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锁强
摘要：从《史墙盘》与西周思想观念、典章制度、审美追求和青铜文化四个层面探讨了《史墙盘》与西周文化的关系。在对西周金文书法早、中、晚三个时期所呈现不同审美取向概括的基础上, 分析总结了《史墙盘》铭文圆浑苍古、婉融厚朴、绵里裹铁、朴茂劲厚、形圆意方、形方意圆, 纵收得体、形收神纵, 笔画繁多、极富变化的艺术特色与书法史地位。
关键词
《史墙盘》、铭文书法、文化阐释艺术特色、书法
正文
一、《史墙盘》与西周文化
《诗经·绵》中有“周原膴膴, 堇荼如饴”的诗句, 其描述的周原乃周人之祖庭。这块岐山之南、扶风北麓、渭水北岸的沃土, 为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和举世闻名的青铜器之乡。继晚清四大国宝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和散氏盘之后, 国宝《史墙盘》也出土在这里。
史墙盘全形拓
《史墙盘》作为周文化的物化形态, 其铭文章法的方形与盘的圆形呈内方外圆之势, 其铭文位置的安排左右对称中又有变化;铭文两边各有九列, 九者为大, 九九归一, 和谐自然, 合于“道”。这种通过文字的载体无不闪现着周人思想与智慧的灵光和周人心灵深处的美感。文化的器物层、典章制度层、精神理念层的构成为我们从文化角度系统研究《史墙盘》提供了切入点。这种对《史墙盘》的文化考察为深入理解其书法艺术提供了有益的立体化的多维参照。
(一) 《史墙盘》与西周的思想观念
《周易》的阴阳观是中国最古老、最普遍、深刻而影响久远的哲学思想。阴阳观来自周人农业生产生活的经验, 与自然物理有着极为广泛的联系。而作为以农业生产生活为基础的周文化, 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和秩序感。周人信奉“天人合一”。《周易》的思想实质是“立天定人”、“由人复天”, 其根源在于农业生产生活, 对自然的依赖和以自然崇拜为基础的原始宗教观念。因此以礼乐文化为标志的西周文化彰显了我们先祖的理性文明。
《史墙盘》无论从器物的对称外形还是铭文的刻意安排, 阴阳的相互展现与依存, 无不闪现着周人理性文明的灵光。周人已与《史墙盘》融在一起并达到了人器合一，就《史墙盘》铭文的内容而言, 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恭诸王的主要政绩, 后半部分记述墙所属的微氏家族的家史。在西周, 王代表天, 故为天子;史官墙和所述的微氏家族乃为人, 这种铭文右左两部分的天人安排与空白分界通过器物底层相联系, 通过祭天把人与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彰显了“天人合一”的哲思。
《史墙盘》铭文拓本
(二) 《史墙盘》与西周的典章制度
宗教的确立与流行是思想观念成熟的标志。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周人尊礼, 敬神而远之。周人建立礼乐制度的目的是利用礼乐来宣传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的合法性。无论是以“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为内容的“礼”, 还是各礼在施行中均伴之雅乐, 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 它的核心是体现周代宗法制度及分封制所形成的社会等级规范, 以达礼乐意识的社会化。
《史墙盘》也正是礼乐制度的产物。该器物铭文上下两部分的安排体现了西周“尊尊”与“亲亲”的礼制。从而使得《史墙盘》的铭文空间安排不仅成就了理性之美, 而且在理性的制约下, 达到了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统一, 成为西周中期金文书法的经典之作。它为理性条件下艺术家情绪的笔墨抒发和书法艺术个性的营造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范式。其内容也成为研究西周历史、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
(三) 《史墙盘》与西周的审美追求
金文书法的审美追求在发蒙阶段往往表现为一种个体的不自觉。若这种不自觉的审美外化得到人们的共鸣, 那么, 这种审美就容易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了。西周的『德以配天』强调了对德的崇尚, 这自然而然地在其金文书法中得到了贯彻与显彰。如果我们对西周的审美追求做一归结, 纹饰图腾美、狰狞力量美、线条形意美、崇礼理性美则为其主要特征了。图腾美的追求是人类对大自然崇拜的抽象化, 这种『说剑增慷慨』式的对狰狞力量的追求实际上是人类心灵孱弱的外在呐喊;而对具体形象的形意化表达必须建立在对具体形象线条概括中的取舍和最能表现其本质特征的强化上, 形的舍去部分是通过线条的意化来弥补体现的。这种线条的意象化正是中国书法艺术特质的体现。
而《史墙盘》铭文的书法艺术就是通过这种线条的形意化来营造艺术语言的。从《史墙盘》铭文书法艺术中, 对纹饰图腾美的追求和对狰狞力量的追求已泯灭得无影无踪, 留下的却是温厚浑朴的善良。这是周人文字的成熟, 更是周人心灵的成熟。显然《史墙盘》铭文书法艺术的审美追求主要是通过对线条形意美的追求来实现。另外, 在西周理性精神主导下, 《史墙盘》铭文书法呈现出了理性之美。书写者情绪是在理性下有节制地进行宣泄, 使得其规整与灵动、清劲与浑朴、温厚与高古得到了和谐与统一。
(四) 《史墙盘》与西周的青铜文化
《史墙盘》的诞生是西周青铜文化的结晶。自公元前240年左右黄河流域出现了青铜器之后, 青铜文化经过了“尊神”的殷商时期, “崇礼”的西周时期和“重人”的两汉时期, 并在东汉末年以后而最后消亡。在西周, 青铜文化被纳入了礼制的规范, 成为了礼制的载体。西周青铜器的崇礼性主要通过礼器组合的变化显示出从尊神先鬼到重礼的演化, 规矩严谨素朴抽象的青铜器装饰纹样摆脱了鬼神的影响, 蕴涵礼教和民族性格的内涵, 并使铭文成为载礼的重要工具之一。日益简化的青铜器装饰, 逐渐加长的器内铭文, 承载着周王室或贵族家庭的档案。对于盘这种生活中的小事也要予以规范, 纳到礼制的范畴之中, 使其成为周代的重要礼器。其加长的铭文不仅起到记载史实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成为垂德宣教的领地, 达到弘扬礼教的目的。
《史墙盘》这种礼器纹饰的规矩素朴, 二百八十四字的长篇铭文, 亦是西周借助青铜器传播礼教的最好例证。如果说以礼乐文化为标志的西周文化彰显了我们先祖的理性文明, 那么青铜文化则从文化的器物层面把周人对纹饰图腾美的追求、对狰狞力量的追求及对线条形意美的追求和崇礼的理性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毕竟用作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的青铜器具除了盛物实用之外, 更是作为“明贵贱, 辨等级”的贵族权势与地位的象征, 也理所当然地反映了西周主流文化的审美追求。这也是从美学层面对西周青铜文化的最好注解。
二、《史墙盘》的艺术特点与书法史地位
西周金文, 上承甲骨, 下启小篆, 其高古浑穆、烂漫多姿的独特审美及其完备的篆书技法为历代书家所重。西周金文书法之风格根据金文的早、中、晚三个时期而呈现不同的审美取向。西周早期 (包括武、成、康、昭四个王世) 金文书法上承商代之余绪, 重象形, 多肥笔, 质朴烂漫, 浑厚威严, 充满了神秘感。主要代表作品有武王时的《利簋》《天王簋》, 成王时的《何尊》《禽簋》, 康王时的《庚赢卣》《大盂鼎》等;西周中期 (包括穆、恭、懿、孝四个王世) 金文书法结体日益规整, 彰显精致理性之美。代表作品主要有穆王时的《遹簋》《静簋》, 恭王时的《史墙盘》《休盘》, 懿王时的《师虎簋》《断簋》, 孝王时期的《大克鼎》《小克鼎》等;西周晚期 (包括夷、厉、共和、宣、幽五个王世) 金文书法张扬个性, 朴厚大气, 随意自在, 艺术性高。主要代表作品有夷王时的《十二年大簋》《史颂鼎》, 厉王时的《散氏盘》, 共和时的《史颂匜》, 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毛公鼎》等, 而幽王时大多金文不甚工, 呈现出衰末气象。
无论在周原金文的早中晚期, 都有一个毛笔书写与铸刻的关系问题。因为远在西周已经有毛笔和砚台了。而这种铸刻的金文书法经历了岁月的洗礼, 与西周用毛笔所书的金文则不可同日而语了。写与铸的关系、铸与自然风化的关系就成为我们探究西周金文书法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站在还原西周金文书法的立场来看, 通过铸锋悟笔锋, 是还原西周金文书法的一个极为有效的方法。自然风化使得青铜器上的金文多了几分斑驳和自然, 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先书写性的意味, 但却呈现出了迷人的金石味。
《史墙盘》铭文书法作为西周中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它在西周金文书法中起承上启下之作用。它是西周中期金文成熟的标志。其书法风格与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圆浑苍古, 婉融厚朴
中锋是《史墙盘》所使用的主要笔法, 造就了《史墙盘》铭文的圆浑苍古, 婉融厚朴的艺术风貌。古人云“中锋取势, 侧锋取险”, 道出中锋与侧锋之妙用。中锋与侧锋相对而立, 又互倚互生, 相互转化, 中中寓侧, 侧中寓中, 直达浑茫, 乃为中锋与侧锋用笔之最高境界。《史墙盘》中锋与侧锋之用笔, 多有显现。且其侧锋幅度一般不大, 多在中锋运笔中侧锋, 且大多又归于中锋。
(二) 绵里裹铁, 朴茂劲厚
《史墙盘》铭文书法在笔法上以藏锋为主, 如绵里裹铁, 朴茂劲厚;但也恰如其分地使用露锋, 彰显出醇厚自然、神力完足之风神, 达到了藏而有神、露而沉着之佳境, 毫无臃肿乏神之态、流滑尖刻之病。且藏锋有浑圆藏锋、钝角藏锋、圆中寓方藏锋等, 变化多端。由于藏锋是《史墙盘》铭文书法的主要用笔, 其变化增强了线条表现的丰富性。
(三) 形圆意方, 形方意圆
“方者参之以圆, 圆者参之以方”是《史墙盘》铭文书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且其方笔有圆方、直方与斜方之别, 也多变化, 堪为后代书法方笔之祖。而圆笔为《史墙盘》铭文书法中的主要笔画之一, 圆而苍劲不露圭角, 圆而能留, 方而能婉, 圆中寓方, 方中寓圆。故圆融沉着, 如绵裹曲铁, 醇厚劲健。言为古籀笔画之源, 实不为过。
(四) 纵收得体, 形收神纵
形虽收, 但神却纵, 这是《史墙盘》铭文书法的主要特点之一。在“放”的笔画的处理上, 加入了理性的成分, 纵而能留, 收而不死。这种纵收得体的特征使得《史墙盘》铭文书法达到了聚散有度、疏可驰马、密不透风的视觉艺术效果。
(五) 笔画繁多, 极富变化
《史墙盘》铭文书法之基本笔画, 有点、横、竖、撇、捺与弧线之分。而弧线又有左弧与右弧、上弧与下弧、左S弧与反S弧线、左折弧与右折弧之分。可谓笔画已相当完备。但纵观其每一笔画, 皆不相同, 仪态万千, 且注重呼应, 气韵贯通, 一派天然。在笔画上常采用起笔、收笔、运笔的提按、长短、方圆、弧向、虚实的变化等以示区别, 极富变化, 彰显了周人金文书写审美意识的觉醒和技法表现的完备, 开拓了金文书法清健古厚、圆浑正大的新的审美范式。
由此看来, 考古界称《史墙盘》铭文书法类似于“馆阁体”之说是值得商榷的。金文书法的艺术高峰在西周。我们仅从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而无西周墨迹可观的条件下认为金文书法只是“写字”或“书法”, 而不是艺术则是十分荒唐的。从殷时墨迹“祀”字和西周陶簋圈足陶文, 我们可以推断, 西周金文书法在用毛笔体现时已有墨色的变化等艺术化手段的体现, 且艺术性十分高超。只是大量的金文墨迹作品湮没而我们无法看到罢了。
我们透过那闪着周人智慧光芒的青铜器铭文, 浮浅地揣摩着先祖生命的律动, 在我们所见但实为假象的背后, 那安息周人灵魂的飞地—金文书法依然展示着神秘的笑脸, 为我们今人打开了金文书法发展和提升的广袤空间。
【文章摘自：《书法》2015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