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烤神曲：淄博与凉山的量子纠缠历史

公元2023年春季，淄博烧烤突然毫无征兆的火遍神州，顺带让一首彝族音乐《兹莫格尼》成功出圈。其中缘由颇为搞笑，只因一句歌词被空耳成“淄博吃烧烤”。结果，原作者索性将计就计，专门为烧烤圣城定制出改编版“淄博等你”。

         

虽然这事情可谓相当温馨，却不免让人感到有些离谱。毕竟，从淄博开车去凉山的路程约有2250多公里。如此遥远的两座城市因一首歌而相互联动，怎么看都有些魔幻。但更让人感慨的是，古代淄博的东夷先民与凉山彝族的西南夷祖先，确实存在许多共同点。双方在历史沿革中的表现，更是宛如“量子纠缠”一般同步。

         

老彝文中表示“彝族”的象形字与汉字“夷”十分接近

         

在古朴的凉山老彝文中，有一个神奇的象形字，堪称汉字“夷”的同素异形体。两者均为持弓之人形象，被老彝文“nip”的用于指代人和自己。而在甲骨文中的“夷”字，一般指被称为“人方”的东夷部落。更为巧合的是，彝族神话中也有一位类似羿的射日英雄--支格阿鲁。

         

彝族的支格阿鲁与东夷的羿都是射日英雄

         

事实上，弓箭是山地族群十分重要的装备。一方面适用于在山林间狩猎，另一方面也可在御敌时配合地形使用，弥平总体装备或人数上的差距。相传，正是少康首先制作盔甲，成为夏人驱赶东夷而中兴的“代差”装备。

         

弓箭是山地族群弥平装备差距的有力武器

         

此外，考古发掘与现存史料可以相互应证这段历史。从少康中兴到后来的商周两朝，整个东夷族群都因中原势力扩张而躲进鲁西南山区。他们往往利用弓箭与地形优势，同装备青铜武器且人多势众的对手周旋，誓死捍卫最后的一亩三分地。

         

在经历商人的东征后

与东夷对应的岳石文化逐渐从豫东逐渐转向山东和苏北

         

可惜，极不对称的均势往往容易被天灾和人祸所打破。紧接着，就是本地陷入秩序崩坏阶段。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反复迁徙，用于自保的圩寨和农奴制便纷纷孕育而生。

         

身在礼崩乐坏中的先贤 为后人定下各种清规戒律

         

无独有偶，凉山地区的彝族与奴隶制绝非自古以来，而是有着长达数千年的孕育过程。早在史前时期，整个横断山区和青藏高原东缘就已经存在一条南北走廊。根据考古发现，四川凉山冕宁高坡湾湾、云南昭通鲁甸野石山、贵州威宁中水鸡公山的文物存在某种联系。这三处为新石器到青铜器时代遗址，又刚好处在一条东西线路上，且在彝族的《送魂经》中有所体现。

         

冕宁高坡湾湾遗址的四件器物组合：

鸭咀形流、折唇碗、带上翘乳钉的罐和细颈瓶

         

根据《勒俄特依》《指路经》《招魂经》等记载，彝族先民从其祖地昭通（孜孜普乌）渡过金沙江进入凉山。文献中有三处渡口“上巴克古，中尔基古，下也扎古”，其中巴克古、尔基古分别位于金阳县芦稿镇、热水河虎跳峡一带。

         

金沙江芦稿镇境内的古渡口

左岸是云南昭通 右侧是凉山金阳

         

另一方面，先秦到两汉之间的文物发掘，完全可以应证传说的大致属实。金阳出土的蛇首青铜剑、琵琶型青铜剑鞘、三角援青铜戈、铜朱雀驮宝瓶，昭通营盘墓地都存在同款。美姑、西昌等地的双管椎状青铜铃，与昭通出土的也类似。这种迁徙存在反复性，很可能就是由战争导致。比如秦灭巴蜀的战争，就导致大规模的人群向边缘区域转移。因而在云南、越南都出土过具有巴蜀特质的文物。《勒俄特依·兹住谱》记载彝族兹（君王）从四川迁出后落脚昭通。

         

内蒙出土的蛇首青铜剑以及云贵川出土的蛇首青铜剑

         

越南的三星堆风格文物 彝族在越南被称为倮倮族

         

最终，长期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彝族先民，演化出骇人听闻的残酷奴隶制。因为在这种相互掠夺的环境下，保护己方弱势群体的代价太高，远不如压榨敌方的弱势群体来得更加实惠。于是，《西南彝志》就有六祖部落征服并奴役其他族群的记载：或曰六祖部落征服濮人后，向其征收贡赋；或曰六祖部落打败白彝，开始“强者作了主、弱者降为奴”的时代。“六祖”后十二代即公元前二世纪中叶的西汉中期，形成兹、莫、毕、革、节奴五个社会等级。

         

苏鲁豫皖交界地带的圩寨残垣与滇东的长城遗迹

都是战乱时代用以自保的工事

         

凉山的三种石墓

         

巧合的是，凉山濮素乌乌基葬的发掘可以印证上述传说。当地出土有打牙的人头骨及随葬陶器、石器、玉石箭头，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载会无县 （今会理）濮人家“多有碧珠”，以及濮、越先民保留凿齿的习俗对应。遗址至东汉后即告中断，说明其很可能为征服者所同化。今天的彝语中还保留着这段历史的痕迹。当地人会用“濮或诺或吉”来形容一个人的口齿不清，本意是指说话时濮、彝语言混杂。

         

唐中后期至宋 大渡河成为天然的民族边界

其流域内的凉山也成为了各方势力争夺或缓冲的地带

         

两宋时期，随着当地定居的彝族先民群体扩大，以及朝廷控制力的深入，类似的记载更为频繁。比如在公元1138年，虚恨部族“举族入寇，转掠忠镇十二村民殆尽”。到了1175年，其归还所掠“汉口三十九名”。乃至1208-24年间，马湖部族也“驱老弱妇女数百人而去”。其中，有些被掠人口仅是充作普通佃户，有的则被降为奴隶、甚至胁迫婚配。当地方官要求退还所掠汉口时，得到的是所掠妇女三十余人“近悉有娠”的侮辱性答复。

         

落入彝寨的美军援华飞行员 也曾经历了从“神人”到奴隶的遭遇

         

明清时期，这样的情况愈发严重。由于张献忠、李定国和吴三桂的割据，以及剿抚并用的改土归流手腕，更多彝族人逼迫躲进凉山。至于从内陆移民来的人口，部分取代早先的濮越之民，沦为高山奴隶主的重点掠夺对象。

         

彝族奴隶主治下的生态较为复杂

除了被掠为奴者，也有主动投靠以躲避朝廷压迫的

如贵州安顺穿青人、四川凉山盐源汉族

         

根据当时的汉文明确记载，彝族内部分化为黑骨、白骨、濮节等种姓。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更有描绘出“钳其首，涂以漆”的奴役情形。讽刺的是，被授以官职或考取功名，并不影响奴隶主家庭继续保留奴隶。他们可以一手捧着来自东夷故地的圣贤书，一手挥鞭抽打“会说话的工具”。

         

《百苗图》上的彝族

         

但正如前文所述，此类伤害并非单方面的，亦有“苗妇”被拐卖至其它地区。但需要注意的是，旧时文献上的“苗”并不等于今天的苗族，而是泛指南方各族，包括彝族，甚至包括土著汉族在内。民国时期就称秦良玉为苗人土司，也把北上抗日的西南女兵称呼为“女苗兵”。

         

凉山与山东部分地区 都保留男女不同桌风俗

         

这种悲惨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凉山奴隶制已经瓦解的上世纪末期。讽刺的是，以淄博为代表、流行烧烤的苏皖之盾地区，恰恰是拐卖人口流入的重地。直到21世纪初，随着打拐事业取得重大进展，东夷与西南夷故地之间的“量子纠缠”，不再以这种不合理的人口大范围流动为形式。

         

凉山彝族与山东人民一样以好客闻名

火盆烧烤是凉山彝族招待贵客的重要方式

两地也都流行夏季吃羊肉的风俗

         

时至今天，好事学者乐于论证两者的共通之处，乃是东夷一支迁移融入西南夷。但更为合理的解释，无非是东夷故地的悲剧，又在西南夷故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重演一番。正如黑格尔的那句：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苏皖之盾：塑造黄泛区父权社会的南北历史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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