问随从是怎么回事。随从说：“那是它害怕成为别人的牺牲。”宾孟立刻回到王城把这件事说给周景王听，还借题发挥讽谏周景王：“难道鸡也害怕成为别人的牺牲吗？——连人都不怕。用动物做牺牲哪有用人做牺牲好啊，只是寻找愿意充当牺牲的人稍微难一些，要是用自己做牺牲就没这些麻烦了。”以此拐弯抹角地提醒周景王别让自己喜爱的儿子朝最终成为自己的“牺牲”。受到宾孟一通挖苦，周景王这才下定决心，计划利用一次打猎的机会除掉支持王子猛继位的两个两个重量级人物单穆公单旗和刘献公刘挚，然后再废掉王子猛改立王子朝。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打猎的那天周景王还没来得及对单旗和刘挚动手，自己却突发心脏病死亡。死前还当着众大臣的面将改立王子朝的任务托付给宾孟。正是这一糊涂的做法埋下了此后长达十八年之久的战乱祸根。这一年是公元前520年周历四月（以下所说月份均为周历。周历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
周景王死后，单穆公和刘献公悍然违背周景王的遗愿，依旧扶持年幼无知的王子猛为王。这引起以宾孟为首的大臣们以及周灵王、周景王两代先王的族人们的极大不满，但是碍于单穆公和刘献公重权在握，大家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周景王死后没几天，刘献公就死了。单穆公单旗让刘献公的儿子刘鼢（fén）继承了刘挚的爵位，称为刘文公。刘文公对宾孟抗拒拥立王子猛、反对单穆公和刘献公专权的做法十分恼火，指责宾孟蛊惑人心、为害天下。在一次朝会上，刘文公与宾孟发生争执，并最终将宾孟杀死。之后，刘文公还悍然把众王子召集到单穆公的家中“办学习班”，做思想工作，强迫大家发誓拥戴王猛。在周景王尸骨未寒，举国致丧期间，刘文公竟敢在天子的行宫里当着天子和群臣的面残杀先王的顾命大臣，丧心病狂地绑架并胁迫众王子违背先王意愿，这可是明目张胆地蔑视天子权威、亵渎先王神灵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整个王城的人们几个月来积压在胸中的愤怒终于找到了宣泄的突破口，一下子不约而同地将怒火指向了刘文公刘鼢的身上。
六月十一日（因为周代使用干支纪日法，回推困难，文中除有“日食”开头的日期外均为大概日期。），刚刚安葬完周景王，王城中失去官俸的旧官、百工以及周灵王和周景王的族人们便要求惩处刘文公。作为王室长子的王子朝理所当然地成为讨贼首领，召集起王城周边的多股地方武装讨伐刘文公，将刘文公逐杀至扬地。
刘文公被驱逐后，与之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单穆公自知大难临头。为了让仇视他的人“投鼠忌器”，单穆公借故把王猛接到自己家中。王子还（huán）连夜只身来到单穆公家里，怒斥单穆公“天子乃国家公器，必须置于庙堂之上，岂是你私人物品任由收藏？”单穆公无奈放回王猛。单穆公失去了“挡箭牌”，惶恐至极，天一亮便逃出了王城。王子还认为，如果不把单穆公这个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铲除，这场讨贼伐逆的行动就不能算是成功。于是便和召庄公召伯奂商定，假托王猛的名义把单穆公骗回王城，然后再用伏兵将其杀掉。商议完毕，王子还快马加鞭去追赶单穆公。追上之后，王子还假说奉王猛之命请单穆公回去议政，并信誓旦旦地保证“拥戴王猛，共辅周室”。一顿花言巧语最终骗得单穆公信任，两人一同回到王城。一回到王城，单穆公便感觉到气氛不对，很快便找到机会，再次逃往平畤。众王子一看伏击不成，便群起而追之。结果在追击途中包括王子还在内的八位王子反被单穆公杀死。王子朝一看势头不对，连王城都没敢回，一口气逃到忠于自己的京邑。单穆公带着人追到京邑，京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得纷纷逃向深山。单穆公派人守住京邑，自己急忙返回王城通知己方力量前去救援。
讨贼行动的失败给王城内的反对派带来了灭顶之灾，王城中充斥着极度的惊恐和悲哀。
收到单穆公消息的刘文公又堂而皇之地回到了王城。
王子朝进入京邑后，立刻着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四天后的六月二十五日，巩简公率领的讨伐军赶到京邑，结果被王子朝的队伍杀得措手不及，大败而回。二十九日甘平公又带领部队前来征讨，又被王子朝打败。王子朝在京邑的连战连捷，重新鼓舞了王城内的反对派。真可谓“王室上下蠢蠢欲动，王城内外山雨欲来”，一场旷日持久的王室争霸战就此拉开大幕。
王城内的人心所向依然不在单穆公和刘文公一方。为防不测，单穆公一边派人向晋国求救，一边把王猛带出王城，安排在皇邑，让王子处留守王城。王子处把百工们召集到平宫，要求大家宣誓效忠王猛。
七月十六日，拥护王子朝的鄩肸（xún xī）领兵渡过洛水攻打王猛所在的皇邑，结果兵败被捉。为震慑反对派，第二天鄩肸以叛乱朝廷罪被活活烧死在王城的大街上。
八月十六日，王子朝的队伍在王城南翼的前城大败司徒丑率领的王家军队，并引发王城内的百工集体叛乱。八月二十四日，百工们纠集起来攻打单穆公的老巢，但未能成功。第二天遭到单氏武装反攻，百工们非死即伤，作鸟兽散。
十月十四日，晋国的籍谈、荀跞（lì）率领多国部队赶到，将王猛接入王城。
十七日，王子朝的队伍又在郊邑打败了由单穆公和刘文公率领的王家军队，前城人在社邑打败了晋军中的陆浑部落武装。
十一月十二日，王猛因惊恐和风寒，病死在王城。单穆公和刘文公又安排王子匄（gài）继位，史称周敬王。
晋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和王家军队齐心合力、势如破竹，经过一系列战斗收回了被王子朝占领的多个地区，迅速扭转了王家军队的被动局面。到公元前520年的最后一天，多国部队和王家军队将王子朝所在的京邑团团围住，对王子朝的据点发起最后的总攻。王子朝带领京邑武装殊死抵抗，京邑东南角几乎陷落，攻守几度交替，双方死伤惨重。
进入公元前519年正月，眼看王子朝方面的抵抗越来越弱，周敬王为展现天子广德，不忍无辜百姓继续遭受荼毒，便下令停止攻城。在相继收复了郊邑、鄩邑、平阴、泽邑之后周敬王辞退了多国部队。四月，单穆公和刘文公又收回訾、墙、直等三地。至此，以讨伐刘文公开始的首次暴动被平息。
整个上半年，王子朝龟缩在残破的京邑里，未曾发动一点攻势。但是他表面上偃旗息鼓，暗地里却仍在四处搜罗人马、积聚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六月十二日，王子朝从京邑潜入西部的尹邑。尹邑是西周时期辅佐周宣王完成中兴大业并通过民间“采诗”汇集成《诗经》的尹吉甫的封邑。纵使几百年之后的今日，尹氏家族在周国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其家族武装十分强悍。
四天后，接到密报的单穆公和刘文公分别带领王家军队以南北夹击之势前往尹邑围剿，结果先期抵达的单穆公被强大的尹氏武装打得溃不成军，一泻千里。刘文公还没来得及赶到尹邑便顺着潮水般退却的士兵逃回了王城。
王子朝命令召伯奂和南宫极带领成周的人们守卫尹邑，自己指挥其余的人马继续向东追击。
六月二十日，逃回王城的单穆公和刘文公慌忙将周敬王转移到刘邑。
二十四日，王子朝占领王城。七月初九，王子朝入主庄宫。
尹氏武装所向披靡、锐不可挡，一口气攻克了唐、鄩、西闱、蒯（kuǎi）等地，直到将周敬王的活动范围挤压在洛水以南的刘邑一带。
为回报此前周敬王在京邑网开一面不予屠城的善举，王子朝也展现君子风范下令停止攻击。到公元前519年秋天，居然形成了以王子朝为首的主政于王城的“西王”和以周敬王匄为首的苟安于刘邑的“东王”僵持不下、相安无事的怪异局面。
公元前518年三月，晋国撤兵一年后又特地派弥牟回到王城察看周王室的状况。弥牟在王城的北门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们所支持的周敬王已经被赶出王城，正在王城执政的是他们的敌人王子朝。弥牟回去报告后，晋国立即开始断绝与王城的关系，驱逐王子朝以天子名义派去的使节。
6月，郑国的郑定公在子大叔的陪同下访问晋国。在谈到周王室时，晋国的正卿范献子说：“拿他们怎么办才好呢？”子大叔说：“老夫连自己国家的事情都不敢做主，哪敢对王室的事擅做主张。不过有句话说得好：‘寡妇不关心自己的针线，却担心起周王室的衰落，因为周的衰落会殃及每一个人。’如今的王室确实动乱不堪，我们这样的小国早就怕了，谁知道你们这样的大国有没有担忧呢。您还是早作打算吧。《诗》是这么说的：‘酒瓶子空了是酒坛子的耻辱’。同样，王室不能安宁是你们晋国的耻辱。”范献子被说得瞠目结舌，无地自容，赶紧与韩宣子商量，最终决定明年召集诸侯商议此事。
为了获得精神力量，王子朝于公元前518年十月十一日举行“祭河大典”求黄河示以吉兆，希望借助上天的意志震慑那些疏离自己的人。他放入黄河里的玉珪被河水冲到岸边，第二天被渡口的人捡到。有个叫阴不佞的人从捡玉者手中夺过玉珪。就在阴不佞正要卖掉玉珪时，玉珪却奇迹般地变成了普通的石头。周敬王得知有此宝珪，指定要由王家收藏。阴不佞只得献上宝珪，而周敬王将洛水南岸的訾邑奖赏给他。
公元前517年4月，诸侯各派代表汇集在晋国的黄父商议解决王室动乱的办法。晋国的赵简子让诸侯的大夫们首先解决被围困在刘邑的周敬王等人的粮食问题，为明年的“武力营救”争取时间。
为了惩罚阴不佞，收到杀一儆百的战略威势，公元前517年的十月十五日，就在周敬王赏赐訾邑给阴不佞一周年之际，王子朝命令尹氏固率领王城军队从巩邑淌过洛水火烧訾邑，结果未能攻克。这次战役的失败，令形势对王子朝更为不利。
由于不断得到各诸侯国送来的物资和给养，在刘邑的周敬王实力大大增强。公元前516年四月，周敬王觉得单靠自己的力量反击王子朝，夺取王城宝座的条件已经成熟，便一边派单穆公偷偷跑去晋国协调反攻事宜，一边组织刘邑及周边力量主动出击，于五月初五渡过洛水成功袭击了驻守在尸邑的王城军队。此举激怒了王子朝，十天后杀气腾腾王城军队在施谷大败刘邑武装，并向周敬王盘踞的刘邑展开昼夜不停地围攻。六十天以后，刘邑已无法容身，而晋军却迟迟未到。七月十七日，刘文公只好带着周敬王弃城而逃。王城军队攻入刘邑，一通劫杀之后一把火焚毁了整个动乱的始作俑者——刘鼢的老巢。刘鼢带领着周敬王为躲避王城军队的围追堵截不得不东躲西藏，简直是度日如年。就在这山穷水尽的危急时刻，晋国的知跞和赵简子率领着晋国大军赶来，挽救了生死边缘的周敬王。
经过十多天的筹备，十月十六日周敬王在滑邑重新组织起王家军队，在晋国大军的配合下一路向王城攻击前进。二十一日，王家军队拿下郊邑和尸邑。十一月十一日晋军攻克巩邑。有晋军做后盾，周敬王的王家军队士气高昂，而王子朝的王城军队则风光不再。
眼见王师和晋军就要兵临城下，为了避免被敌人一网打尽，召简公（召庄公的儿子召伯盈）苦劝王子朝整理行装，准备撤离。
王子朝也十分清楚，只要强大的诸侯盟主——晋国跟自己作对，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周王朝名正言顺的天子。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撤离，到外边去寻找一片别样的天地。假以时日，也许还有翻盘的机会。
可是，能往哪里跑呢？周天子治下的诸侯国肯定不敢接收王子朝这样的“乱臣贼子”，任何敢于容留王子朝的国度必定会成为整个周天下的公敌，面临被剿灭夷平的风险。而南方的近邻楚国，作为时下周天子治外的领域，土地广博，物产丰饶，已经延续七百年而不衰，日益成为与周朝分庭抗礼的强邻大邦，应该成为王子朝的最佳选择。“大树底下好乘凉”，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王子朝最终决定：收拾东西到楚国去。
为了表示自己才是周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王子朝不仅挑选了各种祭祀用的礼器，而且从王家守藏室里挑选出大量的科技文献和历史典籍，将他们装车的装车，编组的编组，单等一声令下，集体开拔。临行前，为了对自己的出走向世人做个交待，王子朝含恨写下了《告诸侯书》，表达了对周王朝历代先王的深切的崇敬和眷恋，对单旗、刘鼢之属违背先王遗愿、篡改祖宗规制、擅立幼主、搅乱天下的罪恶行径以及晋国出于一己私利一再助纣为虐的错误做法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所有事务处理完毕后，在召氏族人和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yín）一干人等的陪护下绕开前城晋军把守的阙塞一路向西南方向绝尘而去。
看到自己的主子走远了，召简公虚情假意地跑到尸邑迎接周敬王，还指天画地地与单穆公和刘文公立下盟誓，以示对敬王的忠心。公元前516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敬王回到王城。第二天，在曾经和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周襄王的庙里举行告祭仪式。礼毕，晋军让成公般戍守王城，自己撤回晋国。十二月初四，周敬王入主庄宫。至此，王子朝的“维权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
王子朝一行经过没日没夜地奔逃，不知走过多少天后到达一处地势险要、人迹罕至的深山坳中安顿下来。
恰在这年的九月，楚国的楚平王去世，楚昭王继位。公元前515年春天，吴国又趁着楚国国丧入侵楚国。好容易才赶走侵略者，紧接着却因楚国令尹子常听信谗言导致楚国上层陷入自相残杀的混乱局面。这场风波直到公元前515年九月才得以平息。史书上没有楚王接见王子朝使臣的记载，也许王子朝为了安全起见未敢张扬，便偷偷隐居在了楚国的大山之中。
公元前515年十二月，为了防备王子朝之徒趁虚而入，在晋国的要求下各诸侯国轮番派兵戍守王城。
在楚国隐居的王子朝一开始还把复国大业挂在口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斗争意志消磨殆尽，只剩下每天“修道养寿”了。到公元前513年春，尹氏固、召庄公等早期辅臣也纷纷借故离开王子朝回到周国。
但是，周敬王方面并没有赦免他们参与叛乱的罪行，这些人回到周国不久就先后遭到逮捕。公元前513年三月十三日，周王室判处参与叛乱的尹氏固、召伯盈、原伯鲁之子死刑，在王城集体处决。
这一事件，彻底打碎了王子朝复国称王的美梦，以致于此后接连几年王子朝方面一直悄无声息。
公元前509年，在周敬王的要求下，各诸侯国派人加高加固了王城的城墙，之后辞退了帮助戍守的诸侯军队。
蔡国的蔡昭侯因为在楚国受辱，发誓不惜一切代价说服诸侯起兵惩罚楚国。最后因为晋国拒绝出兵而半途而废。蔡昭侯转而借助东边的吴国打败了楚国。此役楚国失去了东部多座城池，连位于纵深地带的郢都都被夷为废墟。楚国从此一蹶不振。但战乱并未波及王子朝的自由王国。
公元前505年春，年迈的单穆公自觉时日无多。为了确保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大业不致因为自己的离世而前功尽弃，便趁着楚国虚弱混乱，派人到楚国将已经“清心寡欲”的王子朝残忍杀害。
王子朝被害的消息传到国内，同情的人们义愤填膺，对王室的无耻行径愤恨不平。没过几天单穆公单旗死去。同年刘文公刘鼢也作古。在恶贯满盈的单穆公、刘文公相继死亡消息的鼓舞下，公元前504年春，周朝大夫儋翩（dān piān）毅然举起匡扶正义的大旗，召集起国内王子朝的余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伐无道昏君的大暴动。尹氏家族也揭竿而起，加入到起义行列。起义军与攻入周国的郑国军队一起同仇敌忾，气势如虹，一口气攻取了周国六座城池。周敬王再次被迫逃出王城，并派人向晋国求救。
起义军穷追猛打，把周敬王围困在姑莸（yóu）长达六个多月，致使其直到十二月仍不能与赶来救援的晋军会合。
公元前503年二月，儋翩攻入仪栗。
四月，尹氏武装在单穆公的儿子单武公和刘文公的儿子刘桓公的夹击之下，终因寡不敌众被歼灭在穷谷。
十一月，周敬王在单武公和刘桓公以及晋国军队的共同护卫下才得以返回王城。
公元前502年二月，谷城和仪栗的起义武装被单武公剿灭，儋翩英勇就义。简城和盂邑的起义武装也被刘桓公镇压。自此以后，周国全境的王子朝的势力被彻底消灭干净，长达十八年之久的“子朝之乱”最终以周敬王的彻底胜利落下了帷幕。
二、“子朝之乱”留给我们的启示
25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仔细回味这场旷日持久、跌宕起伏的皇权争夺战时，忍不住为发生在周景王身上的造化弄人而惋惜，为历史发展进程的因果相应，环环相扣而感慨。也许，历史就是由诸多超越人力的偶然性和一连串前后相因的必然性构成的。虽然我们可以怪罪周景王处事不够果断，可以嘲笑王子朝和周敬王的斗争精神不够彻底，但我们的任何批判只能是基于我们现在的道德标准、社会背景和认识水平，我们没有权利苛求古人，所谓“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也只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特定选择。我们无法改变历史，只能立足现在，开拓未来。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健康长寿、诸事顺心、得天独厚、善得善存、生逢其时、美梦成真。
三、王子朝和老子《道德经》
世上的事情果真存在着普遍联系。我看这段历史是因为此前想对“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具体细节做一些探究，在做“时间筛选”时发现“子朝之乱”发生的年代正好与这两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生活的年代相契合。孔子生活于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之间，其间曾多次入成周向老子“问礼”。老子当时就在周王朝的守藏室工作。周守藏室在今天相当于国家档案馆、宗教事务司和司法部三职合一。在信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东周时期，老子的职位是相当重要的。从西周开始周朝就实行“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封建政策，各种官职均为天王封授，世代沿袭，除非出现巨大变故，爵位被王室收回或取消。所以老子的“守藏史”一职也不应例外。公元前520年六月，孔子以“相礼”身份随鲁国的使节叔鞅一同来到成周参加周景王的葬礼，之后孔子拜见了老子，并且受到老子的谆谆告诫；而王子朝“奔楚”的时候，携带了大量的“周之典籍”，这些典籍肯定是经过老子之手拿出来的！从公元前519年7月王子朝占领王城，主持王家事务。公元前518年五月，王子朝指派老子以周王室特使的身份到鲁国主持了孟僖子（仲孙玃）的葬礼和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仲孙何忌）的授爵仪式（见拙作《关于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推测》）。公元前518年十月王子朝举行“祭河大典”，也许就是由老子参与主持的。按照常理，老子作为一位足智多谋、博学多才又德高望重的重要官员，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政方针上向王室掌门人提出建议应该是可能的。
那么，王子朝是怎么和《道德经》扯上关系的呢？从《道德经》里我们可以知道，老子一直努力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名分？如何战胜敌人？如何夺取天下？如何争得民心？以我的感觉，所有这些问题都恰恰符合公元前517年4月诸侯“黄父会盟”之后王子朝所面临的困境。当时，已经执掌周朝事物超过两年之久的王子朝，却仍未得到以晋国为首的各诸侯国的认可和拥戴。晋国不但驱逐王子朝派去的使节，还号召各诸侯向盘踞在刘邑的周敬王输送粮草和士兵。王子朝虽据有天王之位，却没有天王之誉；虽然自己已经宽容到容忍死敌周敬王在刘邑的继续存在，却依然没有得到天下的赞誉。所有这一切让王子朝急切又苦闷。双方僵持不下，都在暗地里准备着最后的决战。眼看一场旷日持久的战火再一次地降临到百姓头上，无数的生灵将再次遭受荼毒，老子终于忍无可忍，毅然决然地站在王子朝面前，决心用自己的“大道”说服王子朝放弃王位争夺，还天下以安宁，保周室于永固。
由此我断定，那个向老子提问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王子朝，正是王子朝的连连拷问，为老子的《道德经》命了题、开了篇。因此，王子朝也堪称是《道德经》的缔造者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子朝之乱”，没有敢于担当的王子朝，就没有千古流芳的《道德经》。《道德经》就产生在公元前517年4月至10月之间！ 四、《道德经》和尹喜
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兵败奔楚时虽然从守藏室带走了大量典籍，但因为是王家内部的事情，老子也奈何不得，即使在周敬王复政后，也不会对老子有什么责难。更何况此前有老子对王子朝的劝诫，无形中帮助了落难中的周敬王，以此表扬老子还不够呢，哪里还敢责难？因此，老子依然在守藏室任职。但是公元前513年春天尹氏固等人在王城被集体处决，使老子看到了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已经让当权者彻底丧失了崇德爱民的本性，迷恋上血腥的杀戮，先王树立的“以礼治天下”的宗旨早已荡然无存，自己竟然还一直干着为这些人张幕遮羞的勾当，俨然做起了这些恶人的帮凶！对周王室的彻底失望最终促使老子毅然放弃爵位与封邑，离开守藏室，开始了闲适的隐居生活。
也许正是在回乡隐居经过某个关隘（我觉得此关应是老子回归故里所必经的虎牢关，也叫制，是郑国下辖的位于周、郑交界处的一个险要之地。）时碰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的关令尹喜。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尹喜留住老子强求他在隐居之前写点什么留给世人，于是老子写下了九九八十一章的《道德经》，然后才得以离去。也许是老子真想在自己避世隐居之前借尹喜之手留下自己的理想，希望后世圣贤能将大道推行于天下，打造出一个和谐美妙的大同世界。果真如此的话，老子“借尹喜传书”之说或可当真，而“紫气东来”则只是后世的一种无端猜测。
五、一点感悟
当然，《道德经》的诞生归根结底还是要归功于学贯古今、才华横溢的老子。不论老子当时内心怎么想，客观上老子自己扮演了讴歌大道、弘扬大道的感人角色。试想，如果不是老子饱受优秀古代中华文化的濡养、秉持着中国知识分子一贯“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高踞在人类终极哲学的制高点上勇于承担起引领人类永恒发展之路的历史责任，一切都无从谈起，所谓的“子朝之乱”至多不过是一场祸起萧墙、兄弟反目、争权夺势、打打杀杀的历史闹剧。然而，单单因为老子的参与，使得这场动乱变得对后人具有了非凡的意义。我们竟然真的如此幸运——我们拥有这部脍炙人口、包罗万象的哲学宝典简直成了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身为华夏儿女，我们真该为自己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历史而庆幸，为拥有如此出类拔萃的先人而骄傲。一部区区五千多字的《道德经》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其华丽的辞藻和深奥的哲理令所有读到它的人如痴如醉、爱不释手。时至今日，我们都依然生活在它的光辉照耀之下，我们的语言来自于它，我们的思想来自于它，我们的智慧来自于它，我们的情感来自于它，我们的理想还来自于它。它早就融入我们的灵魂。它和无数的中华文化瑰宝一同构成了宽广深邃的华夏文明之河，源源不断地浸润着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自强不息的中华儿女，护佑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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