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阿多诺的语言思想是其哲学和美学的基础，其语言理论的重要内容包括对传统语言的批判、通过吸取艺术语言的合理因素来重建人类语言以及重视语言中的真理内涵等。阿多诺试图将分裂的物化语言重新改造为统一的本真的语言——一种审美的语言。只有改造了语言，才能改变传统的同一性哲学和认识论。阿多诺试图通过对“奇想”“重构”等方式将已经分裂的语言统一起来。艺术语言里包含了真理内涵，成为了本真语言的借鉴。
阿多诺(T.W.Adorno)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重要人物，在二十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潮流中，阿多诺哲学中的语言思想是重要的一环，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对语言的重视相似，对传统语言的批判与重建也是阿多诺思想的出发点和转折点，阿多诺在其文章《论哲学家的语言》中说：“所有哲学的批判今天都可能是语言的批判”。同样是对传统哲学语言进行批判，阿多诺却认为分析哲学学派和海德格尔的语言理论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的哲学语言都是已经被物化了的语言。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阿多诺的语言思想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阿多诺对语言的论述贯穿了他整个学术生涯。虽然他并没有专门论述语言的专著，但是他在许多著作中都探讨了语言问题。在其早期著作《关于哲学家的语言理论》中，他认为当今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语言的批判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造方式，即通过对词语的重新构形来实现改造，在《哲学的现实性》中则提出“精确的奇想”（[德语]exakte Phantasy）是主体对客体构形的重要途径。阿多诺语言思想的基础源于本雅明，他曾多次提及并讨论本雅明的语言理论，如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他就提到过本雅明关于艺术语言对事物语言的翻译这一观点。在《审美对象的建构》中阿多诺考察过克尔凯郭尔关于“书写”（[德语]Schrift）的理论，后来发展成为在《美学理论》中所提出的“艺术是一种书写”的论断。《否定辩证法》强调了哲学就是表达不可表达之物，哲学应该重视修辞。在《本真的行话》中讨论了哲学与物化的语言的关系，批评了海德格尔包裹着语言外表的形而上学实质。《文学笔记》则具体而微的说明了应该如何改造语言，并且提出了散文作为语言改造的场所。而整部《美学理论》就是在讨论艺术为何是一种语言。笔者认为，如想正确的理解阿多诺的哲学和美学理论，必须首先理解其语言思想，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探寻一下阿多诺语言思想的脉络。阿多诺语言思想受到本雅明的广义语言学说的影响。本雅明在其著作《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提出一种广义的语言观，他认为任何事件或者事物都分有了语言，“因为每种事物在本质上就是传达其精神内容。”上帝创造了事物，也创造了事物的语言，语言是事物和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事物表达着某种不可表达的东西。人对事物的认识就是认识这种事物的表达及其表达内容，具体的认识方式是通过将事物的表达（语言）翻译为人的表达（语言），这种翻译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认识过程。人的表达语言最初是一种未分裂的语言，而在语言分裂为概念语言和非概念语言（例如形象）之后，就成了这两种语言的分裂状态。与本雅明语言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阿多诺放弃了神学维度，转而用批判理论改造了广义语言说。在《启蒙辩证法》中，他和霍克海默一起考察了人类语言产生以及堕落的原因。从批判理论上说，正是由于社会的衰败、社会结构发展的不合理，造成了语言的沦落和物化，而语言的沦落又使得人的认识结构不合理，认识被物化并分裂了，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两者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辨证结构。认识的物化表现为语言的物化，语言成为了一种纯粹的工具，成了纯粹的具有指称性的符号系统。而社会的分工所造成的主客体的分离使得语言从外部和内部都发生了分裂，语言的外部分裂表现为作为语言要素的词汇与词汇所表达的物发生了分离——词与物的分离，词被固定了，被掏空了历史维度，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成了单纯的指称关系，通过词我们得到的只是抽象的物、局部的物，而词也就成为了抽象的概念。语言的内部分离是语言的表达功能和交流功能的分离、符号性质和图像性质的分离。最初的语言是具有符号和图像双重特性的——如象形文字、画谜，语言因此也具有交流（指称）和表达双重功能，但是随着主客分离，主体对客体的压迫，主体的单方面对客体的指称功能得以发展壮大，而客体对主体影响、主体浸入客体的摹仿因素却被压迫，驱赶进了艺术之中，甚至也要从艺术中被清除殆尽。哲学被科学化改造，哲学语言也只剩下指称功能，哲学只能通过概念去锁定和统一客体，意味着哲学无法真正全面地去领悟客体和客体中的真理内涵。因此，如果要改变这种总体化、物化和分裂的社会，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所产生的认识和语言。阿多诺试图通过对客体、非同一性的拯救，去改变这种同一性的哲学。而要拯救这种客体和非同一性，也就是要改变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认识论模式，建立一种以客体为首要的，主客体直接体验的模式。这是一种类似于审美的（感性的）认识，这种认识的模态是主体对事物采取一种“摹仿的姿态”。阿多诺说，在摹仿之中，“生命和意识使它们自己与不同于自己之物同一。”也就是说，主体应该按照一种事物自身的逻辑进入到事物之中去，而不是强行的改变事物的内在逻辑，改变主体自身以适应事物，而不是改变事物来适应主体。真正的认识就如同欣赏艺术品一样，应该是一种“浸入”到客体之中。同时，阿多诺也认为，在主体全身心的浸入事物之中，主体却并不会被事物所完全吞噬，而是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一种批判和反思的姿态。主体在完全沉浸以后也会抽离出来去重新校正认识，这也就是为什么阿多诺强调事物的理念是动态的、历史的，要不断的对之进行修正。对于阿多诺而言，反对传统哲学的主客体分离并不是要让主客体回到未分的状态，这样只会使得世界更加混乱而无法认识。提倡客体的首要性也并非要让客体取代主体的地位，更不是要消灭主体。阿多诺所倡导的是重视两者的独立地位同时强调两者的相互作用。客体被认识，是通过主体，没有主体，客体无法言说，更加无法被认识，主体使客体增加了客观性。“客体不能没有主体，虽然这点正在有所缓和。如果缺少主体作为客体自身的契机，那么它的客观性将变成没有意义的。”主体本身就是一种客体，主体有着“客体的内核”，正是因为主体有着这种客体的本性，主体才可能认识客体，主体才可能去经验客体，否则，对一个完全异质的东西，主体无法认识。主体和客体是相互中介的，主客体之间的“中介”，并非是外在于主客体之外的第三者，也不是抽象的关系，而是主客体两者中的共同部分，这是主体中的客体性或者说是客体中的主体性。“正如阿多诺喜欢说的，中介存在于事物之中；它并不是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主客体通过这种相互中介的关系，最终实现了和解，在这种和解中，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吞噬或者主宰，两者是和平相处的、互相渗透的。两者互相参与到对方之中去，同时也表示着双方可以平等的互相交流，主体认识客体的行为是在语言之中进行的，主体体验客体，并形成对于客体的理念，这种理念不同于固定的抽象的概念，它是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的，主体将无声的客体带进主体的语言之中，将沉默的事物语言翻译为有声的人类语言。本雅明认为，想象和追忆是对日常经验进行重组的最有效方式，与此相似，阿多诺也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方法：“精确的奇想”。阿多诺认为这种奇想是一种“发明式的技艺”（[拉丁语]ars inveniendi）的推理工具，奇想被阿多诺视为建立一种新的认识不可缺少的环节，奇想在认识和语言之中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将沉默的客体带到言辞之中。语言并不是作为一种媒介来“运送”事物，语言作为一种与其传递之物一致的东西，应该将事物“变形”为词语本身。事物通过语言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事物在变形进入语言之前是沉默的，沉默不代表着不能表达，相反沉默是表达的最本真状态，事物的本真语言就是沉默的，阿多诺称之为“无语的”（[德语]sprachlos）语言。事物进入到语言中去之后，需要“清楚的说出”自己。而在这种变形进入语言的过程中，奇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奇想就是使事物发声的行为。奇想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是一种主体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客体进入词语的过程是在主体的控制下进行的，相反，主体的奇想遵循的却是事物的内在逻辑。阿多诺之所以用“奇想”而非“想象”就是为了强调这种客体的首要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反过来应该被客体吞噬，主体在与客体的接触中，仍然要保持适当的距离用以对客体进行批判和反思。奇想在主客体之间保持着适当的平衡，谁都无法去主宰和控制另一方。阿多诺在说到艺术中的奇想时，进一步将反思视作一种拥有奇想能力的行为，他说：“反思完全有奇想行为的能力”。可以说，反思本身就是奇想行为中的一种，只不过它更加注重对反思对象的确定和推理过程的逻辑性。阿多诺多次强调，奇想并不是一种“凭空创造”（[拉丁语]creatio ex nihilo）的行为，奇想的基础是现实，它是对现实经验的重组。人不是上帝，人不可能从虚无中创造出事物来，但是人毕竟有着独特的创造能力，特别是人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能够创造出超出事物本身的东西来。但是，对于阿多诺而言，这种艺术超出自身物性的超越性并非来自艺术家的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一种艺术语言的内在超越性。这种语言的超越性根源于事物的表达欲望，事物语言经由人的摹仿冲动被客观化到艺术品之中，最后通过精神化而超越了艺术品自身。因此，奇想与其说是一种原创行为，不如说是一种翻译行为。这种翻译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对经验的重组，奇想在那种被打乱了的经验中，提供多种接近星座的可能途径，我们不能说这些途径就是真理的解答方法，但是，它们中包含了打开星座的真实密码。对于阿多诺来说，奇想甚至直接参与了星座的构成之中，他认为奇想将艺术中的超越之物直接带入了星座之中。当然这种最终能够直接抵达星座的奇想应该是众多奇想中的一种，也就是阿多诺在早期著作《哲学的现实性》中所提出的“精确的奇想”。这种精确的奇想并非是一种漫无边际的虚构和幻想，它也不是对过去和未来的想象。阿多诺的奇想不同于马尔库塞所提出的“遐想”，相对于具有预测功能的遐想，阿多诺的“精确的奇想”更注重的是对当下经验的现时把握，并且通过不断的微调，找到一种真实的解答。“作为一种在艺术品中的发现征兆和解答的能力，奇想可以被称作确定性中自由之微分。”主体的奇想，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毕竟只是属于思想层面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将之具体化。在艺术中，这种具体化就是将奇想所重组的经验予以客观化，这就是艺术的创造活动，艺术的完成不能只靠奇想，还需要实践。在语言中，有种类似于艺术的具体化行为，阿多诺将之称作“构形”（configuration），这种构形是对那些已经从物化中分解出来的语言要素进行的重新的组合，通过这种重新组合，语言才有可能恢复到一种新的统一和本真状态。打碎传统物化语言是对前见和预设的放弃，是对人们同一性思维方式的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阿多诺要完全放弃概念，这也是不可能的。阿多诺要反对的是传统的使用概念的方式，我们要打破概念的物化外壳，重新认识概念的本真状态以及语言的原始行为，从而最终拯救已经破裂的词语。阿多诺认为，概念的本真状态是“名称”（Name），在最初的时候，人的语言就是命名语言，名称与事物是直接同一的，由于社会分工产生了抽象思维，随之也就产生了抽象的表达——概念或者说词语。语言产生了分裂，词语之中的具体语言因素消失了，只剩下了抽象的因素并且被逐渐物化了。因此，想寻找概念的本真含义，就必须将概念的物化外壳进行粉碎，然后才有可能重新排列组合，使之得到新的构形。阿多诺在论述哲学家使用语言的情况时说：“今天哲学家面对的是瓦解的语言。词语的废墟是他的材料，历史将他捆绑在材料上；他的自由是词语的构形的单独可能性——根据在词语中的真理的力量。”概念要回到名称，意味着我们也要从语言的原始行为中寻找力量。在本雅明和阿多诺的语言理论中，命名行为是人类对事物的最原始最直接的认识，人的认识与命名行为是直接同一的。人的命名行为，归根到底是一种摹仿行为。自然可以刺激和唤醒人的摹仿能力，摹仿则是对这种刺激做出回应。“'命名’注意客体的非同一性，通过将它同一化为一种特殊和唯一；它模拟自然，而概念则是使自然臣服。”因此，当人们采用一种摹仿的方式去认识事物时，就意味着人们需要按照客体的逻辑来思考并了解客体，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主宰和被主宰的关系，人类语言也不会将固定的概念强加到事物上，事物就有可能避免被物化，可以按自己的本真状态进入到构形之中。但是，人类语言已经分裂了，名称与事物之间已经分离了，词语永远回不到那种没有分裂的本真状态，即阿多诺所说的不能去“预设那种词语的未破裂的尊严”，语言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做的是认清楚这种分裂的根源，从源头进行再一次的重组和重新实践，而不是将之强行缝合起来。所以，阿多诺希望，这些被粉碎了物化外壳的词语能重新进入到一个新的构形中去，“为了断定一个新的真理，除了将词放进一个新的构形之中，再没有其他的希望，这将会生产出一个新的真理。”改造语言还要否定那种词与物之间人为建立起来的中介，概念（词）不应该是一种被物化的抽象物，概念与事物之间不再有一种社会的总体性和物化关系作为“中介”。这种中介意味着一种控制的方式，这种中介是总体性为了更好的控制事物而幻化出来的屏障，它是外在于中介物的，是一种“第三者”。阿多诺反对这种中介，他希望概念与事物之间能够直接的面对，直接的发生关系并最终实现统一。概念不应该是抽象的、固定的，而应该是具体的、不断调整的，是关于事物的具体构形，阿多诺将之称作理念。正是在这种具体的构形之中，词语与事物是未经中介的统一了。词语的破裂和分解是重构语言的基础，是对物化语言的打破，语言的构形是建立在对词语的分解的基础上的，因此，这种语言不用预设词语的未破裂的尊严。构形也不是主体的有意图的行为，它是根据事物的逻辑而自然生发出来的，语言应该跟随着客体而非主体，“反对常规的词语和无言的主观的意图，构形是第三种途径：不通过中介的途径。因为意图没有通过语言的媒介被某种方式的客观化。构形的语言呈现第三种途径——作为概念与事物的统一，这种统一是辩证缠绕并且明显不可解决的。”我们看到，阿多诺所说的统一并非就是概念与事物的绝对等同，而是两者的充满矛盾的辩证统一，这种不能完全同一的张力处于概念与事物之间，使得概念必须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去接近客体。对于阿多诺而言，去掉物化外壳的概念也就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概念，不是一种定义。语言没有定义其概念，而是通过一种关系来获得其客观性，在这种关系中，“确立概念，并集中于某一事件”。概念不应该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概念更不应该是不变的、永恒的。当概念能够真正完整的表达它意指的东西，它也就成为了真理。语言的构形并非一种中介形式，它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用形象的语言来说就是星座（constellation）与星星之间的关系。星座是星星之间的内在联系，星座并非具体的事物，但是却又确实存在。犹太教的星星、星座、理念和真理的关系影响了本雅明，本雅明认为理念不等于概念，是因为理念本身就是一种已经构形了的概念群，是具体化形象化了的概念，理念就是真理。阿多诺从本雅明那里继承了具有犹太教因素的“星座”概念，对事物的重新构形，意味着主体根据在具体情境下对客体进行描述，主体首先通过奇想不断的去感知客体，然后将这种感知具体化为某种概念，再不断地修正概念，使得众多概念形成一个关于事物的星座，最后通过认识事物的星座能够最终真正的认识事物。因此，概念不再是被固定化了的，它有社会的和历史的维度，我们要根据社会和历史的不同语境，对概念进行不断的调整，让概念重新焕发活力。追寻概念最本真的使用，也意味着我们在使用语言时，不能设想已经有一些下好定义、固定好的概念，我们应该直接让词语与事物在语境中相遇，在不同的语境中，我们累积对词的认识，并且对词进行微调，在词的纵向发展（历史的维度）与词的横向发展（社会的维度）之中，找到对事物最全面地表达。阿多诺曾经在《文学笔记》中举例说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使用语言，他认为我们应该像是在国外学习使用外语那样，而不是根据学校所学的规则“在本质之外拙劣地联系起来” 。如果某人在持续改变的语境中不断重复地看到同一个词，他就能确定该词的意义。这种语言不是根据早已被规定好的字典，而是根据实际的运用和反应来不断的进行着微调，这意味着这种语言不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一种动态的语言。粉碎词的物化外壳并对它进行重新构形，不仅能将词与物重新的统一起来，而且也可以使符号和形象统一起来。词语的打碎与重新构形，使得词语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符号，语言不再是简单的交流，从而能够拯救词语的形象性和表达功能。词语具有了具体的形象，这种形象就好比是星座。形象本来就是词语原始的要素，形象承担着指示事物和摹仿事物的双重含义，只是后来，形象中的指示功能被转化为一种符号，由于这种符号的简便性，使得符号将形象慢慢从语言中驱逐了出去，从而进入了艺术中。谢林认为，只要通过纯粹的艺术表达，只要将哲学变成一种艺术，就可以重新缝合图像和符号。阿多诺批评了谢林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将艺术绝对化的方式只是为了限定知识，为信仰留地盘。被理性所控制的语言，是不可能让图像占了上风的。甚至那种进入了艺术中的图像也并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图像，它们只不过是对现存社会的一种复制，这种社会的不合理，也被原封不动的复制进了艺术之中。这种复制的艺术也成了一种符号化的语言，成了一种复制的工具。因此，我们既不能任语言和艺术符号化，也不能将语言完全形象化。阿多诺认为，应该承认符号和形象的分裂，承认语言中的形象因素消失了，所以，我们才需要重新救赎语言的形象因素。因此，词语的构形，这种类似于艺术的客观化行为，重新唤回了语言的形象性，使得形象和符号重新在语言（狭义的语言）中统一起来。阿多诺并不反对语言中符号和图像的分离，但是他反对将这种分离予以实体化，固定化，阿多诺说：“尽管艺术和科学在历史的过程中分离了，两者之间的对立也不会被具体化。”这种分离是社会分工和抽象思维的必然产物，虽然如此，我们仍然需要越过这种分离的阶段，走向一种统一的阶段，这种统一不意味着回到过去没有分化的状态，阿多诺反对那种试图将语言单纯还原为直观形象的做法，认为那将会造成更大的混乱。通过对物化语言的分解和重新构形，可以得到一种新的统一的语言，词与物、形象与符号、表达和交流将在这种新语言中得到统一，这并不是回到那种语言未分裂的混沌状态，而是语言分裂后的新的统一。阿多诺认为艺术是一种人类认识，是不同于工具知性的知识，艺术语言是人类语言的一种，艺术语言保存了人类原始语言中的摹仿功能和表达性质，因此，我们应该从对艺术语言的解码中，领悟人类语言的真理内涵，从而纠正被工具化和物化的人类理性和语言。艺术语言是对苦难（suffering）的表达，这种苦难是非同一之物对同一之物的控诉，是对同一性和总体性的控诉。但是苦难——无论是人的苦难还是事物的苦难——都无法用概念来固定和言说，概念本身就代表着理性和语言对苦难的压制，苦难是工具理性一手造成的。因此，只能通过艺术来表达苦难，因为艺术保留了苦难的痕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就是非理性的，就是和知识对立的，正相反，阿多诺认为艺术的理性才是真正的合理性。在艺术中，摹仿合理性与知性才是辨证共存的，所以艺术是对工具理性的救赎，是对知识的救赎，艺术是达到真理的一种更合理的知识结构，“真理是具体的，在一个不可理解的恐怖时代很可能只有艺术满足这一点。”既然艺术是一种语言，那么和语言一样，艺术也有真假。艺术的标准就不再是美与丑，而是真与假，不再是问“这件艺术品美吗？”而是转而问“这件艺术品是真的吗？”真理内涵成了区分“真艺术”（authentic art）和“文化工业产品”的标准。艺术语言是真实的，意味着它真实的模拟了事物的语言，真实的形式化了自身的语言逻辑。而如果艺术语言是虚假的，如同那些伪劣的艺术品和大部分文化工业产品，它们要么就是没有语言性的，要么就是有一种虚假的语言，这种虚假的语言是无法表达事物和艺术想表达之物的。真理内涵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它是一种真理，是一种特殊的判断形式，是艺术语言是真还是假的判断，其次，它是一种内涵，一种实质的、具体之物，是回答艺术品到底是什么的答案。真理内涵具体存在于每件艺术品之中，是非概念的，这和我们所理解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真理不同，真理并非一种来自于某种外在标准的判断行为。在艺术品中的真理内涵是自我展现的，这种展现需要显相作为中介才能展现，因此真理内涵不能被概念所固定化。非概念的真理内涵表达出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正是艺术的特征。“通向确定的否定性的道路就是通过真理内涵的道路。”这种不确定性从另一个方面说就是多样性和复杂性，是艺术品中生发出来的一种难解的谜语性。真理内涵和艺术一样不确定，因此对它的哲学阐释是必须的，这正是美学存在的理由。真理内涵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其救赎性，阿多诺之所以如此重视艺术，正是因为艺术中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救赎可能，艺术中的摹仿合理性是对工具理性的救赎，艺术中的不和谐是对现实社会的调解和控制的救赎，而艺术的救赎内核，却是在于其真理内涵。真理内涵之所以具有救赎功能，就在于其是否定性的，对于阿多诺而言，否定性是其一以贯之的原则。真理内涵的否定首先体现在其对自身的否定。真理内涵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历史的、具体的、自在自为的存在。其次，真理内涵也是对艺术品的物质性的否定，真理内涵不是人工制品。最后，真理内涵的否定是对同一性的否定，也是对交换价值的否定，“阿多诺所说的神秘性和真理内涵，内在的与同一性（文化工业被建于其上）的匀质的影响相矛盾。”艺术中的真理，是现存社会的反题，它有自己的法则，追寻的是自由的可能性。它是非同一之物的真实表达，欲将非同一之物从被压抑的状态之中解救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阿多诺说每件真的艺术品从内在而言都是革命的根本原因。真理内涵正是艺术中不可复制的内核，这使得真艺术能够承担起反抗和救赎被交换价值所同一了的社会。因此，阿多诺反对文化工业，认为它是交换过程的产物，是人类工具理性向艺术渗透的结果。阿多诺认为通过发掘艺术的语言性和不可交换性，可以有效的抵抗这种交换的同一化进程。事实上，真理内涵不仅存在于真艺术之中，真理内涵是艺术与哲学的交叉点，“哲学和艺术汇聚于真理内涵：艺术作品中逐渐展开的真理正是哲学概念的真理。”艺术和哲学都试图说出不可表达之物，艺术用的是无概念的艺术语言，而哲学语言需要借助于概念，艺术与哲学的中介是语言。艺术需要哲学来反思，而哲学则需要一种改造过的语言来陈述，因此，一种特殊形式的艺术批评文字——“散文”（Essay）成为了艺术与哲学的语言载体。在散文中，哲学阐释出了艺术的真理内涵，散文的语言不再是空洞的概念的组合，而是承载了具体的星座的语言，这种语言不再仅仅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事物和人的精神内容的表达，通过这种新的语言，人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事物，主体不再去主宰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够和谐相处，而阿多诺也希望通过改变物化的语言，改变不合理的认识结构，并最终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人类的自我救赎。阿多诺的走向美学的哲学与走向哲学的美学，同时受到了其他哲学家的批判。哈贝马斯批评阿多诺对启蒙理性进行了全面否定而忽视了其合理性，最终将理性批判等同于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而沃林则认为阿多诺的艺术理论不过是黑格尔的真理观和认识观的继续，这种理论必然会忽视审美经验的使用维度。事实上，这两种批评都忽视了阿多诺试图用语言来汇聚哲学与美学的努力。阿多诺并未完全否定工具理性的作用，他只是试图用艺术中的合理性因素来纠偏工具理性，用艺术语言来改造物化语言。对艺术和文化工业的区分的基础是艺术如同语言那样具有真值，而对工具理性的纠偏需要吸取艺术语言中的合理因素。沃林则忽视了阿多诺与黑格尔所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路径的不同，阿多诺强调艺术的认识维度，为的就是通过艺术改变认识，再通过认识改变社会，这同时也正是艺术的实用维度。阿多诺希望能建立一种形象与符号、交流与表达、名称与事物统一的本真语言，随着图像时代的来临、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艺术语言与符号语言的统一似乎有了可能。但是正如后现代主义学者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摹仿”会变成“仿真”，“图像”变成了“类像”，一切图像都在自我复制和自我生产，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假的“超真实”之中。与图像一样，语言也可能成为一种自我复制的“类像”，从而不再表达任何事物和真理。杰姆逊则直接宣布阿多诺那种追求确定的真理的方法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冲击下已经过时，后现代主义文化和艺术彻底放弃了对真理的渴求，后现代性在文化领域中的特征就是大量的生产和复制形象，“在今天，形象就是商品，这就是为什么期待从形象中找到否定商品生产逻辑是徒劳的原因。笔者认为，正因为如此，所以更凸显出阿多诺语言改造思想的现实意义，我们既要感谢多媒体技术使图像与文字的结合成了可能，又要防止图像与事物的彻底分离，变成了另一种符号。真理性仍然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阿多诺的真理内涵并非某种不变的、抽象的、易被异化的真理，其本身就是具体的、历史的、开放的，毋宁说就是人类的一种批判反思的精神。我们只有重视语言的历史维度和社会维度，使语言成为一种有生命的、不断自我批判的人类实践活动，才有可能寻回真正的语言。不过，阿多诺将人类理性的重建仅仅建立于认识和语言上，忽视了人类其他实践功能的可能性。其弟子哈贝马斯则试图重建人类理性规范，强调人类交往的重要性。另外，阿多诺在重视语言的表达功能时，也或多或少忽视了语言的交流性，这在日益世界化的今天亦是不可想象的。阿多诺的艺术语言理论，将艺术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体系，这样的艺术将势必与大众隔绝，艺术批评家成了唯一的代言人，这也就与其试图改变人类知识的初衷相悖了。文章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3卷第2期，原标题：《阿多诺哲学中的语言思想研究》 【作者】 陶锋，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语言美学、人工智能美学。文章来源：马美研究（公众号）（本文仅供参考，部分文字删减，文字完整版请查阅原文。侵删。）文本试读者：黄莎莉（2015年8月开通个人微信公众号Shirley ART LIFE，致力于用文学艺术，关怀时代生活，提升美学价值。曾任文学编辑\经纪人\设计师\教师。现美学研究者/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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