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传》全新出版 | 致敬中国现代考古百年历程，走近“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李济传》
《李济传》
岱峻 著
商务印书馆
2021年01月
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29岁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第一位独立主持现代考古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组织和支持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山东城子崖发掘，及其出土物的搬迁、整理、研究和出版等工作；这些工作使传说中的殷商成为信史。1948年赴台，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十七年，两度代理“中研院”院长。培育张光直、许倬云等重要学人弟子。本书是这位“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最翔实传记，翔实完整地钩沉了传主的生平与治学。广泛采撷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多年实地走访踏查，采访口述，悉心捕捉出版、发表的多方记录，彼此引证生发。以多人故事写一人传记，也是以一人平生讲百态人性，群像不乱，特写不孤，虽名为“修订”，用心之巨不下于重写。作为一部学人传记，作者除注重资料充盈详实之外，对传主学术影响、处世原则、际遇得失的评价，持平公允而不失温情敬意。西阴村史前遗址挖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也奠定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地位。1926年4月16日，李济在清华学校大学部演讲“考古学”。李济最后说：“中国的地方，如果在考古学上讲，可谓遍地是黄金，不过没人去捡罢了。如果有人去捡，则中国的历史，现在虽说五千年，将来或许比十二万五千年还要长呢。”李济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192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即执教清华国学院；1929年秋，李济在安阳殷墟第三次发掘现场获得唯一的一片彩陶片。（李光谟提供）
他对中国考古学贡献卓著：中国历史的人类学研究、建立科学考古学、殷墟发掘与古史研究、器物学研究。其中最后一项，“一直还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处于支配地位”；他是最后一位迷人的“学阀”：培养众多重要学人弟子（张光直、许倬云等）。他一生坚持的原则：文物应属于公众，外国和个人都不应拥有文物。他终生不收文物，明白划分公私界限。他“体现了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学术典范”。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29岁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第一位独立主持现代考古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组织和支持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山东城子崖发掘，及其出土物的搬迁、整理、研究和出版等工作；这些工作使传说中的殷商成为信史。1948年赴台，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十七年，两度代理“中研院”院长。1925年清华国学院部分教师，坐者右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立者三人为助教。
在得到克拉克大学两个学位后，李济信心十足地改弦易辙。李济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待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李济曾在一份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中，谈改学人类学的动因：他初来美国(1918）的时候，是想学纯心理的……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始源出来。1929年春，殷墟第二次发掘（小屯马王庙）前为董作宾、后为李济。
据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说，当年他初到美国，曾专门调阅美国国会19世纪末的卷宗，里面记录着限制华工入籍的理由：中国人脑容量较小，他们在进化上可能低白人一等。李济比杨振宁的留美时间早二十多年，足见当年对华人歧视更甚。因此，李济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的念头，萌发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李济的学术报告（依他的文章《中国民族的形成》）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这篇文章又在1923年的《哈佛研究生杂志》第123期上再次刊登。李济在文中提出要从考古学、民族志、人体测量学、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人类学和上古史，特别之指出拼音字文明与象形文字的各自优缺点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首次提出中国现代化步伐缓慢的一大原因，在于方块字不能检索的问题。李济的意见，引起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关注，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引用了李济的两段文字……盗墓贼及其幕后势力早盯住李济。风雨飘摇，国难日重，李济写道：“眼看着日本军阀在上海杀人放火，连东方文化图书馆也作了他们摧毁的目标，我们共同的感觉和结论是：在这种严重的时期，我们最紧要的责任还是按秩序加进我们的工作。蔡院长给我们的训词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1932年春，河南安阳殷墟第六次发掘（小屯），李济（右一）带领工人试验打板筑的情形。
这些外国人，挟其丰富的物质配备以及纯熟的科学技巧，不但把中国境内的自然科学资料一部分一部分地搜集走了！连历史的、考古的、美术的以及一般人类学的资料也引起了他们的绝大的兴趣。他们很坚决地跑到中国来，调查我们的语言、测量我们的身体、发掘我们的地下古物、研究我们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些“学问原料”真是一天一天的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当时安阳没有搬运这么重的物品的现代设备，所以田野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把这重三吨多的埋藏档案块运走。这个大块被装在用厚木板做成的箱子里，又用铁条牢牢加固。但用当地的方法移动一个重三吨多的木箱极为困难，更谈不上把它运到火车站了。虽然相距只有几英里远，但那时根本没有公路，也没有用动力牵引的搬运工具。1936年6月中旬，李济现场指导H127坑“甲骨灰土柱”装箱起运。李济《安阳》：我国的“考古学之父”李济在79岁高龄时撰写的其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当傅斯年所长选择安阳为第一个遗址，……经过八年多坚持不懈的工作之后，于1936年夏季发现了H127龟甲档案库。它把这一建立在理性推论和田野经验积累之上的事业推向了顶峰！H127的发现并不是侥幸的事，而是有系统的科学工作积累的结果。”其后的世界档案大会和国际图联大会采信李济等人的观点，将H127坑定为世界最早的档案库和图书馆。李济反对凌虚蹈空，主张脚踏实地，因地制宜。他欣赏和赞同“博物馆应成为民众的大学。”他坚持办博物馆端在“教育”，而不能搞成百货商店、商品陈列馆。战时乡村，时移境殊，但李济建立现代国家博物馆的理想，初心不改。他提出，“除了学校和图书馆念书，博物馆是实施实物教育的中心和研究学术的场所”。《从清华园到史语所》（修订本）：李光谟对其父亲的一生的追忆。
他以德国慕尼黑博物院天象室模拟日月星宿运行的天体现象为例，提出将喜马拉雅山高峰、冰河、山谷通过模型表现。结合战时状况，他认为博物馆教育应突出国防内容，如通过实物模型、图画和文字说明，使人了解火车、轮船、飞机、大炮、坦克车、无线电制造和使用方法，潜水艇和鱼雷构造原理。博物馆实施科学教育应重视实物选择与展陈方式，否则“陈列得不好，就好像一本教科书写坏了一样，对于人不但没有帮助，而且有坏影响”。1931年在小屯后冈出土一些人物石雕，引起李济兴趣，尤其是一具“蹲居”石雕，与现在日本人“榻榻米”坐姿酷似。1950年代，李济以此为题构思论文，恰逢胡适到台北讲学，遂登门求教。胡适介绍他翻阅朱子《跪坐拜说》。1958年胡适从纽约回台湾，李济在台北机场贵宾室迎接。左起：李济、胡适、胡柏棠（胡适之孙）。
在李济看来：“中国经典中认为不礼貌的蹲居与箕踞，从人类进化史与民俗学的观点论，绝不是夷人独有的奇怪风俗，实为早期人类在坐具发明以前共守的一种最有效的缓冲体力的方式”。“殷人坐姿是蹲居与箕踞，“不但是夷人的习惯，可能也是夏人的习惯；而跪坐却是尚鬼的商朝统治阶级的起居法，并演习成了一种供奉祖先，祭祀神天，以及招待宾客的礼貌。周朝人商化后，加以光大，发扬成了‘礼’的系统，而奠定三千年来中国‘礼’教文化的基础”。从一具小石雕身上，人类学家看到更久远的时间，更广袤的空间。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如同一道光亮射进幽谷，殷墟发掘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推八百多年。为何在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挖掘中，李济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地位？与畏友傅斯年、哈佛老友赵元任，鸿雁频传钩沉往事几何？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李济是如何创建人类学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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