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温州方韶毅去年已经调到温州大学工作了。这是我昨天收到他寄来的《东嘉故书谭》后读书的“后记”才知道的。韶毅和我是老朋友，天涯社区“闲闲书话”时代就书来书往了；他了解我的“毛病”，寄书时会额外多寄一册毛边本，真要谢谢他。
东嘉是温州旧称。这本《东嘉故书谭》由文汇出版社印行，2022年7月第一版。小三十二开，纸面精装，有护封，内文重磅铜板纸彩印，书影累累，版式疏朗，尤其正文字号较现在通行的都大，正合人老眼花者的心思。除感觉护封用纸略薄之外，此书的写作、编辑、设计、制作，每每别具巧思，让人连连赞叹，更何况且还有限量礼盒装，还有手写藏书票，还有毛边本：好一派“书话风范”。
某年春节，想找一个从没去过的城市，来一番“灵魂的冒险”，又担心人生地不熟，须得找个有朋友的城市，不然万一真有风险，“灵魂”难免出窍，“冒险”立刻变成傻帽。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方韶毅。他在温州，他又那么懂温州，他又爱书，我们又没有去过温州，不去麻烦他，也忒对不起温州了。我们匆匆赶去温州，冲击了一下他如常的过年秩序，烦他们陪我们逛了几天温州城乡，真是不可多得的游历。如今得知温州大学得了方韶毅，我难免也为这所我完全不熟悉的学校感到幸运。韶毅为温州一地文献搜访、掌故整理、杂志编辑、形象传播埋头耕耘几十载，著述虽只数种，编撰早已等身，他太值得一所大学的学术礼遇了。
陈子善先生在此书《序》中谈到近年史学界“地方性知识”理论的引进和“地方路径”的探索，韶毅也在《前言》中讨论了“地方的兴起”与“地方的消失”，我对此不仅深表赞同，而且深受触动。二十年多来我持续搜集“故城贺家”一门四代先贤文献，其间也接触过“地方的近代史”等史学界热点，一直想象着要写一本“运河边的书香世家”之类的专著，可惜“梦里行了千万里，醒来还在床上”。在“勤于动手”方面，我不如方韶毅。不过，若要给自己的拖延找个最新的理由，那就是《东嘉故书谭》出版得太迟了。读了书中“地方的消失”等观点，我对构思中的“故城贺家”那本书有了崭新的想法，原有结构须做颠覆性调整。我完全不用管什么史学界的新思潮，写“故城贺家”只要注意以下几点就够了：其一，吸收“地方史”视角的长处，由小地方看大时代，致力于召回岁月的细节与人间的烟火；其二，也不能局限于“立足故乡，放眼世界”，也得有一点“立足世界，放眼故乡”的功夫；其三，“地方的兴起”往往伴随“地方的消失”，“流动的结构”常常造成“失血的结局“；其四，”故乡“已故，唤醒故乡的办法，不是试图还原它的真实，而是赋予它新的故事；真实从来难以还原，而故乡却可以活在一代代的故事中。
看看，如果我的新书不能体现我这些新的想法，那它出版再早又有何价值？可是，如果今晚不读方韶毅的《东嘉故书谭》，我又怎么会有这些想法？说来说去，还是方韶毅编温州《瓯风》虽然很靠谱，写温州旧书就写得太少、出书又太迟了。
埋怨完方韶毅其人其书，我还得再为自己”故城贺家“研究迟迟出不来成果另找一条理由，这理由也是现成的，也出自《东嘉故书谭》。温州那是何等人文荟萃之地？韶毅竟然说他并不认为“温州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有多少引领风尚、敢为人先之举”，这真是大城市里的人故意说小城镇的话。他序里介绍说，一九九八年版《温州市志·著述》卷收温州人著作一千八百余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温州地方文献联合书目》收录一九一一年至二〇〇四年温州文献三千八百九十一种。除传世的《温州经籍志》外，还有多种温州书目及数据库可以参考，这都给当地有识之士最终完成温州文献增补续修、开发利用的大业开辟了道路。方韶毅生活在这样一座城市里，真是有福了。而我，和我的故乡相隔千里，故城县又非名人辈出、人文荟萃、著述丰美、文献厚积之地，我的“故城贺家”迄今未能化为“故书谭”之类，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
吐槽到此，得去读《东嘉故书谭》了，里面有些篇目我很感兴趣，比如最后一篇《英国之新闻事业》。原来，温州人马星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处长。他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一九四八年出任中央日报社社长，一九六四年开始主持“中央通讯社”长达二十一年之久。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文风书局给他印行过一本《英国之新闻事业》，介绍英国新闻业的背景、经营、编辑与通讯社诸方面。方韶毅说，此书“应该是较早介绍英国新闻业的中文专著。这篇文章开头他引用马星野七十多年前的话说：”中国向民治大道迈进，报纸为民治的基石，所以新闻事业之建设，应该是目前最急迫工作之一，试想，如果四万万五千万人没有报纸看，没有报纸来发挥民意，民治还有什么可能。“时移势易，时过境迁，当初说此话者一痴，如今引此话者又一痴，大类”白发宫女”闲聊天。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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