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阅读《王志纲论战略：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第4章笔记，全文4027字，阅读需要9分钟。
战略通俗点说就是要解决“能不能做？怎么做？做什么？以及谁来做？”的问题。
不同的项目，面对不同的人，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做法。
这里前面的三问就是“晓事”，是战略的出发点，第四问则是“知人”，是战略的落脚点。说到底，战略是一门起源于哲学、归依于人性的学问，离不开敏锐的、超常的对世界的体悟和对人性的洞察。
战略是在面临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时，如何做正确的事以及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是人类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不断选择的主观世界的结果；“正确地做事”，是人类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中不断演化出来的能力；想要跨越认识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就需要一套打通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这些都属于哲学的范畴。
战略与哲学的关系
谈及哲学，很多人都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但如果仔细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哲学观念的流变，会发现，哲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某些哲学家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厚的实践根源，有着广泛的历史、经济、社会基础，伟大的哲学无一例外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杰出的哲学家有两种，一种代表了时代最核心的认知，对时代提出奠基性或总结性的表述和论证；一种洞察了未来将要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对当下被认为天经地义的某些存在提出疑问、挑战和批判。前者的代表性人物有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纳、近现代的康德和黑格尔等，后者的杰出代表则是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近代的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等。
战略与哲学的关系就像是果实与大树的关系，战略是哲学的广泛应用，战略过程无处不体现着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的思想。一个人在哲学层面如果懵懵懂懂，就一定做不好战略。
在古希腊，哲学是爱智慧的意思，哲学是在根本层面上追问的，是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以彻底的态度反思已有的观念和认识，从价值理想出发把握存在的目标和历史的趋势，展示了人类理性思维的高度。
战略也是一门智慧之学，战略旨在穿透事物的表象，探索其本质，通过对人们知行过程的把握，而达到对世界的本质、发展的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的根本认识。战略是思维之法，讲究思辨精神，体现了哲学方法论思想。
哲学就是要让人自觉认识到究竟是什么、是谁束缚了人的思想，应当怎样摆脱这种束缚。只有摆脱了思想上的束缚，认识的视野才能更加宽阔，思维的空间才能更加广大，创造力才能得到更充分的释放，正是这种哲学思维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战略继承了哲学的方法论，战略就是用哲学的思维体系来审视、发现、反省、辩驳、求索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或不置可否、迷茫困惑的那些问题，是对现实和经验的反思，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审视当下，探寻未来。
战略是行动之术，指导行为发展，体现了哲学实践论思想。
另一方面，战略与人性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战略与人性的关系
从古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政治立场、艺术审美、科学技术、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都在变迁，唯独人性变动极少，足以击穿时空。从原始的非洲部落，到贫困的第三世界，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横流的发达国家，从印第安部落，到古罗马，到近代帝国主义，到现代商业社会，绝大部分人类群体的历史都是由人性主导的。
和哲学一样，人性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天主教说人有七宗罪，它们是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暴食和淫欲。佛教说众生之苦，皆因贪、嗔、痴三个字。
十四世纪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开始，文艺复兴的思潮逐渐蔓延。人性摆脱传统宗教的束缚，个性张扬成了时代主流，这也为西方科技、文化、艺术的大繁荣提供了肥沃的自由土壤。
进化论的出现从自然选择的角度重新诠释了人性，在进化论者看来，人性是根植于基因中的生存和繁衍冲动，是文明进化、社会发展的不竭原动力。没有汹涌澎湃的人性，人类不可能进化到如今地球霸主的地位。
总的来看，人性无非有三大特点：贪婪、侥幸和虚荣。
可能你会说，懦弱、懒惰、嫉妒、傲慢、自负这些不是人性吗？
这些当然是人性，只是这些如果我们挖的更深入一点，会发现也是上面三者的组合。
比如懒惰，是逃避努力的贪婪。懦弱，是一厢情愿的侥幸。所谓嫉妒，是求而不得的虚荣。所谓傲慢，是贪婪加虚荣。所谓自负，是虚荣加侥幸。
有些人被虚荣绑架，汲汲于名利，渴望镁光灯下的鲜花与掌声，生怕别人不关注他，登山、约会、当网红代言人，不断搞出些大新闻，一次次用超常规的方式做出吸引大众眼球的事情。说到底，都是虚荣作祟。这种人往往把面子和排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活得很累。
有些人被贪婪绑架，把企业的规模当作唯一的目标，高周转、高风险、高杠杆，半夜惊醒时想的都是如何成为首富，殊不知撞树而亡的兔子永远是跑得最快的那只。
有些人被侥幸绑架，沉迷于资本的魔力，一次次成功空手套白狼，用讲故事的方式给自己的企业加杠杆，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到头来风向一变，资金链一断，几十年爬上神坛，跌落只需要一瞬间。
这也是大家看到“贪婪、侥幸、虚荣”，唯恐避之不及的原因，虽然看似这些是人性弱点，但客观公正的看待，在特定场合加以利用，这些也能变成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果能够把握人性的边界，把贪婪变成雄心，这个人不成功都不可能；如果能把侥幸变成胆魄，敢于冒险，弯道超车，这个人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如果把虚荣变成珍惜羽毛，爱惜名节，这个人就会走得长远。
要合理的处理人性，就是要让“要我做”变成“我要做”。
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就在于解决了从“要我做”到“我要做”问题。
在过去短短几百年内，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推动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数次产业革命，造就了人类文明诞生数千年来最伟大的光辉与繁荣。人类文明中，现今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所有东西，科技、制度、文化、思想，或多或少都离不开“我要做”的原动力。
华为能成功的一项原因就是激发了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在任正非看来，企业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逻辑，华为能一路披荆斩棘，屹立于行业之巅，就是因为团队既能激发人性，也能节制人性，集众人之私，以成大公。
伴随华为的成长，无数一贫如洗但又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改变了命运，成就了自我。华为在海外开疆拓土，在全球各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离不开对这批优秀年轻人的激励。
高额的海外补贴，加上回国之后升职加薪的机制奖励，华为的年轻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实力积累到远超同龄人的大量财富，获得社会的认可。许多驻守海外的华为客户经理，年纪轻轻便是所在国权贵的座上宾，惯见三教九流，出入高端场合，这种价值感的实现，非一般的平台所能及。
当然欲望的无限扩张也会带来诸多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警醒着我们，承认、肯定、激励人的欲望同时，也要构建法制的防线和道德伦理的底线，一方面对“要我做”——激励人的自主性与创造力，一方面对“我要做”——设定边界与规则，把自由框定在秩序的框架之内。
“要我做”和“我要做”就像天平的两端，人性的双重性让天平永远不可能彻底平衡，天平的每一次轻微摆动，都有可能滑向深渊，也有可能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每一次砝码的加注，都考验着领导者的战略勇气和智慧。
战略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
所谓战略，就是在面临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时，如何“做正确的事”以及“正确地做事”。与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相似，一个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应当是三论合一的结果，“做正确的事”属于认识论，“正确地做事”属于实践论，打通两者的正确思维是方法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既是对事物的认识，也是对方法的认识，“行”既是对方法的推行，也是对认知的践行。
无论是在认识世界，还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既没有脱离认识论的方法论，也没有脱离实践论的认识论。战略“三论”环环相扣、由浅入深，推动战略螺旋式上升，循环往复，直至无穷。
认识论是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方法论是实践论的技术指导，实践论反过来又修正和完善了认识论与方法论。打个比方，认识论相当于基础科学，方法论相当于技术科学，实践论相当于应用科学。
认识论是战略的源泉与根基，它推动方法论与实践论的产生。认识论看上去最“虚”，甚至只是一种理念、一种思想，但非常重要。思想是人类特有的精神之花，“思想有多远，我们才能走多远”。如果没有认识论作为基础，方法论与实践论就会陷入空谈的境地，制定的战略将会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混乱之物。
认识论贯穿于战略的全过程，是战略制定的出发点。认知的高低将直接作用于后续方法论的产生和实践活动的开展，并深刻影响最终追求的战略结果。从这个层面来说，认识论甚至决定了战略的最终走向。
方法论是工具与手段，生发于认识论，作用于实践论，是战略路径的选择。如果说认识论是一种思想，那么方法论就是基于认识论的思维模型，是对认识论的工具化与模型化。
在通过“认识论”确定了事物发展的前途趋向后，如何在战略制定过程中合理规划可行路径，并指导战略走向预期的道路？这就必须运用合适的思维模型和工具，做好战略的细化、分解、承接工作，引导事态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否则，只有正确的认识论，缺乏方法论指引，不通过工具化或模型化，再完美的战略判断也将会变为一纸空谈。
实践论是验证、反馈、检验和校正认识论与方法论，是战略目标的执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战略的唯一标准。所有的战略都没有唯一性，但一定有结果，战略以结果论英雄。
实践论是以方法论为指导进行行动的艺术，它所强调的是在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实际经验，这些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会印证与校正之前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而为优化和提升战略认知提供实践基础。
需要注意，实践论和实践不一样，实践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理论，是包括“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系统工程。
所谓一个中心，是指以“人”为中心，对人性的洞察和把握至关重要；所谓三个基本点，是指“战略抓手”“节奏”“权变”。战略实践是“一个中心”和“三个基本点”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认识与实践的相互验证，是外部世界与内部团队进行能量交换的过程。
战略不以“实践论”为终结，而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必须深刻认识到，战略是一个历经“认识—方法—实践”的知行合一的循环过程，从预先认识到前途趋势，到用科学的方法制定具体方略，再到躬身入局的实践，这个战略仅仅算是有了开始，而后还要经历再认识、再实践、循环往复的过程。一个“三论”的结束标志着下一个“三论”的开始，如此反复推动着战略的提升。
战略的执行需要雄才，战略的判断需要大略，如果雄才大略能集于一身最好，但如果一人有雄才，一人有大略，就像刘备和诸葛亮一样，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两者密切合作，同样是天作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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