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氢弹构型 名字保密封存退休后才解禁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国产土专家一号”
重要成就
突破氢弹原理，解决热核武器物理中的基础问题，成功建立氢弹模型。
用2年8个月，研制出我国第一颗氢弹，创造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比美国少用4年半。
世界上有五个国家拥有氢弹—美俄英中法，却只有两种氢弹—美国氢弹和中国氢弹。核武器核心是构型，世界上只有两种氢弹构型，美国的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也称于敏-邓稼先构型）。于敏构型比美国的T-U构型更加巧妙，因此中国首爆氢弹体积比美国的要小。
在中国核武器专业领域，鲜为人知的于敏和邓稼先齐名，堪称中国“氢弹之父”，只是由于保密原因，于敏的名字直到1988年退休后才被大家知道。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勋章时，于敏赫然在列。今天上午，这个对众多国人来说依然陌生的名字，被授予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放弃兴趣隐姓埋名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在抗战期间的沦陷区度过青少年时代。同学父亲的资助他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条件是毕业后到资助者公司就职。大二时，凭着对物理的一腔热爱，于敏辞谢资助，转至理学院物理系，靠吃窝头就咸菜完成学业。新中国成立，于敏考取本系研究生，1951年毕业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时，有关部门部署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请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服从了安排。客观地说，这次学术转向对他的个人损失很大：向来喜欢基础研究，当时已很有成绩。相比之下，核武器研究任务重，集体性强，一旦投入意味着放弃一片光明的学术前途，开始另外一种隐姓埋名的人生。多年后，他曾对记者说：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留下惨痛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大多数人了解的“中国氢弹”故事是这样开的头：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前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6个月，中国仅用了2年零2个月。人们却无法真正知晓，人迹罕至的大西北是多么寂寞，飞沙走石的荒滩戈壁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零下30℃，道路冻得像搓板，吉普车开上去颠得像“打摆子”，人坐在里面不停撞头……就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于敏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一遍遍演算，一次次奔波，一日日辛劳。
依靠勤奋取得突破
涉足深奥的核理论研究之初，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曾评价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则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于敏如饥似渴掌握和了解国外的相关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探索理论。从原子弹到氢弹，各国突破原理试验用时多年，主要原因是计算繁复，我国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的时间分配给原子弹计算。于敏领导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几年间，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了出来，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认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第二年，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他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
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研究过程用时之短，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被授奖章名字浮出水面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排在专家名单第一位的于敏，并不像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那样家喻户晓，却在中国核武器发展里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他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如果丧失了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以保持我们的威慑力。”于敏说。
直到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下来，他的名字才不再是绝密。名字解禁后，于敏才有机会第一次出国，走走转转。
爱好文学与京剧
长期从事氢弹研究，艰苦的工作条件再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于敏的身体一度很虚弱，走路都困难。一次热试验前，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还记得1969年1月，他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因为临时增加的车次，所以车速很慢，有站就停有车就让。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休息不好，加上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1973年，一次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至少有三十多年，于敏每天休息不足6小时，枕着古诗词入眠，是独门的催眠秘笈。“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直到如今，曾经夜夜陪伴的诗词，仍是信口拈来。
今年，于敏已经89岁高龄，除了有些轻微老年病外，每天打打太极拳，做做健身操，身体依然不错。工作少了，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是这位大物理学家最大的爱好。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如今一天至少要拿出3个小时读读喜爱的书：《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读书不在多，而要抓住精髓，不被书所累。我虽然从事的是物理研究,喜欢的却是传统文化和历史书。”隔三岔五，老先生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