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米小强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甘肃兰州，730030；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30）
原刊《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68—179页
摘要：关于贵霜帝国的建立者究竟为大夏还是大月氏，学界争论已久。因各有所秉，而又缺乏更坚实的证据，长期不能解决，近期相继公布的悬泉汉简资料，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悬泉汉简明确显示，西汉元帝时期，翖侯政权属于大月氏国。《汉书·西域传》大月氏记所涉大夏内容，其实是撰者记述大夏被大月氏臣畜缘由之文，并非专记大夏，且五翖侯文传自汉宣、元帝以后，悬泉汉简明示，其时翖侯政权确属大月氏，又汉宣、元帝时期，大夏早已被大月氏所并，五翖侯属大夏之论，失之无据。《汉书·西域传》既言大月氏“有五翖侯”，又云“凡五翖侯，皆属大月氏”，反映出翖侯属大月氏国。桑原骘藏以荀悦《汉纪》之文来证明五翖侯属大夏，但《汉纪》抄撰自《汉书》，其文并不足以否定五翖侯属于大月氏的事实，“共禀汉使”的是大月氏及所属五翖侯，而禀汉使局面的出现应迟至汉宣帝甘露年以后，时大夏已不复存在，亦说明五翖侯不属大夏。《后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五翖侯系大月氏所分，且对《汉书》所载五翖侯的归属并无异议，可知该传所记五翖侯属大月氏，东汉时期及以后，呼贵霜故号曰月氏，凡记述与汉地政权来往的月氏国，皆指贵霜国。月氏亦可称月支，东汉末及以后朝代，贵霜人入华，以国月支为氏，为支姓，亲至贵霜国的西行求法僧，皆称贵霜国为月氏。
关键词：大月氏；大夏；五翖侯；贵霜帝国
一、问题的提出
贵霜帝国由贵霜翖侯发展而来。关于贵霜翖侯的渊源，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源于大夏或大月氏。
关于贵霜王朝建立者的问题，学者们研究可凭依的汉文史料，最为重要的当属两汉书《西域传》之大月氏记。学界之所以会对贵霜王朝建立者问题产生分歧，皆因学者们认为二书对五翖侯归属的记载不一所致。正如余太山先生所言：凡坚持贵霜王朝系大月氏所建的学者，都强调《后汉书·西域传》大月氏记，而主张贵霜王朝系大夏人所建的学者，多强调《汉书·西域传》大月氏记。[①]
以《汉书》卷96上《西域传》大月氏记为依据，认为贵霜翖侯由大夏人所建，最早是由寇诺（Sten Konow）进行论证，认为翖侯在碑铭文献中写作Yavuga，与早期于阗塞语文献中的Zauva相对应。[②]此后，桑原骘藏又从历史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③]，其后羽田亨[④]、伯希和（P. Pelliot）[⑤]等皆信从其说。近期，余太山进一步推进了这项研究，对前人没有论及的所谓两汉书《西域传》大月氏记之矛盾进行了详细解读，对持相反观点学者们提出的诸多论据也进行了驳议，代表作有论文《大夏和大月氏综考》[⑥]、《塞种史研究》[⑦]、《贵霜的族名、族源和族属》[⑧]、《贵霜史研究》[⑨]等。余先生的研究使贵霜大夏建立说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同，如徐世明《迦腻色伽王与大月氏王系》[⑩]、王欣《吐火罗史研究》[11]等即主此观点。
首先系统论证贵霜翖侯源于大月氏者当首推德国学者夏德（F. Hirth），他在研究突厥卢尼文碑铭《暾欲谷碑》时，将其中的突厥语Yabɣu/Yabɣu（叶护）与贵霜帝国之Yavuga（翖侯）相比定。[12]继之，德国学者Eugen Hultsch在评论斯坦因著《克什米尔王记》的书评中指出贵霜帝国的建立者丘就却在碑铭、钱币文献中写作Kujula Kadphises，[13]其中的Kujula来自突厥语Gujlu，意为“强壮”。[14]美国学者孟赫奋（Otto Maenchen-Helfen）所撰《月氏问题再谈》一文，认为两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大月氏翖侯内容并无不同，并对班固书所记大月氏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15]内田吟风撰《吐火罗国史考》，对贵霜源于大月氏说提出了八项佐证。[16]但未及深入考证，只是点到为止，故而说服力并不是很强。印度学者纳拉因（A.K. Narain）对《后汉书·西域传》大月氏记进行了解读，认为不应怀疑范晔书的记载。[17]小谷仲男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肯定贵霜翕侯属于游牧人，同于大月氏而异于定居的大夏，故而认为“翕侯如果是游牧民固有统治制度用语的话，贵霜翕侯就不是定居者大夏人了。贵霜人也就是大月氏人，至少其中一部分人是。”[18]
贵霜五翖侯如果属于大月氏系，则贵霜帝国就是大月氏王朝；若五翖侯是大夏系，那么贵霜帝国就属于大夏系王朝，无疑关乎敦煌学、中亚史、印度史研究的诸多问题，故而学界关切者众。学界争论既久，但始终未能定谳，关键在于均拿不出特别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有幸的是，近期相继公布的敦煌悬泉汉简资料中却有不少相关内容，为这一历史悬案的解决投下了一丝亮光。本文拟从汉简资料入手，结合《史记》《汉书》《后汉书》对大月氏的记载，对贵霜大夏建立说提出质疑，并对贵霜大月氏建立说进行论证。抛砖引玉，冀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二、悬泉汉简所见之大月氏翖侯
《汉书·西域传》载有五翖侯，分别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和高附翖侯。[19]《后汉书·西域传》亦载有五翖侯，除了以都密取代《汉书》之高附翖侯外，余四部皆同，又载月氏西徙大夏后百余岁，“贵霜翖侯丘就却攻灭四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20]学界关于五翖侯归属的争议，皆源于对此二载的不同理解。
为方便讨论，先将中华书局版《汉书·西域传》之大月氏记文移录如下：
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出一封橐驼。
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疆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翖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翖侯，治护澡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顿翖侯，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翖侯，皆属大月氏。[21]
言贵霜王朝由大夏建立的学者，依据主要是上引文中的第三段。如桑原骘藏认为此段“皆系叙述当时属于大月氏之大夏状况，是以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高附之五翕侯，自亦为大夏之事也。”[22]余太山也认为，该段全系描写大夏，“有五翖侯”应读作“大夏有五翖侯”。[23]
“五翖侯”之称出自大夏还是大月氏，关乎本文主旨。对桑原骘藏和余太山先生的解释，笔者完全不敢苟同。《汉书·西域传》记述西域诸国，有王城、道里、户口、民俗、物类、钱货、邻国等多项内容，如果第三段记述的是大夏，则不类《汉书·西域传》甚矣。《汉书》对于大夏的记叙，援引自《史记·大宛列传》，第三段段首至“皆臣畜之”既是如此。然《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夏内容甚多，有风俗、王城、民数、民情、经济、领国等，如要记述大夏，何不转引这些以使文格统一，却独引用被月氏臣畜缘由之文呢？
仔细阅读“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发现并非完全记叙大夏，前文说大夏国力很弱，后文言其被大月氏臣畜之事实，由该句中的“本无大君长”“故月氏徙来”即可证明。[24]究其本来，应系记叙大月氏历史，并非记叙大夏。结合第二段内容，可知从第二段开始，到第三段“皆臣畜之”，都是对大月氏历史的追述。因大同于《史记·大宛列传》，故可定其为史源。
第一段和第三段自“共禀汉使者”以下内容，不载于《史记·大宛列传》，揆诸所言内容，亦非记述历史，而应系班固新补之内容。《汉书·西域传》在记述西域各政权之前有言：“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详实矣。”[25]继之，便从若羌开始，逐一记述西域诸国。由此可知，西汉政府对西域诸国详细情况的了解，应始自汉宣、元帝时期。而班固新撰大月氏国内容十分详尽，有户、口、胜兵、领国、物类、钱货、道里、翖侯等，故所言应为宣、元后之事。
再者，《汉书》对大夏国的所有记述，皆引自《史记·大宛列传》，可知班固撰《汉书》时，仅能从《史记·大宛列传》获知大夏概况。《史记·大宛列传》载大月氏西臣大夏后，“都妫水北，为王庭”[26]，又载大夏国位于妫水南，都蓝市城。[27]《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都监氏城。[28]其中的“监”为“蓝”之讹，蓝市城、监氏城为同一地，位处巴达克山一带，沙畹已有考证，[29]学界一般都认可之，[30]不赘。由大月氏定都原大夏王城，及《汉书》所记述大夏，概同于《史记》，可知至迟在宣、元时期，大夏已被大月氏所灭，而五翖侯文又传自汉宣、元帝时期，故所谓《汉书·西域传》所载五翖侯属于大夏之论，更无据矣。
其实，抛开两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要证明五翖侯本为大月氏人对部落酋长的称谓，甘肃敦煌悬泉出土的汉简堪充最直接证据。
20世纪90年代发掘的悬泉置遗址，共出土简牍三万五千余枚，有字者两万余，其中纪年简有两千余枚，时间界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31]有字简中，涉及大月氏的共17枚，是汉廷迎、送大月氏使汉人员的实录，时间为西汉宣帝至西汉末年，以宣、元时期的居多。[32]这17枚简牍中有两枚涉及到大月氏双靡、休密翖侯，简文如下：
使大月氏副右将军史柏圣忠，将大月氏双靡翖侯使者万若、山副使苏赣皆奉献言事，诣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永光元年四月壬寅朔壬寅，敦煌大守千秋、长史章、仓长光兼行丞事，谓敦煌以次为驾，当传舍，如律令。四月丙午过东。（V 92DXT1210③:132）[33]
□□□遣守候李□送自来大月氏休密翖侯。□□□国贵人□□国贵人□□□□□□弥勒弥□……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辛丑，敦煌大守疆、长史□□□□□□乌孙国客皆奉献诣。（II 90DXT0216②:702）[34]
图1：V 92DXT1210③:132
以上简牍有明确的纪年，分别是永光元年（前43）和建昭二年（前37），永光、建昭二年号皆属汉元帝。简牍中明确出现“大月氏双靡翖侯”和“大月氏休密翖侯”。贵霜五翖侯中悬泉汉简见其二，即双靡翖侯和休密翖侯，足见五翖侯乃大月氏称号无疑。
翖侯者，乃Yavuga之音译，为国际学术界一致公认。寇诺最早将其与早期于阗塞语文献中所见的Zauva相比对，[35]但应者寥寥。Yavuga与Zauva的确相差太远，故而当夏德（F. Hirth）提出Yavuga当来自突厥语的Yabɣu/Yabɣu（叶护）后，沙畹进一步坐实之，[36]兹后学界从之。虑及Eugen Hultsch所谓贵霜王朝建立者Kujula Kadphises（丘就却）名号中的Kujula也来自突厥语Gujlu“强壮”，同时考虑到《后汉书·西域传》“后百余岁，贵霜翖侯丘就却灭四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的记载，庶几可定贵霜王朝建立者应来自操突厥语的群体。
那么，大月氏应使用何种语言呢？学界多有争论。《汉书·西域传》所记“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后因为受到匈奴所迫不得不于公元前172至公元前161年西迁。[37]在西迁之前，月氏居于河西走廊东部，与沙井文化分布区大体对应，乌孙居河西走廊西部，与骟马文化相对应。[38]学界近期有一种新观点认为，《史记》所言月氏原居“居敦煌、祁连间”指的不是河西走廊而是东天山。[39]惜未提供可资取信的有力证据，而且与《史记·匈奴列传》所谓匈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的记载相去甚远，上郡位处今陕北地区，如果月氏居于东天山，言二者地域相接，恐无论如何也是不足信的。
早在春秋战国乃至此前，河西走廊即属于原始突厥语分布区。[40]大月氏自河西迁出，其部落酋长以突厥语翖侯为号，完全可以理解。《新唐书》载突厥“子弟曰特勒，大臣曰叶护，曰屈律啜……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旧唐书》卷195《回纥传》又载：天宝十六年（748），唐朝册封回鹘太子叶护为忠义王，盛赞“回纥叶护，特禀英姿，挺生奇略，言必忠信，行表温良，才为万人之敌，位列诸蕃之长。”“叶护”作为突厥、回鹘高级官员的名称，与贵霜之“翖侯”正好可以对应。
不惟大月氏有翕侯，匈奴同样有之，《汉书》卷70《陈汤传》记载，在陈汤与甘延寿灭掉郅支单于后，刘向上疏请汉元帝嘉奖他们，言道：“[甘延寿、陈汤]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其中的歙侯，即匈奴翕侯之异写。有人言其为康居翕侯，误。颜师古注：“歙即翕字也。歙侯，乌孙官名。”[41]乌孙翕侯在《汉书·西域传》中更是多有记录，“其地位、权势亦极重……就是原来本部族的首领”。[42]看来，翕侯为突厥官号，当无大误。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康居也有翕侯之官号，《汉书》卷94《匈奴传》记载：“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想迎匈奴郅支单于到康居东以制约乌孙。这里的翕侯当如何解释？无奈史书仅此一见，无从考证。
如果将翖侯解释为大夏官号，那就无法解释大夏何以不用自己同行的语言，而偏要借用在当地原本并不流行的外来语作为官号。古代大夏地区通行语言有多种，上古时期主要流行“雅利安语”（即一种古代伊朗语方言）和希腊语，如1993年在阿富汗北部萨曼甘省发现的巴克特里亚文碑铭《罗巴塔克（Rabatak）碑》第1~3行记载：“伟大的救世主，贵霜的迦腻色伽，正义的，公正的，君主，值得崇拜的神。他已从娜娜及诸神那里获得了王权，如神所愿，他开创了纪元。而且他停止使用希腊语，然后发布了雅利安语的诏敕”。[43]其中雅利安语，有言特指大夏语，亦有言或指大夏语、伊朗语之一种。无论如何，都说明在贵霜帝国时期，大夏地区流行的语言最少有两种，即希腊语与大夏语（或伊朗语）。中古时代，大夏主要通行三种语言，即大夏语、印度语和伊朗语，这可以大夏地区发现的用以上三语拼写的出土钱币上找到证据。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枚大夏货币，铭文即为大夏文、梵文和婆罗钵文三种文字合体，乃漕矩叱王世天发行的钱币，时代有可能在公元624年左右。[44]钱币一般都会采用当地流行的语言，对于确定大夏地区之语言具有标志性意义。从《罗巴塔克碑》和三体钱币可以看出，在大夏地区，突厥语是不流行的，最起码没有大夏语、印度语和伊朗语那样流行。
前引《克什米尔王记》以编年史的方式，叙述了古老的克什米尔王国的历史，其中第168~170段有如下文字：
在这块土地上有三王，分别为Huṣka、Juṣka和迦腻色伽（Kaniṣka），他们建筑了以其名字命名的三座城市。聪慧的Juṣka王建立的Juska城还有寺院。这些王都非常慈悲，尽管其祖先来自突厥种。[45]
尽管该文献形成于12世纪，但非常宝贵，堪称世界上惟一保存的编年史形式的长篇梵文叙事诗，对于研究南亚，尤其是克什米尔地区的政治变迁史弥足珍贵。其中言贵霜王朝的第三代国王迦腻色伽来自突厥种，有意思的是，这一记载恰好又与后世统治犍陀罗地区的突厥王自称为迦腻色伽后代的情况相一致，[46]颇值得关注。
由上以观，但就“翖侯”这一称号而论，将定性为大月氏要比言其来自大夏要合理得多，而且证据也比大夏说充分得多。
三、“凡五翖侯，皆属大月氏”新解
悬泉置大月氏翖侯简文虽内容明确，但仅凭此简尚不能完全推翻前贤依据《汉书·西域传》而做出的翖侯原属大夏，大月氏吞并大夏后，翖侯始归大月氏国的假设。因为根据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版《汉书·西域传》大月氏记之断句和分段，且如果仅将目光集中于这三段，得出翖侯归属于大夏的结论，似乎并无不妥。所以要证明翖侯属于大月氏，在悬泉汉简之外还需论证《汉书·西域传》所载五翖侯之大月氏属性。
桑原骘藏认为，如五翕侯属大月氏，则第三段末“凡五翕侯，皆属大月氏”，“殆成赘疣矣。”[47]余太山则以《汉书·西域传》中康居有五小王，但文末“凡五王，属康居”，与五翖侯属大月氏类同，来说明桑原骘藏之说未安。对于“凡五翖侯，皆属大月氏”，余先生认为“恰恰是为了强调这五翖侯均非大月氏人”。[48]
余太山以康居王条文例来证明大月氏条文末之文并不成赘疣，可以信从，但强调五翖侯均非大月氏人，则大有可商榷的余地。
大月氏翖侯虽为部落酋长，但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汉书·西域传》所云“共禀汉使者。有五翖侯”即此谓也。康居小王与大月氏翖侯类似，《汉书·西域传》记“康居有小王五”，是证。
《汉书·西域传》对大月氏翖侯、康居小王的记述颇异于其他役属政权，亦能反映出大月氏翖侯、康居小王的部落酋长性质。
其一，大月氏翖侯、康居小王皆非“国”，区别于难兜、条支等役属国。在《汉书·西域传》中，大月氏、康居国“不属都护”，另外的“不属都护”者尚有罽宾、乌戈山离和安息。五国中，大月氏统翖侯，康居统小王，而罽宾和安息尚有役属之国，即罽宾役属难兜、安息役属条支。
难兜，首见于《汉书·西域传》，被明确称为“国”，凡去汉地及领国道里、户、口、胜兵、风俗、物产等都有记载。条支，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为“条枝”，文曰：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由文中的“以为外国”“国善眩”，及《汉书·西域传》云其“国临西海”等，可知条支亦为国。而大月氏翖侯、康居小王皆非国。
《汉书·西域传》中，凡称国者，包括难兜、条支等役属国，都单独立传。而大月氏翖侯、康居小王并非单独成传，而是附述于各自宗主国传记文末。
其二，《汉书·西域传》对大月氏五翖侯、康居五小王去汉地道里的记载，明显异于其他西域国政权。《汉书·西域传》记西域国去汉地道里，一般有去长安、阳关及至都护治所者。去长安者，都是从西域各国王治开始。至都护者，大多带有方位记述。去阳关者，大多从王治开始。如鄯善国，“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49]而大月氏五翖侯、康居五小王，记载的皆是翖侯或小王治地去都护、阳关的道里。因大月氏五翖侯文已引于前，不赘，现引康居五小王文如下：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苏䪥王，治苏䪥城，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护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护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阳关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护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去都护六千九百六里，去阳关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属康居。[50]
翖侯、小王无至长安道里，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统领的是部落，和其他西域国（包括役属国）相比，地位较低。翖侯、小王的治地，也非国主治地，是故其他西域国可有至长安的道里，但翖侯、小王不能相埓。
大月氏五翖侯、康居五小王在军事、外交等方面具有一定独立性，五翖侯、五小王的道里记述有去都护、阳关者，对于西汉政府来说，更多的意义可能在于军事防范。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51]阳关，西汉时属敦煌郡，《汉书·地理志》曰：“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其他西域诸国道里，凡记述为某某方位至都护治所者，意义皆在于军事方面。
综上可知，《汉书·西域传》对于大月氏五翖侯看似矛盾的记载，其实是撰者对大月氏和五翖侯之间关系的如实记述，“皆属大月氏”一语就是对翖侯属于大月氏国现状的记述和说明。康居小王与大月氏翖侯类似，《汉书·西域传》康居传记所谓“康居有小王五”，说明康居小王是隶属于康居国的地方政权，而“凡五王，属康居”，是对康居小王役属性质的记述和说明。
对五翖侯属于大夏之论证，桑原骘藏是以荀悦《汉纪》之文作为依据的。[52]现引《汉纪》文如下：
大月氏本匈奴同俗，居燉煌、祈连山间。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西过大宛，击大夏而臣之，国都妫水。其土地与安息同俗。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号小月氏焉。大夏本无大君长，往往置小君长，有五翕侯：一曰（未）[休]密翕侯，二曰双靡翕侯，三曰贵[霜]翕侯，四曰[肸顿]翕侯，五曰高附翕侯。[53]
显然，《汉纪》是荀悦抄撰《汉书》而成。《后汉书·荀悦传》载，汉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54]《汉纪》序曰：
[建安]三年，诏给事中秘书监荀悦抄撰《汉书》，通略举其要，假以不直，尚书给纸笔，虎贲给书吏。悦于是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通比其事，[列]系年月。其祖宗功勋、先帝事业、国家纲纪、天地灾异、功臣名贤、奇策善言、殊德异行、法式之典，凡在《汉书》者，本末体殊，大略粗举；其经传所遗阙者差少而求志，势有所不能尽繁重之语，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删略其文。[55]
由是以观，荀悦《汉纪》抄撰自《汉书》，将百卷之书删略而成三十卷，且将表、志总为帝纪。荀悦在抄撰过程中并不会就《汉书》所记内容审求根实，如关于大月氏、康居等西域国内容，荀悦皆放置于“孝武皇帝纪三”中，读者如果不与《汉书》对照，会以为这些记载皆由汉武帝时张骞所传，实则非也。如前文所论，《汉书·西域传》凡非记述历史之文多传自汉宣、元帝时期。荀悦书中所记五翕侯之文，又转抄自《汉书》而稍有变通，只是未作深究，误将五翕侯归于大夏。质言之，以《汉纪》文来否定《汉书·西域传》中的五翖侯归属，不足为凭。
四、大夏、大月氏“共禀汉使”考辨
中华书局版《汉书·西域传》之大月氏内容第三段首句：“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观其文意，共禀汉使的应该是大月氏和大夏。共禀，师古曰：同受节度也。[56]果若此，那么，这条记载言大月氏和大夏同受汉朝使者的节度，恐无可能。
大月氏、大夏去汉绝远，张骞西使月氏，欲联通月氏共击匈奴的战略虽然失败，但汉武帝仍然将西通月氏作为制衡匈奴的重要策略。《汉书·匈奴传》述及汉使杨信使匈奴事时，列举汉所取得的对匈奴的战略优势，将“西通月氏、大夏”与“西置酒泉郡”、“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及“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等并言，可见西通月氏对西汉政府的重要性。汉通月氏的目的，匈奴早在捕获张骞后即应已有所觉，《史记·大宛列传》载匈奴问张骞：“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汉与月氏联手之策虽然落败，但匈奴并未因此掉以轻心，而是利用其在西域的势力，尽力阻碍汉通西域。而西域远国对汉及汉使的态度，与汉和匈奴势力在西域的消长密切相关。
张骞因开通西域而获尊崇，仿效者纷纷求使，汉武帝“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因妄言无行之徒混入汉使集团，其“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因此，西域国多厌汉使，“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57]楼兰等国不仅攻劫汉使，还经常充任匈奴耳目，阻挠汉使西行，致使汉使西使之路异常凶险，常有因乏食而死亡过半的情况发生。
太初四年（前101）李广利伐大宛，彼时汉对匈奴战争已取得重大胜利，《汉书·西域传》载：“击破匈奴右地……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但匈奴仍然设法阻碍汉通大月氏，据《汉书·李广利传》记载，太初四年李广利伐宛胜利归来后，汉武帝下诏，封李广利为海西侯，诏言有云：“匈奴为害久矣，今虽徙幕北，与旁国谋共要绝大月氏使，遮杀中郎将江、故雁门守攘。危须以西及大宛皆合约杀期门车令、中郎将朝及身毒国使，隔东西道。”
大夏、大月氏等国处于大宛以西。宛西大国在太初四年李广利伐宛之前，“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太初四年李广利伐宛，斩大宛王，获汗血宝马，之后“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58]于是，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大月氏有可能在此时遣使入贡。
太初四年，汉已“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59]匈奴鞮侯单于新立，恐汉袭之，于天汉元年（前100）三月，“归汉使者，使使来献。”[60]斯时匈奴势力仍炽，对西域影响犹存，如汉昭帝时，匈奴使四千骑田于臣属于汉的车师，宣帝即位后，将兵击之，复通车师。后车师乌贵王立，亲匈奴，与匈奴结婚姻，共同阻止汉使通乌孙。
汉通西域有南北二道。宣帝时，郑吉破车师，汉使郑吉“护鄯善以西南道。”宣帝神爵时，匈奴日逐王降，郑吉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号都护。匈奴势力渐弱，无法染指西域。但乌孙以西至安息，对西汉政府及汉使的服从和尊重应始自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汉书·西域传》云：“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
《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远国服从于汉的时间，从悬泉汉简中的大月氏简中亦能获得印证。悬泉置出土的有明确纪年的汉简中，为当时所作的纪年简（非记述往事之简），最早可至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61]，而悬泉置的初设时间，肯定是要早于这一时间的。悬泉汉简中的大月氏简，都是汉宣帝以后的产物，以宣元时期居多，说明自悬泉置开设以来，至汉宣帝之前的时间里，汉与大月氏交往并不甚密。而汉宣、元帝时期，汉与大月氏的交往进入频繁期。这个时间正好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西域服从于汉的时间相吻合。
而大夏国至少在汉宣帝之前就已大月氏所灭，如此则大夏和大月氏共受汉使节度，绝无可能。
禀汉使者，受汉使节度，据悬泉置遗址出土大月氏简、《汉书·西域传》等资料，共禀汉使的应该是大月氏及其属下的五翖侯。
据大月氏简，与汉通使的除了大月氏外，还有大月氏休密、双靡翖侯，且简文中有归义大月氏贵人、自来大月氏休密翖侯等记述。归义，一般用于称呼归降汉族政权的少数民族政权，如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三月，宣帝诏书有言：“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遬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62]自来，也有归降之意。《汉书·陈汤传》载刘向上皇帝书，有言曰：“郑吉迎自来之日逐”。匈奴日逐王先贤掸，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秋，率万余众降汉，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之。《汉书·西域传》亦载：“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所以大月氏简中的归义、自来等，说明时有大月氏政权归顺于汉。前文已论明，乌孙以西至安息的西域国，在汉宣帝甘露年以后始服从于汉，而悬泉汉简中的大月氏简，都传自汉宣帝以后，说明至汉宣帝以后，西汉政府对大月氏等西域远国可羁縻而使。是故大月氏及所属五翖侯有共禀汉使之举。
能说明该问题的悬泉简牍材料引用如下：
□□□遣守候李□送自来大月氏休密翖侯。□□□国贵人□□国贵人□□□□□□弥勒弥□……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辛丑，敦煌大守疆、长史□□□□□□乌孙国客皆奉献诣。（II 90DXT0216②:702）[63]
归义大月氏贵人一人、贵人□一人、男一人，自來龟兹王使者二人，□□三人凡八人。（I 91DXT0309③:98）[64]
出粟一斗八升。（六石八斗四升，五石九斗四升）以食守属周生广送自来大月氏使者，积六食，食三升。（II 90DXT0214②:126）[65]
府移玉门书曰：降归义大月氏闻湏勒等□（I 91DXT0405④:22）[66]
大月氏与所属五翖侯共禀汉使的事实，也可从《汉书·西域传》所记康居国事获得旁证。
汉成帝时，西汉政府对西域远国的羁縻政策已成功实施数十年，但康居国骄嫚，对汉及汉使不敬。《汉书·西域传》载：
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都护郭舜数上言：“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遣，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结配乌孙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义不可距。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67]
康居与大月氏相邻，引文言康居“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还“不肯拜使者”，加之上文我们对悬泉汉简大月氏简文的分析，可知大月氏应不在“骄嫚”之列，不存在“不肯拜使者”的问题。同时，由“拜使者”可知，时西汉对西域远国的羁縻政策，主要由汉使来具体实施，故有大月氏及五翖侯共禀汉使之实。
综上所论，共禀汉使的是大月氏及所属五翖侯，果若是，则中华书局版《汉书·西域传》大月氏传记第三段应重新断句和分段：
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
共禀汉使者，有五翖侯……
五、《后汉书·西域传》对五翖侯属大月氏的记载
《后汉书·西域传》云：“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68]虽然学界对《后汉书·西域传》的材料来源有争议[69]，但大部分内容引自班勇《西域诸国记》[70]当是事实。
班勇，班超少子，系班超所娶疏勒夫人所出，生于疏勒，长于龟兹。[71]永元十四年（102）班勇始随父班超回中土。[72]生长在西域，班勇对西域情形自然非常熟悉，加之其父班超长年经略西域，对“胡夷情数”颇识之[73]，长年伴随左右的班勇自然有所受教，故班勇的《西域诸国记》，可信度颇高。
但班勇《西域诸国记》，其中葱岭以西诸国情形应得自甘英。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甘英受班超所遣，远使大秦等国[74]，袁宏《后汉纪》载：
甘英踰悬度、乌弋山离，抵条支，临大海。欲渡，人谓英曰：“［海］（汉）广大，水咸苦不可食。往来者逢善风时，三月而渡；如风迟则三岁。故入海者皆赉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具问其土俗。[75]
返还后，甘英“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76]可见甘英对葱岭以西诸国有详细的记录。《后汉纪》又载：“和帝永元中，西域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临大海而还，具言葱岭西诸国地形风俗，而班勇亦见记其事，或与前史异，然近以审矣。”[77]由此不仅可以看出，班勇曾对甘英所述葱岭以西诸国情形做了详细的记录，也可看出，袁宏在撰写《后汉纪》时，不仅见到了甘英的使西记录，也在班勇的《西域诸国记》中见到了类同的记载。范晔言《西域传》得自班勇，不言得自甘英，可能在范晔撰《后汉书》时，甘英书已经散轶。而班勇《西域诸国记》不仅有葱岭以东西域诸国情形，亦融合了甘英所记，因内容更为全面系统而为世人所重，所以取代甘英所记，得以流传。颜世明等认为《西域诸国记》并非《后汉书·西域传》全文，而是只包括西域交通及诸国人口、地理位置、风俗物产诸方面，不包含东汉与西域诸国战和关系之类的叙事及评论，甚是，但颜文认为《西域诸国记》经诸家接力式地修改而成《后汉书·西域传》。[78]笔者不敢苟同。虽然范晔会吸收某家《后汉书》所记西域事，但范晔肯定见到过班勇的《西域诸国记》，并引用了该书的大量记录。《后汉书·西域传》文末有论曰：
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余闻之后说也，其国则殷乎中土，玉烛和气，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神迹诡怪，则理绝人区，感验明显，则事出天外。[79]
由“余闻”可知，此论定出自范晔。再由“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以及范晔云《西域传》皆班勇所记可知，范晔肯定见过班勇书，并大量引用了该书。故《后汉书·西域传》应是范晔以班勇书为依据，杂糅其他书所记西域事而成。
甘英此行，对沿途所经国家都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考察，不能身至者则“具问其土俗”，如大秦国。[80]《后汉书·西域传》云：
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焉情形，审求根实。[81]
可知甘英此番考察甚详，且追究其实。故甘英所言西域远国情形，可信度极高。
《后汉书·西域传》云：
大月氏国居蓝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余万人。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翖侯。后百余岁，贵霜翖侯丘就郤攻灭四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郤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82]
和《汉书》所记五翖侯相比，《后汉书》以都密取代前书之高附，为五部翖侯，并对此作了专门的说明，附于高附国传。文曰：
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翖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83]
大月氏都城为蓝氏城，这段文字除了去长安、洛阳的距离不见于《汉书》外，其他内容跟《汉书·西域传》同，故应引自该传。而其他记述则应来自于班勇《西域诸国记》。
范晔以班勇《西域诸国记》为据并融合其他史著而成《西域传》，其葱岭以西诸国情形得自甘英，可信度颇高。《后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述五翖侯系大月氏西迁大夏后所分，又明确表示《汉书》所记大月氏翖侯有误，以都密修正前书所记高附翖侯，又对高附国方位、风俗、与月氏的关系等表述的非常清楚，肯定是经过了详细的调查，有着充分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后汉书》这段文字对《汉书》大月氏翖侯进行了修正，但对《汉书》所载五翖侯归属的记述无任何异议，说明二书对五翖侯归属的认知是一致的，即五翖侯属于大月氏。所以从《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不仅可知五翖侯属于大月氏，同时也可证明《汉书·西域传》所载五翖侯并不属于大夏。
六、汉呼贵霜国为大月氏之历史原委
《后汉书·西域传》云：“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本其故号，余太山以为是本贵霜之故号，对于汉呼贵霜故号大月氏的缘由，余先生认为，大夏贵霜翖侯在攻灭其他四部翖侯时，很可能打着大月氏的旗号进行，所以汉以此为由，呼贵霜为大月氏。[84]余先生对“本其故号”的解释可以认同，但对汉本贵霜故号大月氏缘由的解释，我们并不同意。基于前文的讨论，我们认为，汉本贵霜故号，称其为大月氏，乃因贵霜国的建立者是大月氏，故而得名。
东汉时期，贵霜王朝与汉廷之间交往不少，文献中皆称贵霜国为（大）月氏。班超经略西域，与贵霜国有过合作，也有交锋。时班超欲下莎车，而疏勒王忠为莎车重利所啖，据乌即城反。《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攻打疏勒王忠乌即城时，“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相亲，超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令晓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罢兵，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超。”后贵霜以在汉击车师时有功，贡奉珍宝等物于汉，“求汉公主。”班超拒还其使，贵霜王由是怨恨，永元二年（公元90）遣副王谢将兵七万攻班超，班超坚守不出，且预料到贵霜副王谢会遣兵去龟兹求食，预先设伏于道，待贵霜兵至，“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85]
在东汉人的廷议、上疏和书信中，亦呼贵霜为月氏。如班固参加廷议，有言曰：“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康居、月氏，自远而至，匈奴离析，名王来降，三方归服，不以兵威，此诚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征也。”[86]班超经略西域，欲平龟兹，建初三年（公元78）上疏请兵，有言曰：“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87]班固曾遗书信于班超，有文曰：“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氐马[88]、苏合香、毾㲪。”又曰：“月氏毾㲪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89]
呼贵霜为（大）月氏，后世延之。《魏书·西域传》曰：“大月氏国，都卢监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魏略·西戎传》云：“车离国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隶王，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其地卑湿暑热……今月氏役税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三年（229）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
以上这些记录表明，自贵霜国建立伊始，与汉地政府之间来往不断。汉地政府呼贵霜为（大）月氏，正是对其渊源的正确认知。试想，假若贵霜源于大夏，则汉以大夏敌国大月氏来称呼贵霜，贵霜国怎会甘心接受？同理，贵霜王波调亦不会接受“亲魏大月氏王”的称号。[90]根据前文的讨论，再结合东汉及之后汉地政府皆呼贵霜为（大）月氏的事实，都说明贵霜国是由大月氏人所建。
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书》的作者班固，作为东汉名宦，在其廷议、书信中都称贵霜为月氏。这说明在班固的认知中，贵霜国由大月氏人所建。班固著《汉书》时，贵霜国早已建立，如果五翖侯属于大夏，则与班固对五翖侯归属的认知势必发生冲突，《汉书》绝不会无任何反映。
在古代文献中，月氏亦可为月支，《仙传拾遗》云：“汉延和三年（前90）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91]《风俗通义》曰：“北方曰狄者，父子叔嫂，同穴无别。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类有五：一曰月支，二曰秽貊，三曰匈奴，四曰单于，五曰白屋。”[92]
关于支姓的来源，《元和姓纂》载：“《姓苑》云，今琅琊有支氏。[西域]石赵司空支雄，传云，其先月支人也。晋有高僧支遁，字道林，天竺人。”[93]《古今姓氏书辩证》云：“支，其先月支胡人，后为胡氏。”[94]郑樵《通志·氏族略》，将支姓归类于“以国为氏”之“夷狄之国”，文曰：“支氏，石赵司空支雄传云，其先月支胡人也。实西域之国。”[95]《北朝胡姓考》云：“支氏，安定支氏，本月氏胡，以国为氏。”[96]可见，支姓源于月氏（月支）之其来华者，汉地命其以国为氏，为支姓。
月氏有大小之分，《汉书》将西迁大夏者称为大月氏，留保南山羌者称为小月氏。[97]小月氏一般不会以支为姓，大凡以支为姓者咸指从贵霜帝国迁来的月氏侨民。[98]
贵霜来华者以支为姓，如斯坦因中亚考察所获尼雅汉简中，有数件过所记录的贵霜人，有“月支国，胡支柱”等人名，其人貌“黑色，大目，有髭须”，或“髭须，白色”等。[99]来中土传授佛法的高僧中，多有以支为姓的月氏国人。如支娄迦谶，《高僧传》卷1云：“亦直云支谶，本月支人。”[100]《出三藏记集》卷13称其为月支国沙门，又称其“本月支国人也。”[101]支谦，事迹见于《高僧传》卷1《康僧会》：“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102]《出三藏记集》卷13支谦本传所记与之略同，言其貌异甚，“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103]支谦受业于支亮，史料虽未言支亮的月氏国人身份，但支亮“资学于谶”，又授业于谦，[104]而此二人皆为月氏国人；且支亮以支为姓，又“字纪明”，与支谦字“恭明”之间有传承关系。综合考虑，支亮亦为月氏人。竺法护亦为月支国人。《高僧传》卷1载竺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105]《出三藏记集》卷13：“竺法护，其先月支国人也，世居敦煌郡。”[106]和支谶被称为月支菩萨一样，竺法护亦被称为“月支菩萨竺法护”或“敦煌菩萨支法护”。另外还有支昙籥，“本月支人，寓居建业。”[107]释昙迁，“姓支，本月支人。”[108]《出三藏记集》卷7还载有“月支优婆塞支施伦”。[109]在敦煌研究院保存的18枚敦煌东汉简牍中，有一枚有“□人支诚”[110]字样，应为“[月氏国] 人支诚”。[111]
贵霜来华者以支为姓，是汉地政权对贵霜国渊源认知的体现，即贵霜源于月氏，汉地政权呼贵霜故号，曰（大）月氏。所以贵霜来华者以支为姓，亦能说明贵霜源于月氏。
佛法自传入汉地后，汉地诸多僧人不辞艰辛，西行求法。在这些汉地僧人遗留的记录中，皆呼贵霜国为月氏。
《法显传》记载法显西行至弗楼沙国时，获知该国佛钵为贵霜王所掠之事，文云：“昔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取佛钵。既伏此国巳，月氏王笃信佛法，欲持佛钵去，故兴供养。”[112]据《后汉书·西域传》可知，除了汉地政权外，其他地区应不会称贵霜为月氏，弗楼沙国亦如此。该国人云此事于法显，法显或就贵霜、月氏之间的关系与之沟通。《法显传》明确将贵霜国记为月氏，或可知关于贵霜、月氏之间的关系，在弗楼沙国等地，亦秉持着同样的认知：贵霜国的建立者为月氏人。
刘宋时，法勇法师等西去求法，《出三藏记集》卷15载：“[法勇等]进至罽宾国，礼拜佛钵。停岁余，学胡书竟，便解胡语。求得《观世音受记经》梵文一部。无竭同行沙门余十三人，西行到新头那提河，汉言师子口。缘河西入月氏国，礼拜佛肉髻骨，及睹自沸水船。”此文当据自法勇等亲至贵霜国的记录。传记明确称贵霜为月氏，揭橥贵霜国人对于月氏和贵霜关系的认知同于汉地。
东晋时高僧鸠摩罗什，九岁时至罽宾国学法，十二年时由其母携还龟兹。在返还途中，曾经“月支北山”。[113]由《出三藏记集》所记法勇等西行路线可知，至贵霜国前，先经龟兹、罽宾。而鸠摩罗什由罽宾至龟兹，自必经贵霜国，而此“月氏北山”即为贵霜北山。东晋太元八年（384），鸠摩罗什始至汉地，而之前关于罗什之事，都有可能出自罗什本人的叙述，当为可信。呼贵霜为月氏，亦说明鸠摩罗什对月氏和贵霜关系的认知与汉地不异。
七、结论
通过对《汉书》、《后汉书》以及悬泉简牍大月氏资料等的解读分析，可以认为贵霜翖侯属于大月氏人。贵霜国由贵霜翖侯所建，故贵霜国源于大月氏，而非大夏。
能够证明贵霜翖侯为大月氏贵族的最直接史料来自悬泉汉简，遗憾的悬泉汉简自20世纪80年代发现以来，迟迟未能大批量公布，只是刊布了其中比较少量的部分，有幸的是，与大月氏相关的简牍差不多已公布完毕，可资利用。前贤主要依据是《汉书·西域传》的有关记述，没有看到汉简资料，也有的论著尽管发表在汉简资料公布之后，但未能注意到这些新资料，没有妥加参考与利用，故而留下了些许遗憾。
《汉书·西域传》所涉大夏之文，援引自《史记·大宛列传》，是在记述大夏被大月氏臣畜的原因，而并非专记大夏。其后的五翖侯文，传自汉宣帝、元帝时期，而悬泉汉简材料证明，在汉元帝时期，翖侯明确属于大月氏；且时大夏早已被大月氏所灭，故五翖侯属大夏之论失据。
桑原骘藏认为如果五翖侯属大月氏，则《汉书·西域传》即言“有五翖侯”，又曰“凡五翖侯，皆属大月氏”，有成赘疣之嫌。细察之，班固书之所以如此记述，其实是对翖侯政治体的如实记述：翖侯即隶属于大月氏，同时也是大月氏的役属政权。《汉书·西域传》所记康居国及康居五小王，其文例与大月氏文相同，说明康居和小王之间的政治关系类同于大月氏和翖侯：康居小王既隶属于康居，又役属于康居。桑原骘藏又以《汉纪》之文来证明五翖侯属大夏，但荀悦《汉纪》抄撰自《汉书》，《汉纪》文并不足以否定五翖侯属于大月氏的事实。况且，翖侯（Yavuga）与突厥语叶护（Yabɣu/Yabɣu）为同一语源，印度文献记载后世犍陀罗突厥王自称为贵霜帝国第三代君王迦腻色伽之后裔，《克什米尔王记》进一步言迦腻色伽“祖先来自突厥种”。
按照中华书局版对《汉书·西域传》的断句，则“共禀汉使者”为大夏和大月氏，通过对大月氏和西汉政府交往资料的分析，认为大夏和大月氏共禀汉使绝无可能，共禀汉使者应为大月氏及所属五翖侯。
《后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五翖侯系大月氏之五部酋长，又该传对《汉书·西域传》所载高附翖侯等内容进行修正，但对《汉书》所载五翖侯的归属并无异议，可知二书对五翖侯归属的记载是一致的；东汉时期及以后，呼贵霜故号曰月氏，凡记述与汉地政权来往的月氏国，佥指贵霜国；月氏亦可称月支，东汉末及以后朝代，贵霜人入华，以国月支为氏，为支姓；西行求法的僧人游记等都称贵霜国为月氏。这些事实都说明贵霜王朝由大月氏人所建。
凡此种种，可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足证贵霜王朝的建立者为大月氏而非大夏。
基金项目：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9ZDA198）。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男，汉族，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敦煌学、西北民族史、古代宗教研究；米小强（1986- ），男，汉族，甘肃岷县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学与中亚史研究。
[①]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7页。
[②] Sten Konow,Kharosthī Inscrip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śoka, Vanarasi:Indological Book House, 1929, p. l.
[③] 桑原騭藏：《張騫の遠征》，氏著：《東西交通史論叢》，東京：弘文堂，1933年，第44頁（收入氏著：《桑原騭藏全集》第3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年，第288頁）；[日]桑原騭藏著，杨鍊译：《张骞西征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8页。
[④] 羽田亨：《大月氏及び貴霜に就いて》，《史學雜誌》第41編第9號，1930年，第7—13頁（收入氏著：《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歷史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第542—547頁）。
[⑤] P. Pelliot, Tokharien et Koutcheen, Journal Asiatique Tome CCXXIV, 1934, p.38;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与库车语》，《吐火罗语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81页。
[⑥] 余太山：《大夏和大月氏综考》，《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25页。
[⑦]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2—37页。
[⑧] 余太山：《贵霜的族名、族源和族属》，《文史》第3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9—21页。
[⑨] 余太山：《贵霜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7页。
[⑩] 徐世明：《迦腻色伽王与大月氏王系》，《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9—112页。
[11] 王欣：《吐火罗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1—113页。
[12] F. Hirth, 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Zweite folge, T. Ii,1899, p. 48.
[13] 关于丘就却钱币及其称号的最新研究，参见David Jongeward -Joe Cribb, 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Kidarite Coins: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2015, pp. 23-26.
[14] Eugen Hultsch, Review to Sir Marc Aurel Stein(ed.), Kalhana's Rajatarangini: A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ashmir, Zeitschrift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69, 1915, p. 176.
[15] Otto Maenchen-Helfen, The Yüeh-Chih Problem Re-Examie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65, 1945, p. 72.
[16] 內田吟風：《吐火羅（Tukhâra）國史考》，《東方学会創立25周年紀念東方学論集》，東京：東方学会，1972年，第93~96頁；[日]内田吟风著，斯英琦、徐文堪译：《吐火罗国史考（上）》，《民族译丛》1981年第2期，第48—50页。
[17] [印]A·K·纳拉因：《月氏五翖侯》，《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3页。
[18] 小谷仲男：《大月氏——中央アジアに謎の民族を尋ねて》，東京：東方書店，1999年，第102~103页；[日]小谷仲男著，王仲涛译：《大月氏：寻找中亚谜一样的民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0页。
[19]《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1页。
[20]《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1页。
[21]《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0—3891页。
[22] 桑原騭藏：《張騫の遠征》，氏著：《東西交通史論叢》，東京：弘文堂，1933年，第44頁（收入氏著：《桑原騭藏全集》第3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年，第288頁）；[日]桑原騭藏著，杨鍊译：《张骞西征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7页。
[23]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7页。
[24] 对于该句的理解，孟赫奋认为相较于《史记·大宛列传》而言，班固书增一“本”字，意在强调过去和现在的不同，见Otto Maenchen-Helfen, The Yüeh-Chih Problem Re-Examie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65, 1945, p. 72。余太山认为班固书著一“本”字，旨在表示它所描述的时代大夏地已有大军长——大月氏王，见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1页。笔者认同孟赫奋对“本”字的解读，认为“本”乃过去、原来之意，再结合该句中的“故”字，可知其意旨在说明大夏被大月氏臣畜之缘由。
[25]《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4页。
[26]《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2页。
[27]《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4页。
[28]《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0页。
[29] Éd. Chavannes, Les paysd‟Occident d‟aprs le Heou Han Chou, T’oungPao, 8/2, 1907, p. 187, note 2。按，沙畹此文很长，原刊于《通报》第8卷，第149~234页。冯承钧将该注释译出，取名《大月氏都城考》，刊于《西域南海考证译丛》第7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36~37页。
[30] 余太山：《贵霜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2页。
[31]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32]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33]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34]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35] Sten Konow,Kharosthī Inscrip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śoka, Vanarasi:Indological Book House, 1929, p. 1; Sten Konow, Notes on Indo-ScythianChronology,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12, 1933, pp. 13-15.
[36] Éd. Chavannes, Les paysd‟Occident d‟aprs le Heou Han Chou, T’oungPao, 8/2, 1907, p. 189, note 3.
[37] Yang Fuxue, The Yuezhi andDunhuang, Kristi Vol. 1, 2008, p. 90.
[38] 杨富学：《河西考古学文化与月氏乌孙之关系》，《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3~36页。
[39] 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第33页。
[40] 杨富学：《“黑龙江”名出阿尔泰语考》，《语言与翻译》2000年第3期，第52~54页。
[41]《汉书》卷69《赵充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96页。
[42] 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页。
[43] 罗帅：《罗巴塔克碑铭译注与研究》，朱玉琪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
[44] 林梅村：《上海博物馆藏中亚三语钱币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4期，第16~21页。
[45] Sir Marc Aurel Stein(ed.), Kalhana's Rajatarangini: A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ashmir,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2009, pp. 30-31.
[46] Sten Konow,Kharosthī Inscrip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śoka, Vanarasi:Indological Book House, 1929, p. 1; Sten Konow, Notes on Indo-ScythianChronology,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12, 1933, pp. 13-15.
[47] 桑原騭藏：《張騫の遠征》，氏著：《東西交通史論叢》，東京：弘文堂，1933年，第44頁（收入氏著：《桑原騭藏全集》第3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年，第288頁）；[日]桑原騭藏著，杨鍊译：《张骞西征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7页。
[48]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1页，注47。
[49]《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5页。
[50]《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4页。
[51]《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4页。
[52] 桑原騭藏：《張騫の遠征》，氏著：《東西交通史論叢》，東京：弘文堂，1933年，第43~44頁（收入氏著：《桑原騭藏全集》第3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年，第287~288頁；[日]桑原騭藏著，杨鍊译：《张骞西征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7—38页）。
[53] [汉]荀悦撰，张烈点校：《两汉纪·前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3页。
[54]《后汉书》卷62《荀悦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62页。
[55] [汉]荀悦撰，张烈点校：《两汉纪·前汉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页。
[56]《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1页。
[57]《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1页。
[58]《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3页。
[59]《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7页。
[60]《汉书》卷6《武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2页。
[61]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62]《汉书》卷8《宣帝本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6页。
[63]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64]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
[65]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06页。
[66]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07页。
[67]《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2—3893页。
[68]《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2—2913页。
[69] 参余太山：《〈后汉书·西域传〉与〈魏略·西戎传〉的关系》，《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颜世明，刘兰芬：《班勇〈西域诸国记〉、范晔〈后汉书西域传〉、鱼豢〈魏略·西戎传〉关系考论——兼与余太山先生商榷》，《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5期。
[70]《全后汉文》云班勇有《西域诸国记》若干卷，今从此名。[清]严可均编：《全后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61页。
[71] 柳用能：《班勇生平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第61—63页。
[72]《后汉书》卷47《班勇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86页。
[73]《后汉书》卷47《班超传》载建初三年（公元78）班超上疏，有言曰：“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第1576页。
[74]《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8页。
[75] [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2—433页。《后汉纪校注》断句为：甘英踰悬度乌弋、山离，抵条支，临大海。据《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有乌戈山离国、悬（《汉书》为县，师古注曰：“县绳而度也。县，古悬字耳。”）度，故应断句为：甘英踰悬度、乌弋山离，抵条支，临大海。
[76]《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0页。
[77] [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9页。
[78] 颜世明、刘兰芬：《班勇〈西域诸国记〉、范晔〈后汉书西域传〉、鱼豢〈魏略·西戎传〉关系考论——兼与余太山先生商榷》，《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5期，第36页。
[79]《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1—2932页。
[80] [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3页。
[81]《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1页。
[82]《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0—2921页。
[83]《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1页。
[84]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0页。
[85]《后汉书》卷47《班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79~1580页。
[86]《后汉书》卷40下《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74页。
[87]《后汉书》卷47《班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75页。
[88]“月氐”应为“月氏”，从书信内容来看，市之物有马、苏合香、毾㲪，都为“月氐”之物，而下文有“月氏毾㲪”，故知“月氐”为“月氏”之误。
[89] [清]严可均编：《全后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47页。
[90] 內田吟風：《吐火羅（Tukhâra）國史考》，《東方学会創立25周年紀念東方学論集》，東京：東方学会，1972年，第94頁；[日]内田吟风著，斯英琦、徐文堪译：《吐火罗国史考（上）》，《民族译丛》1981年第2期，第49页。
[91]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7页。
[92]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8页。
[93]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9页。
[94] [宋]邓名世著，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卷3，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95]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4页。
[96]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第377页。
[97] 荣新江：《小月氏考》，《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7—62页。
[98] 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汉文版）》1984年第2期，第23页（收入氏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2页）。
[99] 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732页（收入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100]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1《支娄迦谶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页。
[101] [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13《支谶传》，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11页。
[102]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1《康僧会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页。
[103] [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13《支谦传》，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17页。
[104]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1《康僧会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页。
[105]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1《竺法护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3页。
[106] [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13《竺法护传》，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18页。
[107]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13《支昙籥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98页。
[108]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13《昙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01页。
[109] [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7《首楞严后记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71页。
[110] 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
[111] 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730页（收入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46页）；Yang Fuxue, The Yuezhi andDunhuang, Kristi Vol. 1, 2008, p. 93.
[112] [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9页。
[113] [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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