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珠迹美术馆
寻觅文明的足迹
在本套滚印研究丛书共两本：（一）文明的起源、（二）帝国的遗珍，将对国内迄今最具规模且最为重要的距今5500年至距今2330年的滚印收藏作详尽的展示和解读。除了珠迹美术馆的馆藏外，本套书还包括了少量国内资深滚印收藏家的精品。这些滚印的年代上自约公元前3000年的杰姆代特·纳斯尔时期，下到公元前330年的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晚期，涵盖了地中海东岸到中亚西部的各大重要文明的典型风格和题材，且其中不乏极具历史价值和艺术性的精品。
《（一）文明的起源》，共分八个章节，依次为：苏美尔早王朝及以前、阿卡德帝国、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王朝、加喜特王朝、古叙利亚、米坦尼王国和埃兰王国。在这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两河流域是西亚文明的中心，也是滚印艺术发展的核心地区。约公元前3500年，以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为首，发展出了最早的文明。此后经由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加喜特人代代传承，闪米特人、胡利安人、印欧人和埃兰人又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了遥远的地中海沿岸和中亚。我们将看到这种文明的传承体现在滚印的图像上，从苏美尔早王朝，到人类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再到古巴比伦，类似的题材和人物反复出现，比如宴饮的神祇或国王，比如和野兽搏斗的英雄。同时，制作者们也试图在母题上加上自己熟悉的文化的烙印，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古巴比伦时代的滚印上，诸神多为威武的站姿，而在此前的时代他们多数是坐着接受凡人的觐见。古巴比伦时代的滚印上往往出现大量的“填充元素”，即具有象征意义的装饰纹饰，如狗、苍蝇、鱼等；这反映了阿摩利人的审美和宗教观念——更多的元素可以使滚印纹饰的场景更为丰富，也能给予更多宗教或巫术的庇护力量。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将看到人类文明发展带来的工艺的进步和材料的革新。随着贸易网络的扩展，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时代可以看到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和来自波斯湾的贝壳等材料被运用到滚印制作上，尔后则是来自印度河谷的玉髓和玛瑙。半宝石材质（如：水晶、玛瑙、玉髓等）的大量运用是滚印工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受限于其遥远的产地和极高的硬度，在古巴比伦时代之前都只有极稀少的半宝石材质滚印实例，且以水晶和缟玛瑙为主。一份研究表明，使用解玉砂的砣具出现于古巴比伦晚期，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半宝石材质滚印的出现。加喜特王朝晚期开始，半宝石材质滚印的制作变得更为普遍，但是由于战乱导致的原料供应不稳定，它们的数量不多。毫无疑问，滚印的发展历史反映了古代科技的进步，乃至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传播。
《（二）帝国的遗珍》共分四个章节，依次为：中亚述帝国、新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和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自公元前1400年开始的约一千年中，两河流域先后涌现了三个强大的帝国，其中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更是史无前例地统治疆域横跨欧亚非三个大洲。这些帝国依靠着扩张和掠夺获得了庞大的财富和各地的优秀工匠，由此将帝国的皇家艺术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帝国内部活跃的贸易和人口流动使优秀的艺术风格集聚到了帝国的中心，尤其是皇家宫殿和作坊，如亚述纳什巴尔二世修建的尼姆鲁德皇宫既是以叙利亚-赫梯的城邦宫殿为样本建造，而新亚述帝国最为精美的“典范风格”滚印也是由巴比伦的“典范风格”发展而来。在这千年之中，滚印艺术更是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变革，其中第一次所谓“十四世纪变革”以中亚述帝国和加喜特王国为代表，提倡更为自然和充满生气的艺术风格：在滚印的画面中，英雄、神祇、野兽和背景中的山、水、树木融合成了一段波澜壮阔的神话篇章。这场变革为渐趋程式化和繁复的滚印题材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并专注于更具表现力的争斗题材。第二次变革发生于新亚述帝国的盛期，对精致和繁复的要求被提升到了写实性之前，正如同时期的宫殿浮雕一样，以“对称控制式”构图为主的争斗题材无论在人物的姿态还是细节描绘都达到了纪念碑式的精确和细腻，而这些争斗题材滚印又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宣传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时期，由于阿拉米文字和羊皮纸的流行，滚印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在波斯帝国官方的倡导下，亚述和巴比伦的滚印艺术仍然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希腊古风艺术的碰撞也为这门古老的艺术带来了全新的活力，既所谓“希腊化波斯风格”。半宝石材质（如：水晶、玛瑙、玉髓等）在加喜特王国时期已经成为高等级滚印的主流，而中亚述帝国之后更是得到了大范围的运用，许多大体量、工艺精湛的滚印既诞生于这一时期。毫无疑问，大帝国的兴盛为长达千年的滚印艺术的辉煌期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需求。
本套书的章节安排以两河流域的历史为主线。具体来说，第一章“苏美尔早王朝及以前”介绍的滚印从乌鲁克晚期滚印出现（约公元前3500年）直至公元前2371年，即苏美尔早王朝终结。由于乌鲁克晚期的滚印数量极为稀少，实际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滚印多来自杰米代特·纳斯尔时期（约公元前3100年～前2900年）；第二章“阿卡德帝国”介绍阿卡德帝国时期（公元前2334年～前2193年）的滚印；第三章“乌尔第三王朝”将涵盖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年～前2004年）和后续的伊辛和拉尔萨王朝时期（公元前1953年～前1763年），因为两者在一类重要的滚印——觐见题材滚印上具有明显的延续性；第四章“古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894年～前1595年）和第五章“加喜特王朝”（公元前1595年～前1155年）则将各自介绍对应时期的滚印。另外三个章节则着重介绍两河流域周边文明的滚印，包括：第六章“古叙利亚”介绍来自叙利亚地区的滚印（约公元前1800年～前1600年）；第七章“米坦尼王国”介绍位于叙利亚、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两河流域北部的米坦尼王国的滚印（约公元前1500年～前1300年）；第八章“埃兰王国”则主要介绍伊朗西南部为核心的埃兰王国的滚印，为古埃兰至新埃兰时期（约公元前2700年～前539年）。这些文明的滚印和两河流域存在很多相似性但是又体现了其文化特色，可谓百花齐放、风景独好。第九章中亚述帝国”介绍中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1363年～前1000年）的滚印；第十章“新亚述帝国”则介绍新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911年～前609年）的滚印。第十一章“新巴比伦王国”介绍晚期巴比伦（公元前1000年～前539年）的滚印，由于新亚述帝国时期巴比伦地区的滚印风格和亚述地区存在一些区别，故本套书将两个地区的滚印分列于不同章节讨论。第十二章“阿契美尼德帝国”则介绍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年～前330年）的滚印。
本套书详尽展示了每一件滚印的年份、材质、尺寸、图案描述等基础信息，同时详细列举了每件滚印的收藏亮点，以便读者们了解其收藏价值及重要性。虽然在拍卖场上这些滚印最终都用价格来衡量，但是对大部分滚印来说这往往也只能反映其艺术性或材质上的过人之处，而本套书则试图从历史、宗教、艺术、工艺等多个角度评判一件滚印，即便难免有主观的成分，但作为收藏参考来说至少尽力保证其全面性。
对于刻有楔形文字的滚印，本套书将尽可能给出准确的拉丁文转写、英语和中文翻译。楔形文字的翻译是一个耗费时间且需要高度专业技能的工作，我们征询了多位国内外知名教授的校对意见，以确保提供最为准确的翻译。楔形文字的延伸解读也获得了国内外亚述学专家的大量指导，并在收藏亮点中进行了诠释。因为大部分滚印不带铭文，而铭文中的信息对于研究当时的宗教和历史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所以这些详尽的诠释信息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必要的，值得在收藏亮点中一一列举。
关于滚印的真伪和断代历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那些权威机构证书仍然难以保证不可置疑的真实性。一件滚印的真伪和年代需要结合工艺、材质、图像、尺寸、形制、来源等多个角度来进行判断，这个过程很难反映在一套书中。出于对读者负责的考虑，本套书为每件滚印提供了两件作为参考的博物馆馆藏或考古出土品，选取世界知名博物馆馆藏各时期各地域的滚印中的最精品，就他们的尺寸、材质、颜色、元素、文字、入馆年份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比对，以佐证我们的判断。
鉴于本套书的读者可能对两河流域乃至整个西亚的古代历史并不完全了解，本套书在每章的开头会对相应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和社会情况作一梳理。特别是王朝的兴衰更替，政治、经济和艺术上的显著进步，以及重要的建筑和艺术品等等，都会作一简介。每章的开头也会提供一份概括了最关键信息的表格和王朝（文明）所在地图。提供这些内容的目的并非为了教授西亚的历史，而是让读者对于滚印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一个基本的把握。读者对历史背景、同期艺术形态、建筑风格等了然于胸，有助于鉴定、断代、审美等技能的显著提升，并充分认识滚印对见证人类文明起源、发展、传播的重要意义，以及比选出同期文物遗珍中最值得和适宜收藏的品类。
在滚印描述和收藏亮点里经常会提到两河流域的神祇，尤其是古巴比伦王朝及之后的滚印上会出现大量神祇形象和象征神祇的“填充纹饰”。初涉两河流域历史和宗教的读者在大量的神祇名字前可能会有些无所适从，因此本套书的附录中提供了《滚印上神祇的图像特征表》，列举了滚印中所提到的重要神祇，包括他们的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名称、性别、职责、相互关系、供奉神庙、徽记象征物、装备、相关滚印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这些内容很容易地搜索到更为详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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