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2022年第7期
她们说那些事情都是老阮自己编的。说得更直接些，那些事全是老阮的臆想。老年痴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产生臆想。他们忘记了许多事，然后脑子里又涌出来许多事。这是一种巧妙的平衡。人体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如果你的身体缺失了一部分却无法补充回来，那么，你的生命就会加速。本该活七十岁的就会变成六十岁，生命在不知不觉中走向终结——做保洁的刘姐如是说。刘姐六十岁了，身体硬朗，皮肤光滑得像一个二十多岁还常年健身的人。刘姐平常喜欢说一些古怪但又颇有深意的话，听起来很玄。再加上她那副似乎永远也不会变老的模样，因此，她的话在护士站里总是很受用。
但美娟说也许老阮的话不是假的。她说，老阮儿子几年前送他来养老院的时候我见过，人长得很白，看起来像电影明星。老阮平日里就喜欢装作不经意的样子炫耀儿子。他似乎说过儿子在华尔街工作，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总之是极高级的金融区。在那儿出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把老阮送进养老院也是迫不得已——他的妻子从小在美国长大，不愿意同他一道回国。也许是出于歉意吧，他让老阮住养老院里最高级的套房；委托护士站替老阮订牛奶，在老人院附近开的一家高级水果店给他订水果——钱是直接打到水果店里的。老阮偶尔也会拿一些水果到护士站来分给她们。护士站的女孩子们开他的玩笑，说，老阮，你好腐败哦。老阮无可奈何又得意洋洋地说，早说过多少次了，叫他不要花钱买这些东西，年纪大了还能吃多少？吃也吃不完，水果放一放就坏掉。他说着，脸笑成了一枚核桃。
刘姐说：“也许他儿子是演员呢？群众演员一天两百块加一份盒饭就可以搞定了。”
美娟说：“干嘛要请群众演员呢？”
刘姐说：“你说呢？别人每周都有儿子女儿探望，来的时候带鲜花，带水果，你却什么都没有，过年也得待在养老院。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有人说即便如此，也没有请群演的必要，谁也不会去深究给老阮花钱的究竟是不是他儿子。再说，你怎么知道那不是呢？刘姐说，美娟都说了，老阮的儿子长得很白。也许是像妈妈，其他人说。刘姐神秘地笑笑。
老阮长得很黑。但本地人都很黑。这座城市在北回归线以南，四季常青，城市绿得像一株巨大的塑料植物。盛夏时节，阳光照在混凝土地面像是照在玻璃上一样晃人眼睛。走在路上，随处都能看见穿着防晒服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脸上因为热而布满了细密的汗珠，整条街都弥漫着若隐若现的酸臭味。因此，辨别本地人不需要通过交流，只需看肤色就可以得知——白的和淡褐色的，基本是外地人。本地人的皮肤要比异乡人黑上两度。说得更细致一些，本地人的黑更接近于棕褐色，而老阮的黑更浓，更厚，看起来像一杯咖啡。他的黑像是这间养老院的入侵物，总是能让人在人群中一眼就找到他。刘姐说，再像妈妈也不会白成那样的。况且，她们都看过老阮妻子的照片。那是个长相小巧的女人。颧骨很高，嘴唇很厚，还有些轻微的龅牙——这是典型的本地人长相。而老阮的儿子，用护士长的话来说，白得简直像是一头刚出生的小猪——白中透粉，仿佛戳一戳他的脸就会有血从皮肤里流出来。
一切似乎都有了答案。有那么一阵子，大家都没有说话，仿佛若有所思。突然，晶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坐直身子，没头没脑地说：“老阮到底是哪儿人？”
刘姐说：“什么？”
晶晶重复道：“老阮到底是哪儿人？”随即又补充道，“有些地方的人嘛，啧啧。”
刘姐和护士长都哧笑出声。你这可是地域歧视呀，什么跟什么。晶晶做了个鬼脸，说，那可说不准，懂的人都懂。几个人又笑作了一团。茉莉愣在那儿。她不知道她们笑的究竟是什么，是晶晶的鬼脸吗，还是关于外地人的那些话？美娟没有笑。她抬眼看了看茉莉，露出尴尬的神色。她向茉莉靠近了些，露出不自然的神色。接着，她凑近茉莉的耳朵，轻声说：“你不要多想啊，她没有别的意思。”
茉莉说：“没事的。”
她起身说要去上厕所。走了几步，即使她背对着她们，也依然能感觉到几个人已经凑成一团，窸窸窣窣地说着话。晶晶哎哟叫了一声，仿佛是有谁捏了她一把。但声音戛然而止。她忍住了，没有回头去看。
老阮在养老院里待了至少有三四年时间了。茉莉刚进来工作的时候他就在，现在她已经在这间养老院工作两年了。没人知道老阮究竟是哪儿人，从身高来看，他应该不是本地人。老阮能讲一口非常纯正的普通话，这在以本地人为主的养老院中格外引人注目。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说普通话时口音很重。n和l不分，前后鼻音也不分。护士长她们的普通话就很难听。有时说得快了，茉莉要琢磨几遍才能真正听懂。但除了茉莉之外，其他人之间似乎就没有这种隔阂。无论说得懂或不懂，她们都能心领神会。茉莉是专门去练习过普通话的。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晚饭过后她会到离家大约三百米的社区中心学习普通话。丈夫很支持她。集中练习了大约两个星期后，她发觉自己的声音有了明显的变化。那些新的文字从她口中缓慢地流淌而出，带着一种棱角分明的方正感。拿到普通话二级乙等证书的那天晚上，吃过了晚饭，李茉莉拿出一本诗集，用考试时那样的缓慢语速读给丈夫听。丈夫闭着眼睛听着。待她读罢了诗，他像是梦醒了一般睁开眼睛。他冲她鼓掌，然后用手势比划着对她说，你的声音很美，很好听。丈夫不会说话，但他能听得见。
在这群本地人为主的护士、护工群和病患当中，老阮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让茉莉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老阮在患者登记册上的年龄显示是六十五岁，但相比院里其他同龄的老人来说，老阮年轻得格格不入。他的皮肤紧实得发亮。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眼睛大得有些出奇，睫毛又卷又长。或许正因为如此，老阮身上有一种孩童的气质。即便是现在多了皱纹，头发也变得花白，但依然能在老阮身上看出英俊的底子。相比之下，那些与老阮同龄的老人，无论是男是女，身上总有一种懒洋洋的、听之任之的散漫，或者说，是一种近乎绝望的认命感。假如和他们挨得很近，你就能闻到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类似树叶腐败又发酵后的那种酸臭味。如果死亡也有味道的话，那一定就是这种酸臭味。但老阮身上没有这种味道。他身上的味道总是在不断变化，有时是番石榴，有时是玫瑰，有时是橙子。年轻男人都未必会有这样的香味。他们身上常年飘着汗酸，像面发酵过了头，茉莉的丈夫也是如此。
如果还有什么的话，老阮的名字也让她颇感亲近。姓阮，名英雄。这样的姓氏和名字在她的家乡遍地都是。她母亲那一脉就姓阮。在她短暂的读书生涯里，有三个同学名叫英雄。相比阮英雄这个名字，茉莉的本名黎氏英更是平庸无奇。她周围的女孩子都有着类似的名字，阮氏梅，武氏桂，陈氏清翠。无数女孩因为一个特殊的字，天然地就有了血缘。来到这里之后，她惊讶于当地女孩名字的奇异和复杂。她在服装店做导购时有一个客人名叫朱辛夷。茉莉上网查了查，得知“辛夷”是中国古代一种花的名字。那种花至今依然能在这个城市中见到。每年二三月份，道路两侧的花坛中都会首先爆发出一种紫色的花朵，花朵饱满肥厚。用中国人的话来说，那种花看起来很富贵。它们大约只开一个月的时间。等到天气渐渐暖和，其他花朵渐次露出苞芽时，这种花已经悄无声息地凋谢了。那个客户也像这种花一样有种不可冒犯的气质，这让茉莉觉得她很美。
中国女孩们的姓名中间没有“氏”字，至少茉莉从来没有遇到过。电视剧上倒是出现过某某氏，但那都是在中国古代。或许就是出于这个缘故，茉莉从来没有和身边的本地女孩走得很近。这种情况，就算后来她拿到了普通话等级证书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茉莉相信，那个缺失了的字就如同她与其他女孩们之间的一道鸿沟，伴随着她已经有些生疏的母语，是永远也无法跨越过去的。
茉莉第一次看到老阮时他正坐在一楼的休闲区里吃东西，而护士长正带着茉莉参观整间养老院，向她介绍每一个区域的具体功能和负责人。在她们走进休闲区的瞬间，茉莉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青木瓜味道。当地人喜欢用青木瓜搭配各种各样的食物。那是种被腌渍的青木瓜。木瓜切成长长的细丝后用白醋浸泡，吃的时候在上面舀上一勺剁碎的辣椒糊。木瓜腌渍入味，酸味沁人肺腑。一口吃下去，辣味和醋味直冲人的头顶，全身毛孔一瞬间就张开了。那种被打开的感觉十分酣畅。老人院附近有一家米粉店，这家店的特色就是青木瓜丝，无论是哪种口味的米粉，都会在各种配料之上放上一撮酸甜带辣的青木瓜丝。青木瓜丝是免费的。老阮常在那里点鸡汤米粉或者牛肉米粉。后来茉莉知道，老阮每次在买米粉时都会多带一个马克杯大小的罐子，趁老板不注意的时候将腌渍好的青木瓜丝装在里面打包带走。
老阮嘬着河粉时她们走进了休闲区。走到老阮身边时，他正好满意地打了个嗝。桌子上摆放着他吃剩的碗和一次性卫生筷。说是碗，其实那只是个碗一般大小的塑料筐。在里面套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就可以用来装米粉。筐子是河粉店的，押金一块钱。养老院里的其他人和老阮一样，也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吃米粉。不用洗碗，所有的杂物用塑料袋一扎就算完事，回头会有米粉店的人统一上门来收。米粉刚刚吃完，塑料袋还没有扎上，米色的汤的表面浮着一层有些黯淡的红辣椒皮。青木瓜的味道久久不散。茉莉注意到，桌子的一角放着一个罐子。老阮将罐子端起来，眯缝着眼睛，用筷子在里面翻找着什么。很快，他扯出一根长长的木瓜丝，仰起头，然后将木瓜丝放进嘴里。护士长和茉莉经过他时，老阮将头转了过来。护士长说，老阮，今天又去米粉店打劫了？老阮没有接话。他将目光投在茉莉身上上上下下打量。这种注视让茉莉感觉不自在。
护士长说：“她叫李茉莉，是新来的护工。”
“不是本地人吧，”老阮边说边摇头，“不是。” 护士长说：“她是越南人哦。”
老阮点点头，“是吗”，语气中没有疑问的成分。
是越南人。这座城市因为靠近边境，有不少的临境越南人申请了签证过来打工，当地人也并不觉得稀奇。这几年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进入到这座城市的越南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和当地人在长相上并没有太大差别。茉莉曾听护士长说过，其实当地人和越南人是同宗。茉莉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她知道，只要不开口，她站在本地人当中就不会被认出来。
茉莉是尾随着留学的表姐来到中国的。表姐是母亲妹妹的女儿，比她大两岁。阿姨嫁得好，姨夫是他们那儿知名的生意人，很有声望。快毕业的时候表姐申请到了中国这个边境省份的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拿到通知书那天，茉莉跟着母亲到表姐家的一间在乡下的大宅里去祝贺，宅子里除了表姐一家，还住着茉莉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那天中午，宅子里人来人往。人们像潮水一样涌进了宅子。在茉莉印象中能产生回音的这么一幢楼，眨眼的工夫就被塞得满满当当。茉莉甚至搞不清楚究竟是房子太小还是人太多。没有足够的椅子能让所有人坐下。于是，人们分坐在桌子上，椅子上，或者干脆坐到地上。他们大声地对阿姨和姨父道贺，同龄人则压低声音告诉表姐，希望她能帮他们买东西，比如衣服，皮包什么的。同样的东西在中国也许并不会便宜多少，但他们就是想要。表姐拘束着脸上的笑容，好啊好啊，一定一定。
两人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溜上楼，然后又悄悄下楼出门。是夏天。午后的田野上起了风。风将田里的甘蔗吹得左摇右摆。她和表姐拿了一只风筝站在田埂上。那是只最简单不过的方形长尾风筝。表姐握着线轴，茉莉拿着风筝。茉莉垫着脚将风筝举起来。表姐向前快跑了几步，风筝的线被拉紧了。于是，她顺势将手中的风筝往空中一扬。风筝飞了起来。她抬头去看。风筝在青白色的天空中越升越高，渐渐变成了黑色。那个黑色的方块周围镶着一道金边。
炽热的阳光烧痛了茉莉的眼睛。她跌坐在田埂上。再睁开眼时，眼前充满了怪异的红光。风扬起甘蔗叶和泥土，空气里满是一股清新和浑浊交杂的味道。在风中，她听见表姐在喊她的名字。她向表姐的方向看过去，表姐已经跑远了，身影和风筝一样，渐渐地变成了一个黑点。
她问表姐，你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表姐想了想，说，大概和我们这也差不多。她用手机搜索了几张她即将去的那座城市的图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那座城市的道路宽阔笔直。道路两侧的景观栏里，种满了木棉和一些茉莉说不上名字的植物。夜晚的城市幽蓝深邃。各色灯光相互交织，商场外的彩灯招牌在夜空中碰撞出繁杂而令人喜悦的颜色。表姐说，我觉得和西贡也差不多。茉莉机械地点点头。她没有去过西贡。但不知为什么，她隐隐觉得表姐要去的那座城市和西贡是不一样的。
表姐去中国后的第二年，茉莉去办了到中国的工作签证。中国边境上有一家合资的食品工厂正在招工，她有很多女伴就在那儿打工。一年后签证快到期时，茉莉对女伴们谎称回国，却坐上了一辆去往表姐所在城市的黑车。开车的司机似乎很熟练这种事。一路上，他没有向茉莉提任何问题，甚至没有说话。一直到了休息站，司机停下车去接水，他们才简单说了几句。他一定从茉莉的口音中听出了什么，但他什么也没问。两人吃了泡面后歇息了片刻，司机将油箱加满，二人又重新上路了。大约又开了一个多小时，司机开始减速。他们从一个岔路口驶出去，速度越来越慢。先前那些延绵不断的山峦和田地都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低矮的景观树和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广告牌。茉莉问司机能否打开车窗，他告诉她现在可以了。
她将车窗打开一条缝，热风立刻喷涌而入。她于是将车窗开得更大了些。风灌了进来，让她不自觉地往座椅上一倒。风将茉莉的衣服鼓成了一个球。空气中有一种只属于城市的味道，闻起来像烧热的铁。她稍稍探出一点头，跟着缓慢的车速打量着正在进入的这座城市。高大的植物、流淌的灯光，若隐若现的音乐声，这一切，像电影一样占领了她的感官。这里绝对不像西贡，有一个声音在茉莉的脑子里说。司机问茉莉要在哪里下车？她不知道，于是司机将她放在了市中心最繁华的一个地段。那是一个五星形状的交叉路口。人群和电动车堆聚在等候区。绿灯亮起，它们如同倾巢而出的昆虫一样灌满了每一个路口。但茉莉没有动。那种人潮汹涌的感觉让她有种奇异的快感。于是，茉莉就着等候区的一个圆形石柱坐下来，一直坐到夜色凉透。这时候，路上的行人几乎散尽了。街上的灯光渐次熄灭，只有马路对面的美食街还亮着灯光。又坐了一会儿，她看见一辆洒水车响着好听的音乐驶了过去。那首歌茉莉还在家乡的时候就听过。她知道那是一首着名的中国歌谣，叫《茉莉花》。
积水渐渐地带走温度，她开始感觉有些冷了。茉莉起了身，追着灯光走进了美食街。那是一条长长的巷子。巷子里烟雾缭绕，走在巷中的人们手上几乎都拿着食物，茉莉不时地会踩到丢弃的竹签或者一次性纸杯。在美食街尽头的岔路口上茉莉找到了一家旅馆。她走进去说想要住宿。老板问她要身份证。这时候她才想起来，没有身份证是没办法在中国住宿的。茉莉压低了声音说：“身份证丢了。”老板抬眼看了看她，似乎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她问茉莉：“你是从哪里来的？”茉莉愣了愣，从包里拿出签证递给了她。女老板接过签证扫了一眼，笑了。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随后，领着茉莉走到走廊尽头的房间，说：“你先住这间吧。”她替茉莉打开了房灯。然后，她补充道：“我是越南人。”茉莉后来知道，女老板是早年间的越南偷渡客之一。在她偷渡的那个年代，户籍管理还不像现在那么严格。老板在当地嫁了人，顺利拿到了身份证。“没有身份证会很麻烦，”老板说，“不过等一等，总会想到办法的。”
于是茉莉就留在旅馆里打零工。美食街附近四处是这种大大小小的旅馆。茉莉常常在深夜看到有成双的男女走进旅馆。有时会有警笛声在不远的地方响起。每每此时，老板陈姐总是让她到美食街附近转转，吃点宵夜，等一两个钟头再回来。在旅馆工作了大约半年，陈姐给了她一张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女孩叫李茉莉，和她长得很像。唯一一个显眼的不同，是女孩右侧的脸颊上有一颗绿豆般大小的痣。茉莉，这个名字她很喜欢。她摸了摸照片上那个头像，然后对着镜子，用黑色水笔在自己脸上的同一个位置，画了一颗痣。
几年过去了，没有人查她身份证的事。她也不知道真正的李茉莉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她梦见过李茉莉几次。情节都差不多。一个白皙瘦长的姑娘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一动不动。她的脸是平的。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巴。她冲着茉莉喊，把我的脸还给我！随后，女孩像一张幕布般飞扑过来，紧紧罩在茉莉身上。幕布收紧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茉莉被压缩得喘不过气来。她大叫救命，却发不出声音。每次梦到了这儿，她就惊醒了。
她没有去找表姐。也不是没有想过去找她，茉莉向老板打听过那所大学，知道学校距离美食街不过十站地铁的距离，算下来，大约只需三十分钟车程。但茉莉没有去找她。她也没有和表姐通电话。她用旅馆的电话给表姐打过几次，每一次都是还未等表姐把电话接起来，茉莉就挂断了。
第二天，茉莉又在休闲区看到了老阮，那时她正拿着用消毒水浸泡过的抹布擦去桌子上的食物残渣。老阮的米粉已经吃完，剩余的汤被他用塑料袋扎好了放在桌上。她问老阮：“这个需要帮你丢掉吗？”老阮咕哝了句什么，她没听懂。但很快老阮就对她说：“不用，我自己去丢。”他笑了笑。
茉莉也笑了笑。
从护士长那儿听说老阮中风，已经是茉莉休假回来之后的事了。
过了一会儿，美娟补充道：“不对呀，我听过老阮在大晚上的打越洋电话。”
有不少人跟着附和。茉莉隐约记得自己也听过老阮打越洋电话。一天夜里她替刘姐值班。巡过了房，手机也玩累了，茉莉趴在桌上打起了瞌睡。睡到正朦胧的时候，她听见有人大声在喊“喂”。茉莉起身循着声音走过去，发现老阮的房间虚掩着，仿佛是在等着谁似的。茉莉走上前，小心地带上房门。已经开裂的木门立刻发出沉闷的声响。这时候，老阮的声音立刻从房间里喷涌而出。他说：“我这里一切都好。好，很好。你要好好工作。不用担心，不用回来，我一切都好。”电话讲了大约有十多分钟的时间。老阮时而沉默，时而说“好”。茉莉本想提醒他小声些，但想着那是老阮儿子打回来的美国电话，想想又算了。
刘姐说，越洋电话也可以是假的，你没看见电视剧里还有人对着查号台打电话吗？这样一想，老阮的那个电话似乎真的有些刻意。他大声说话，一副毫不顾虑别人的霸道架势。但谁又能说那不是一种虚张声势呢？她们还在津津有味地说着，茉莉没法跟上她们的节奏。她越听就越觉得自己笨拙。她感觉，这群众当中，除了她之外似乎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倒不是语言的关系。刚到养老院的时候，茉莉的普通话已经算得上流利，只不过当地人说普通话会带上口音，说快了，就有些难以辨认。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有时候同她们说话，茉莉也会刻意地带上些口音，护士长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一边笑一边帮她纠正。韭菜几多钱一斤？刘姐说，不要说“多少钱”，要说“几多钱”。茉莉也像个听话的小学生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跟着她念。买菜的时候肯定老是被坑吧？她们管被占便宜叫做“被坑”。茉莉含糊地点点头。你应该学学本地话，那些卖菜的，听到外地口音就算计人家。刘姐同情地说。茉莉看着刘姐脸上的表情，不知道为什么，只感觉脸颊发烫。
有时候兴致来了，她们也会问她一些越南话。去到国外，懂点日常用语还是有必要的。护士长说十多年前自己去越南时，到了景点，突然想上厕所。用中文讲，当地人自然是听不懂的。想了半天，也不知是不是尿憋急了的缘故，她的脑子里灵光一闪，于是对着当地的工作人员喊起来：W.C！对方立刻给她指了路。现在都不说W.C啦，说washing room。美娟提醒道。刘姐撇撇嘴，说，是啦，就你时髦。很快，她又转头看问茉莉，越南话里“你好”怎么说？茉莉愣了愣，问她，您说什么？刘姐重复了一遍，“你好”，“你好”怎么说？
茉莉犹豫了片刻，说：“Chào ban。”
还有其它的表示“你好”的方式，但她也不确定哪一个在当下来说更恰当。她惊讶于自己的犹豫。这些音节从她嘴里跳出来的时候仿佛是硌着石头，舌尖有种粗糙的痛感。她回忆着刚才说话的状态，感觉自己说话时似乎声音在抖。自己的发音准确吗？这不是茉莉第一次怀疑自己的语言了。这门跟随了她几近三十年的本应是最亲近的母语，在被别人问起的时候，仿佛是在被询问着一个疏于联系的亲戚的近况。她不清楚，不确定，也可能根本不知道。总而言之，你会为这种疏远而深深愧疚。
这种状况似乎是从去年开始的。去年夏天，刘姐的女儿高考结束，成绩不太理想，只能到一个稍微偏远的学校去学小语种。越南语，泰语，老挝语，缅甸语。护士长说，现在东盟搞得这么火，小语种肯定吃香。随后她补充道，学越南语，我们是有专业指导的。大家都拍手赞同。后来女孩真的去学了越南语。临行前，在刘姐的要求下，女孩加了茉莉的微信。有时候，女孩会在晚上发来消息。内容通常是大段句子的截图，问她那些话是什么意思？茉莉看着那些字母，头一次觉得很陌生。她无法一眼看出它们的意思。它们按照流传下来的规则组合在一起，却漂浮在屏幕上，仿佛每个字母都是分离的。于是，她不得不将那些词汇串联起来读一遍，再读一遍。那种感觉很怪。从茉莉嘴里流淌出来的那些字词声音怪异，仿佛是一个外国人正对着她不断地说着什么，而她一头雾水。我很幸福，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好。茉莉开始在心里默念着这些话，试图用越南语将这些句子表述出来。在左思右想的间歇，她突然意识到，难道自己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越南语吗？这些话用中文怎么表述，这才是应有的顺序，不是吗？
她们最终得出结论，那些事的确是老阮编的。护士长还补充了一个证据。老阮中风以后，由于养老院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格，必须打电话让家人将老阮接回去。护士长对躺在病床上嘴有点歪斜的老阮说，要给你的儿子打电话。听到吗？你儿子的电话是多少？老阮僵直的身体在床上蠕动了一下，像一只笨重的虫子。要用你的手机呀，我们这儿打不了国际长途。你——的——手——机——呢？她一个字一个字地问。老阮将头转向了抽屉那一侧。护士长顺势拉开抽屉，接着打开了抽屉下方的橱柜。床头柜里，除了老阮日常需要吃的药和一些牛奶饼干之外，她什么也没有发现。她翻找了枕头，打开了衣柜，甚至进了厕所。后来她翻遍了整个房间，始终没有找到老阮的手机。
“他连手机都没有，我们都让他骗了。”护士长说。
也许是中风的时候手机掉了，被路过的护工或者别的什么人捡走了，或者被偷了。这种事在养老院里不是没有发生过。养老院里常有人假借探望老人的名义在各个房间里穿梭。他们趁换班的间隙走进任何一间需要看护的老人的房间。那里的老人通常有些糊涂，或者不能说话——这些人把握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们随意拿走老人的食物，趁人不备拿走老人的贵重物品。如果这时候有人走进来，他们就谎称自己走错了。养老院报过警，她们都看过监控录像。也许是这些人偷走了老阮的手机，有一个声音在茉莉脑中反驳道。但她没有说出来。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茉莉在饭桌上向丈夫提起这件事。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们还强调他是外地人。两件事有什么关联吗？茉莉打着手势说道，听起来好像外地人就会做这样的事似的。丈夫反问她道，他是外地人吗？茉莉摇摇头。如果因为你是外地人就会被怀疑满口谎言，你该怎么办？丈夫听到这反倒笑了，为什么我会被怀疑是骗子呢？我理解你的想法，但你一定是想多了。有些地方的人，评价确实不太好。不过她们肯定只是随口说说而已。茉莉抬起眼睛看他，说，你看，你不也是这样想的吗。
每当人们遭遇某件奇怪或不好的事，他们会本能地先将矛头指向外人。外地，外族，异类。就如同免疫系统，会自动识别和消灭它们所认为的有害病原。作为本地人的丈夫，永远无法在这种环境下共情。丈夫说他理解她，说她想得太多了，他以为世界上的人都和他是一样的想法，至少大部分人是，所以那些不一样的观点他总是选择性地视而不见。但茉莉就是觉得窝火，这感觉像是被敷衍，毕竟真正遭遇的那个人不是丈夫。茉莉知道再说下去也毫无益处。她潦草地扒了两口饭，告诉丈夫吃饱了。她起身离开的时候，对丈夫说，我觉得一定是这个原因。如果不是，她们为什么要抓住这件事情不放呢？
茉莉放下碗，走进浴室，打开了水，等水热起来。她走到镜子前面，一边照镜子，一边把打结的头发梳开。镜子里的茉莉很白。她拿出卸妆棉，打湿了，像擦拭玻璃一样擦着自己的脸。在青白的灯光下，她看见自己原本的皮肤如溶解一般从厚重的粉底后重新浮现出来。茉莉良久注视着她，然后伸出手，对着镜子摸了摸她的脸。略宽而塌陷的鼻梁，双眼皮的眼睛。加上颧骨略高，把茉莉的两只眼睛被衬托得越发的大了。她顺着额头、鼻梁，缓慢地擦拭着。擦到右侧脸颊时，茉莉看到了那颗被画上的痣。她的手停住了。她用湿润的手摸了摸，痣没有掉。不知道为什么，茉莉的脑子里有个齿轮轮盘一样的东西摩擦着转动了起来。那是好几个接合在一起的齿轮。一旦一个齿轮转动，其它的也就会跟着转起来。只要它们一直转下去，身体里面某些不确定或者被她遗忘掉的东西就会逐一涌现出来。
几年前茉莉和丈夫才刚开始约会时，有一次下班之后，茉莉到丈夫所在的工地上去找他。她到的时候，大部分工人都已经吃过晚饭。大热的天里，有几个男人打着赤膊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洗头，冲凉。到处都是热辣辣的汗臭味。茉莉踩着碎石走过去，开始有人在黑暗中冲她吹口哨。靓女！不知道是谁在喊。有人走过来跟在她后面，笑眯眯地追着她问靓女你要找谁。茉莉有些害怕，颤着声告诉他自己要找丈夫。听了她的话，那个向她问话的男人脸上浮现出一个古怪的笑容。他说，哦，你是阿虎的老婆。男人的笑让她有种被冒犯的感觉，尽管他明明什么也没做。她呆在那儿，胸口热辣刺痛，手脚也无所适从。她想离开了。但男人叫了她一声，示意她跟自己走。茉莉尾随在他身后，走到一间亮灯的房前。男人使劲在门上敲了两下，说：“阿虎，你老婆来了。”
房门很快就打开了。丈夫走了出来，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男人离开后，他们就静静地在房间里坐着。茉莉的脑海中回想着刚才那个男人的笑容。他为什么那样笑？或者那算不上笑容，男人只是将嘴角向上扬了扬。他看出了什么？还是说，她身上有什么可笑的地方？茉莉眨了眨眼睛，泪水立刻落了下来。丈夫见状，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慌乱地冲着她打手势，喉咙里发出嘶嘶的声音。是因为他说你是我老婆吗？你别介意，我们这里都把女朋友叫老婆。茉莉摇摇头，但泪水始终止不住。最后，丈夫只得将她揽进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肩膀。等她平静了些，两人在丈夫工友们的注视下出去吃晚餐。他们走了很久，茉莉始终觉得没有食欲。后来，丈夫在美食街的一家小店面前停下脚步，对她说，这个你肯定喜欢了。
茉莉抬起头，看到招牌上写着“越南卷粉”几个字。店面只有十多平方大，两排桌椅各自靠着墙壁。小店被蒸汽晕染得雾蒙蒙的。门面像是一个布袋，一个人在袋子口收钱，老板则在袋子的底部制作卷粉。他大约是觉得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吃到家乡的食物，她的心情大概会好些。丈夫让茉莉去占座。等卷粉端上来，他好心地为她浇上一层辣椒酱。她拿起筷子，吃了一口。是那种熟悉的馅料，木耳，猪肉。她没吃出鱼露的味道。覆在卷粉上的辣椒酱酸得她头皮发麻。茉莉吃了几口，没有再动筷子。她对丈夫说自己饱了。丈夫对她笑笑，毫不见外地将剩余的卷粉拨到自己的盘子里。坐在丈夫旁边的那个女人看了他们一眼，继续吃。茉莉莫名觉得她的眼神很古怪。她坐不住了，谎称要出去透透气。茉莉站在小店门前看人来人往。一条街看下去，四处都是装着彩灯的小摊。大门店前装饰着炫目的灯板。她眨了眨眼睛，感觉眼前充满了五颜六色的斑点。不知为什么，她的胃剧烈地抽搐起来。茉莉捂着嘴干呕了几下，结果用力过度，她的眼睛糊了。
她长久地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捏起卸妆棉的一角，用力地将脸上的黑点擦掉了。
那天晚上，丈夫纠缠着她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假装着大叫出声。她知道如果自己不叫出声的话丈夫会感觉不安，那么他们会被这个话题纠缠住一整个晚上。事后，丈夫困倦而满意地睡了过去。她等着丈夫的鼾声渐渐起来之后起了身，去浴室的抽屉里拿了避孕药。随后，她轻手轻脚地走回卧室里拿了一件外衣套上，再次回到客厅。客厅里，落地窗的窗帘敞开着。已经是深夜，但窗外依然灯火通明。这个城市向来如此。在无数明亮灯光的照耀下，那些深入至此的异乡客或许能得到一点安慰。许多外地人都说这是个包容度很高的城市，丈夫曾这么告诉她。在街上听到某个人讲话时，丈夫会不时地告诉她，这是东北人，这是河南人，这是四川人。听的次数多了，她也渐渐能够分辨出一个不操本地口音的人来自中国的哪个省份。当他们汇聚成人流走在一起，彼此都认可对方就是这座小城中的一份子。正因如此，城市里汇聚了中国各地的美食，外国菜更是不必说，日本菜，韩国菜，但最多的还是泰国菜和越南菜。这些似乎都是包容的佐证。但她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和茉莉确认关系后，丈夫便开始热衷于在这座城市里寻找各种各样的越南菜餐厅。步行街开业的第二年，他在那里发现了一家名叫“火车头”的餐厅，据说老板确实在越南待过几年。他兴致勃勃地带茉莉去尝鲜。餐厅里的女服务员穿着改良的奥黛，旖旎地在他们前面领路。他们穿过两侧安装着塑料植物的走廊，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即便如此，餐厅里的光线依然很黯淡。丈夫自作主张地点了几个菜，牛肉河粉，鲜虾春卷，香茅猪颈，黄金豆腐，甜品是牛油果咖啡。在等待上菜的间隙，间歇地打量着穿梭其中的服务员，然后问茉莉，你说她们是越南人吗？我看她们长得挺像的。难道从一个人的长相就能看出是越南人还是中国人？长得还是不一样的，丈夫说。能有什么不一样？丈夫一脸认真地说，当然长得不一样，越南人眼窝都很深，皮肤颜色好像也比较深。茉莉问他，我的眼窝也很深吗？丈夫说，那倒没有，你长得不太像越南人。
他总是这样。他试图在众多的味道中打捞出她熟悉的味道，试图在这些女孩中识别出她的同乡，他以为这是缓解她思乡情绪的方式。但这只会让她一次又一次确认，自己从始至终都从未真正融入这个地方。那种不快感又来了。茉莉没有接话。菜陆续端上来了。菜的味道不错，只是酸的味道突出了些，有种怪异的入侵感。越南菜是这个味道吗？茉莉自己也不太确定。在有关越南的事情上，她的感觉就会变得莫名的迟钝。无论是河粉、春卷还是豆腐，无一例外地都另外配了一小碟泰式酸辣酱。丈夫问她，好吃吗？正不正宗？什么是正宗，什么是不正宗？那些熟悉的味道早已从茉莉的脑海中渐渐淡化出去了。每一道菜里都有茉莉熟悉的东西，辣椒，罗勒叶，薄荷，香茅。但这些味道却是分散独立的个体，无法形成组合。有时候她看自己的脸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只要卸了妆，她熟悉的眼睛、鼻子、嘴巴就独立起来，彼此间失去了联系。和越南菜好像有些不一样，茉莉说，不过越南菜到了中国，总是会被改良的吧。丈夫点点头。
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水里的香茅味激得她头皮发麻。餐厅里的儿童区里，有几个小孩正在拼乐高。他们玩闹的声音跟随着餐厅里的嘈杂人声如波浪般汹涌。丈夫不时地抬眼去看他们，跟随着孩子们的动作时而皱眉，时而微笑。见茉莉在看他，他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来吃菜。茉莉敲敲桌子，问他：“你很喜欢小孩吗？”
丈夫说：“对，我喜欢小孩。”在灯光的映照下，丈夫的脸泛起了一层橘色的光。他接着说道：“现在有政策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生两个。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最好男孩是老大。当然，这得你说了算。”
茉莉笑了笑，说：“先吃饭吧。”
她不愿去想象生了孩子之后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她倒不是那种丁克族。她害怕的是，如果有一天孩子们知道自己有一半血缘来自越南，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和自己一样，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困惑？不，他们不会。他们出生在这座城市，已经天然地和这座城市有了血缘。他们不会被其他人提问：在越南，人们是不是都每天都穿奥黛和戴斗笠？水果都是装在筐子里卖吗？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植物吗？茉莉过去就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电影或者电视中出现的那些形象固执地占据着人们的脑海，即便她告诉他们不是，他们也不愿相信。一开始茉莉还小心翼翼地解答，但后来就渐渐地以微笑替代答案，这样省事许多。她知道人们向她提问纯粹出自好奇，但她总是觉得他们身上有种不自知的自负感，仿佛追着她问这些问题就可以获得满足似的。也正是这种追问，让茉莉觉得自己始终游离在他们之外。他们在提醒她：我们并不一样。即使我们是同宗，长得相似，但是，我们始终不一样。她无法向他们更进一步。但她也无法后退。那些逐渐消失的母语已经背叛了她。她忘记了乡音，忘记了那些根植在血液里的味道。她究竟是谁？她自己也不知道。没有人能够理解她。即便是那些说理解她的人，比如丈夫，她也觉得他们身上有种纡尊降贵的味道。没有人能够理解对方，除非他们经历同样的事。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她不知道。茉莉抬起头，仰靠在沙发上。天花板在外界灯光的映照下发出幽蓝清冷的光泽。茉莉看着天花板，感觉有绳索一样的东西渐渐落了下来，然后缠绕在她的脖子上。她不敢动，怕动了那条绳索就会越来越紧。她一动不动地靠在那儿，渐渐地困了。等到茉莉突然从困倦中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那条绳索已经消失了。
第二天是周六。她们说一个声称是老阮儿子的人今天下午会来办理转院手续。好多不当职的护工都兴冲冲地约好一起到养老院去，目的是看看老阮的那个“美国”儿子。刘姐打电话给茉莉问她要不要来。茉莉把电话的声音调小了，却总觉得刘姐的声音还是像热水一样漫出听筒。茉莉走到阳台上，将手机听筒尽可能紧地贴住耳边。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倚着落地窗，不时往丈夫坐的地方看过去，希望他不要注意自己。刘姐在电话那头滔滔不绝，语气中有幸灾乐祸的味道。不用想象也能知道那场面会是怎么样，茉莉想。为什么不来呀，反正你也要值晚班，早点来，看热闹多好玩啊，刘姐说。
她感觉烦躁，在阳台上走来走去，嘴里嗯嗯地敷衍。茉莉知道她们不是出于某种原因叫她去看这场热闹，不过是为了好玩罢了。她回想着护士长她们调侃老阮时的表情。现在想来，她们的语气复杂多层，轻蔑，憎恶，鄙夷，但似乎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之为其中一种。无论是哪一种，都让茉莉喘不过气，仿佛那根看不见的绳索又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正要往她的脖子上靠。
茉莉挂了电话。她走回房里换了一身衣服，准备出门。丈夫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她尽可能地轻手轻脚，希望丈夫不会注意到她出门的时间太早。但丈夫还是注意到了她。他问茉莉，你去哪儿？茉莉说，我去上班，今天是晚班。她辩解似的回答他。丈夫看了看表，问道，现在去不是太早了吗？茉莉说，嗯，那边有点事。丈夫点点头。他似乎并没有怀疑什么，只是提醒她路上小心。
她逃一样地跑出家门。天还没有黑，但月亮已经在一侧天空中清晰可见。空气中有一股清冷的湿汽。从茉莉所住的小区走出来不过两百米就是公交车站，一共三趟。13路的最后一站就是养老院，茉莉每天乘坐这趟车来回。有意思的是，这趟车的初始站是这座城市最着名的妇幼保健院。路线的头和尾，就像一个人生寓言。车来了，茉莉没有上车。她一直等到去往市中心的2路开来才上去。这趟车经过美食街。她知道那儿现在快要拆光了。早些年就有美食街要拆掉的消息在市民中流传，但一直没有动静，似乎是听说有政策要扶持地方小摊经济，拆迁工程又停了下来。没想到拆迁在今年又一次启动了。这一次是真的。
茉莉在美食街对面下了车。走了不到百米，她一眼看见已经拆了一半的美食街大门。弧形大门上的“解放路美食街”几个字如今能辨认出“角”和“方”两个字。有两个戴着安全帽的人正在钢铁制成的大门上往下拆卸。路面上零乱地丢弃着一次性碗筷、报废的家具和食物的残渣，仿佛一场洪水刚刚从这儿退去。在过去，这儿各色的店铺鳞次栉比。从美食街的入口开始，卖水果的，卖烧烤的，卖椰汁和甘蔗汁的小车依次排列而下，卖水果的摊子挂着塑料做成的芒果和彩灯，车上的水果五颜六色，让人看了食欲大增。大排档一个接着一个。到了夜晚，男人和女人们拿着店铺的菜单站在马路上吆喝。但现在大部分店铺都关着门。也有敞开的——店铺里的东西都已经搬空，只剩下黯淡的墙壁和暗污的地板。茉莉在美食街上走了几个来回，始终没有找到丈夫曾带她来过的越南卷粉店。店铺上的招牌几乎都在，但唯独看不到那家店铺的招牌。她记得那招牌是用红色的油漆手写而成，但她始终没有找到它，仿佛它一直没有存在过一样。
她快步走着，一直走到美食街尽头。几年前茉莉就是被人潮汹涌着，带着懵懂的情绪走到这儿，然后走进陈姐开的旅馆的。茉莉去养老院的第二年陈姐打来视频，说旅馆不打算开了，她要回越南去。为什么要回越南？陈姐说，人总还是有自己应该待的地方。我觉得这里不是。彼时陈姐已经在这座城市待了十多年了。她说这时脸上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神情。感慨，失落，彷徨，也许都是，也许又都不是。那孩子怎么办呢？这句话在茉莉的喉头来回涌动，但她最后没有问出口。两个人就这么静静地举着手机。偶尔四目相对时便尴尬笑笑，然后找机会躲闪着对方的目光。她们偶尔沉默，偶尔敷衍着说上几句，一直到两人挂上电话。
和陈姐通电话的那个晚上，茉莉突然想打一个电话回家，她有许多话想说。她想说这儿的人们精力旺盛得惊人，下了班也会跟你发消息跟你说工作上的事。他们也没有什么边界感，常常会把自己和家人的隐私放在嘴边，仿佛是说着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他们说起这些时或高兴，或嘲笑，有时也恶狠狠的，这让茉莉会想到自己的家人。这一刻她又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相通的。她还想打电话告诉他们养老院的事，因为老人们躺在病床上的样子会让她想起自己的祖母。有一年夏天，母亲和姑姑带着她和祖母到游客多的地方去叫卖水果。她们把水果在篮子里堆积成一个高高的锥形，奇特的是，水果堆得老高，但是它们不会塌了倒下来。和那些有门店的人不一样，她们通常纠缠着游客不放，一直尾随着他们，直到他们出钱买下来为止。如果遭到拒绝，母亲和姑姑就会悄悄用脏话骂人。奶奶还在世时，她们会带上她，仿佛有一个老人就会增添一些悲惨气息。有一次，一个路过的中国旅行团在附近短暂停留，母亲和姑姑立刻跑上前去卖水果，留下茉莉和奶奶守着那些拿不了的水果。一个中国人走过来买水果。他付了钱，但奶奶仍然朝那个年轻人伸着手。他诧异地看着她们，看得茉莉脸都发热了。她抓着奶奶的手，但奶奶枯枝一样的手臂始终拽不动。后来，年轻人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块钱的人民币。奶奶摆摆手，反而指了指年轻人手中那包已经开了口的饼干。年轻人笑笑，把饼干放在地上，拿着钱离开了。母亲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就破口大骂。饼干能有中国钱值钱吗？不过好在奶奶那时候几乎已经半聋了。她吃着饼干，脸上的笑容很甜蜜。那笑容茉莉到现在仍记忆犹新。她想起养老院中有几个精神已经开始有些糊涂的老人，他们唯一快乐的时光似乎就是下午茶时间，护工们将他们推进会客厅，然后一一给他们发饼干。拿到饼干时，他们脸上露出近似孩童般的笑容。那笑容和祖母很像。
她还想说说她和丈夫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上班、下班，周末时两个人会出门逛街；有时候，他们会在晚上出门吃消夜。丈夫不喝咖啡，他喝了睡不着觉。但茉莉一家都很喜欢喝咖啡。她从来没有因为喝了咖啡而睡不着。还在家的时候，到吃过晚饭、母亲已经把厨房打扫完毕时，她就脱下围裙，走到灶台前烧水。茉莉和父亲以及她的两个弟弟就围坐在客厅里的圆桌前，等待母亲香气四溢地走进来。她试图去想自己离开的这几年中，在同一个时刻，她的家人们都在做些什么。也许她开始正式变成茉莉的那一天，母亲偶然地想起了她。她也不知道自己突然想起女儿的原因是什么。也许就在那一天，在同一个时刻，茉莉正在旅馆里打扫房间，或者在前台打瞌睡。她要一直等到老板娘回来，这样才能有时间到某一家小店里吃上一碗煮河粉。那时候通常已经八点左右，大部分小店都已没有顾客。她会对收钱的店员说，二两牛肉米粉。在这里，人们很少叫“河粉”米粉。这句话她已经练习了许多遍，没有人会听出她的口音。在人迹寥落的小店里，没有人会问她越南是什么样子，越南人面对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怎么做。但她仍然觉得有一团空气紧紧包围着她，将她隔离在那些同她一样黑头发黑眼睛褐色皮肤的当地人之外。
那天夜里，她满大街疯狂地去找电话亭，试图找到一个可以打国际长途的地方。但很快她又意识到，这个年头，已经不会再有人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她想打微信电话，又想到在越南的家人和朋友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一款手机软件。大街上的人各顾各地走着，没有人在意她。她感觉自己像个隐身人。同样隐身的，还有一些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种感觉，像是她要穿过墙壁走到房间外面，但总是一头撞在墙上。左边也是，右边也是。她始终无法穿过那道墙。她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越南人。
茉莉走到步行街尽头，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从这里打车到养老院去，只需要二十分钟不到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车子开始驶动的那一瞬间，茉莉的心开始狂跳。她想上厕所，但是她知道自己根本不需要。为了好受些，她不得不大口呼吸。司机透过后视镜看了她两眼，问她是不是不舒服。茉莉告诉他自己没事。她将身体仰靠在座位上，开始数数。她一边数数一边减少呼吸的频率，然后闭上了眼睛。
哎哟，怎么来得这么早。护士长看见她，做出了一个夸张的表情。护士长已经把包提在了手上，她刚和护士晶晶交完班。她拍拍茉莉的肩膀，说，今天没什么状况。还在输液的，注意观察一下进度，提醒晶晶去换药就好。晶晶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没多久，还有些毛手毛脚的。茉莉点了点头。护士长凑近她的耳朵，说，有什么好玩的事，叫晶晶说给你听。她神秘地笑笑，然后拎起包离开。茉莉进了护士站，走到更衣室换上蓝色的护工服。更衣室里有种热烘烘的气味，聚集在这里的人们想必散去还没有多久。待她关上门出来，晶晶正推着药品车从走廊的那一头走过来。在灯光的映照下，晶晶的皮肤看起来很白。她停留在距离茉莉大约半米的地方皱着眉头打量她，然后故作惊讶地叫了一声，哎呀，我就说感觉哪里奇怪呢，茉莉姐，你脸上的那颗痣呢？
茉莉这才猛然记起自己没有化妆，因为是周六，她上午没有出门。她不出门时从不化妆。她头皮发麻，脑子空白了一阵。她不知道该怎么和晶晶解释。在恍惚间，茉莉仿佛看见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像面具一样落了下来，紧紧地扣在她的脸上。无论她怎么挣扎，那张面具就是拿不掉。血涌了上来，把她的脑子烧热了。茉莉深吸了一口气，对晶晶说，那本来就是画的呀。晶晶有些诧异地看着她，画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在脸上画一颗痣呢？茉莉没有应她，只是低下了头。反倒是晶晶自己像是突然回过神了似的说，哦，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呀？人家说痣在面相上很重要的。你们那也是这样吗？
“……对呀。”茉莉说。
等一会儿我跟你说说今天下午的事。晶晶朝茉莉挤挤眼睛，将药品车推进备药室。她很快走了出来，出来时手里拿着两只马克杯。马克杯口雾气缭绕，茉莉一下子就辨认出了那种浓郁的咖啡味。那种咖啡她也喝过，是越南产的，但包装袋上写的是中文。咖啡很便宜，味道又醇，在她们这群值夜班的人当中很受欢迎。晶晶坐下来，将一只杯子推向茉莉，然后自顾自喝了一口。随后她深吸了一口气，吐出来，接着眯起眼睛，整个人懒散靠在椅子上。你们越南的咖啡真好喝，晶晶说，我就喜欢喝这种咖啡。你也喝呀，她说着，指了指另一杯咖啡。于是，茉莉笑着端起杯子晃了晃。晶晶见状，立刻坐直身子，然后把杯子伸向茉莉，自顾自地碰了碰她的杯子，说，来，我们为越南干一杯。茉莉用杯子轻轻地碰了碰晶晶的杯子，低下头，像是面对着什么很苦涩的东西似的，将咖啡一饮而尽。
今天老阮儿子来了哟。什么美国人，就是个东北人乡下人。晶晶得意地说着。她得意的时候脸上两块苹果肌越发地隆起，看起来更显得刻薄。她还不到三十岁，下巴的肉已经开始变厚下垂，衬得两条法令纹很深，像是用刀用力刻在脸上似的。这似乎是当地人的特色。你怎么知道是东北人？晶晶说，哎呀，听口音就知道了。今天都快打起来了，老阮儿子说自己从小就被老阮抛弃了，从小到大，连生活费都没给过，现在生病了倒想起自己了。他骂得整个走廊都能听见。老阮口水都流出来了，流了一枕头，脏死了。她说着，脸上露出嫌弃的表情。你知道吗，老阮在东北有老婆的。看他儿子，和我们看的照片一点都不像。
这样啊。茉莉愣愣地说。不过也想得到，晶晶说，他那种人。她从鼻子里笑出一口气。哪种人呢？茉莉自以为对老阮很了解，但若是仔细想想，她以为的了解，也不过是在护士长和护工口中常常听到他罢了。茉莉和老阮的正面接触，印象中也似乎只有那两次。其实，老阮除了轻微的老年痴呆外没什么其他老年病，生活完全能自理，比其他那些终日浸泡在尿味的老人要好许多。每天的大部分时间，老阮都在老人院里闲晃——和护士们打趣，对护工们颐指气使。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看一群小护士围在他旁边听他讲自己当兵时的事。他说，我们那时候条件很差，没有蔬菜吃，整天躲在猫儿洞，就吃压缩干粮，后来都变成了“烂裆族”。美娟说，压缩饼干很好吃的。老阮朝她翻白眼，说，你去吃几个月试试看？年纪更小一点的护士问他，什么是烂裆族？老阮听了，便用一只手抓住自己的生殖器，做出一个拉扯的姿势，说，你说什么是烂裆族？回家问你爸去。护士长见状，大骂老阮是变态。下次再见到小护士，老阮就在两腿之间做出一个手势，追着小护士跑。被护士长骂了他也不在意，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他脑子有病，老年痴呆也是脑子有病，不正常。不正常的人你和他认真做什么？除非你也不正常。护士长这样对其他人说。茉莉想起自己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在电影开头，一个老年研究专家问自己的学生，你们对老人的看法如何？一个学生举手说，老人年纪越大越不要脸。在老人院待的时间长了，茉莉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点。大部分老人都有一种豁出去了的架势，对死亡听之任之。他们不在乎自己身上有没有味道，或者邋不邋遢。他们再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也就没什么值得在乎的。老人们的这种作风固然令人讨厌，但莫名地让茉莉心生同情。是生命到了尽头才会这样的吧？她替他们想，也替他们这样告诉其他人。因为害怕或者孤独才会这么做。但老阮和他们不一样。他享受其中。他脑子有病，护士长对每一个人都这么说，认真的话你就上当了。久而久之，老阮的那些把戏也就渐渐失效。当初那几个被老阮追着到处跑的小姑娘，现在若是遇到老阮做同样的事，她们也能够露出一副嘲笑的表情对他说，有本事你脱下来让我看看。
他不讲卫生、颐指气使、爱找茬、爱贪便宜，总之就是很讨厌。护士长曾对茉莉说过，养老院的老人被分为好几个等级。有儿有女、家庭富足的是第一级。通常他们会被护工们小心翼翼地对待。偶尔子女来探望的时候，听到长辈的好话，对她们自然也会有一番感谢。无儿无女且没什么钱的老人自然在最低等。养老院里的等级比任何一级官场都要明晰得多。像老阮这样无子女在身边却有钱的老人，本来应该排在养老院的上层；何况他经常拿东西分给那些护士和护工们吃。但没有人认为他是上层。她们也不像对待那些下层老人那样随意对待老阮，通常是敷衍，老阮叫她们做的就偏偏不做。比如老阮浴室里的水龙头总是在漏水，搞得瓷砖的缝隙处长了很多青苔。老阮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护士站反映一次，要她们给贴一个防滑垫。每个人都答应了他，然后又不约而同地忘记了。后来老阮在浴室里滑倒中风，她们都这样说，要不是他当初那么爱找茬，我们早就把他的话当真了。
这一刻，茉莉迫切地希望老阮的美国儿子确有其人。如果是美国儿子，她们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任由着老阮将口水流到枕头上发酸发臭。可是，胸中的那个声音越急切，茉莉就越感觉愤怒。为什么老阮的儿子一定要是个美国人？一个古怪的想法浮上了茉莉的脑海。她打了个寒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身体像生米一样僵硬。
我去病房里看看，茉莉撑着椅子站起来。干嘛这么认真呢，晶晶说，我已经巡过一遍了，没什么异常的。我再跟你讲讲嘛。晶晶挑着眉毛笑起来。她猛然发觉，晶晶的面孔在她眼前渐渐变得模糊了。是咖啡喝多了还是怎么了？茉莉摇了摇头，但视线并没有因此更清晰一些。晶晶的五官渐渐消失了，逐渐变成了一个空白的平面。走廊天花板上的圆灯发出青白的灯光，投射在茉莉的眼睛里，也变成了一张张平板的没有五官的脸。她感到一阵晕眩。晶晶拉着她的手不放，说，你别走呀，我还没说完呢。茉莉拂开了她的手，说，没事，我吃得有点饱，起来走走，就当是散步了。
她站起身，往走廊的尽头走去。走廊两侧的灯灰白黯淡，像是有无数双眼在紧盯着她。老阮的病房就在走廊尽头。那是整个养老院里最贵的一间房。刚进养老院的时候她还问护士长，怎么老人院的房间还分高低贵贱的？护士长说，怎么没有呢？一间养老院什么病人没有，条件好的，要求就多，房间自然也就贵咯。
茉莉走到房间门口，停下来。老阮的房里没有开灯。透过门上的那扇通气口一样大小的窗子，茉莉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脸。她没有上妆的脸此时黯淡着。许是玻璃的关系，茉莉的脸看起来要比在家里对着镜子时大上一圈。她有一种错觉，仿佛面对着这块玻璃，自己瘦弱的身体突然开始像藤蔓一样地伸展开来。有一股气流从茉莉看不见的地方灌进了她的身体，充满了她，让她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茉莉敲了敲门，没等回应就推门走了进去。
房间里充满着一股枯叶腐烂了的味道。正对着门的那扇窗子敞着窗帘，月光倾泻在地，留下一片亮白的光斑。她走近了些。她扶着病床的床尾站了一会儿。她能感觉到，在黑暗中，老阮的眼睛正牢牢地盯着她。她听见老阮的呼吸变急促了。茉莉拍了拍床尾，说，老阮，是我。我是李茉莉。她猛然发现，自己现在已经能将这个名字轻而易举地说出口了。我叫黎氏英。茉莉在心里说。老阮听见她的话，呼吸似乎缓和了。她能听见老阮在病床上缓慢挪动的声音。茉莉走到老阮床前，借着月光给他整了整被子。他缓慢眨动着眼睛，呼吸罩上的雾气时聚时散。她没有开灯，而是径自走到床的另一侧，拉着椅子坐下了。她将椅子调整到和老阮同一个方向。从这个角度刚好能看到月亮，也能隐约地看到月海。
她在老阮起伏的呼吸中渐渐放松下来。月光落在她的身上，那光线每移动一分，茉莉就感觉到身上有一寸皮肤开始脱落。有轻微的灼痛感刺激着她，让她不自觉地吸了一口气。她觉得自己的背渐渐直了起来。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无论是站着或者坐着，茉莉总是不能挺起脊背。驼背让她感觉轻松。她想说些什么。在茉莉胸口的位置，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直涌上来，涌上来，像是地下潜藏的岩浆，正在等待着一个契机喷薄而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茉莉在黑暗中问道。她知道自己得不到回答。是因为好面子吗？还是因为医院里那种秘而不宣的等级呢？他不过是想营造一个华丽且幸福的假象罢了，外国工作的儿子，白领儿媳妇，有钱人。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是茉莉在她们的对话中学到的新词。或许因为彼此都是东亚人，她倒是很能体会老阮死要面子的理由。她的母亲也会这样。每年暑假，表姐一家要到她家里来做客的时候，母亲都会提前一个多星期就开始准备。她在房间里摆满鲜花，花粉的味道让茉莉直打喷嚏。母亲将桌子用桌布罩起来——那桌布她只有在表姐来的时候才会看到。表姐快要来的头几天里，整个家里弥漫着一股焚烧枯叶的味道。一次到访过后，他们会有一两周的时间吃极素的食物。但谁也不会抱怨母亲。她知道这华丽背后不过都是母亲的虚张声势。这样的虚张声势背后，她看到母亲颤抖的身体像一片秋日的落叶一般，在生活的飓风中摇摇欲坠。但无论是刘姐还是护士长，抑或是美娟晶晶她们，没有人会体谅老阮。这些事若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未必她们不会这么做——就像刘姐反问的那句话一样，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当事人不是自己，她们的态度也就很容易变得轻蔑起来。
她静静地坐在那儿，向窗外看过去。月光映照着她，风凉凉地抚着她的皮肤。随后，它们像轻烟一样淌进老阮的房间，爬上老阮的床。她哭了起来。他一定听见了她在哭，但是他没有说话。他不能说话。茉莉抬起头，感受着月光在自己脸上沾有泪水的地方留下清凉的痕迹。在这一个时刻，他们一同往窗外看去。她再一次看到那条绳索从天花板的位置徐徐落了下来。茉莉伸手去抓，但绳子消失了。渐渐的，她感觉到自己身上被月光映照过的地方正在逐渐地变得透明。她像烟雾一样变得又薄又轻。有什么东西从她的身体里飘了出来，向前方走去。她能看见，一个透明的自己穿过了一道墙，又穿过了一道墙。它打开了门，门外是一个巨大的操场，上面站满了人。影子回头看了她一眼，纵身一跃，像一滴水一样融入了人海。它消失了。没有人注意到它。更没有人会刻意打量它，分析它，并且追问它，你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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