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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兹游奇绝冠平生|李元洛:《绝句之旅》摘选(三)
编者按:
李元洛先生以诗论与诗评鸣世,亦以“诗文化散文”名世。其诗文化散文集《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风行多年,不断再版。今年二月,三书经校正修订,易名《唐诗天地》《宋词世界》《元曲山河》,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印行新版。《绝句之旅》《清诗之旅》,则经作者校订后,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新版印行。此二书承出版方授权本平台,共择发八篇,每周一篇,于八、九两月刊毕。读者如一读钟情,可网购全璧,握瑜怀瑾,不亦快哉!
《绝句之旅》摘选(三)
兹游奇绝冠平生
一、
二〇〇三年岁云暮矣,长沙已瑟缩在寒冬之中,但南方之南的海南岛,却仍然热烈在不肯撤退的盛夏里,我远去那里朝拜流放的苏轼,从长沙至深圳,和维樑、小婕伉俪结伴而行。喷气机在深圳机场振翅而起,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个小时后就栖定在海口市的美兰机场。唐代贤相李德裕被贬往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州,即今日之旅游胜地“三亚市”。他登上城楼,遥望不可当归的长安,曾发出过“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的长叹,而现在我远去海南,岂止朝发夕至而是即发即至。时近黄昏,西边的远山撑起的,仍是九百年前的那一轮落日,但苏轼在此间流放三载之后,早已在元符三年(1100)从琼州海峡渡海北归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那时的友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隔着九百余年时光的我们?他从海上北去,我们从空中南来,仿佛是上下交会,擦肩而过,其实已经阻隔了五湖烟水浩浩而远隔了历史烟云茫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应时膺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的友人王春煜教授之邀,前往讲学。我从湛江乘车抵达雷州半岛的徐闻,从苏轼当年渡海之处渡海。匆匆数日之中,虽然游览了海南山水包括海口市郊的苏公祠,但却未去苏轼流放之地的儋州,儋州的东坡书院。以后多年,冥冥之中似乎总听到苏轼的叹息和责问:自称文人,又已千里远来,为什么不到儋州呢?当时,我以自己既不写诗也不写散文为由来搪塞,内心却已明白铸成了失之交臂的大错。此次海南师院举办“中华散文与中华民族精神国际研讨会”,机不可再失,时不能再来。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想的是借会议之便,补上近二十年前缺席的必修功课,去儋州的山畔水湄朝拜流放的诗神。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苏轼曾这样说过。一九七九年的端午节之夜,其时设帐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余光中,一壶浓茶,一卷东坡,细味雨夜的苦涩与温馨,写下了《夜读东坡》一诗。诗中说:“九百年的雪泥,都化尽了/留下最美丽的鸿爪,令人低回。”二十四年后,余光中成了海南这次会议的主角。他一下榻黄金海景酒店,就急催会议主办方的喻大翔教授找来海南省的地图,他要清楚自己现时所处的方位,探究苏轼当年在哪里上岸,又从何处走向儋州。不久之前的九月,我和他曾在福建的“海峡诗会”重逢,这回算是小别之后的再聚。和他夜话言欢之后,我伫立在海口市颇为现代的街道上,举目四顾,入眼的是以星月为冠的大厦高楼,和心思颇为暧昧、闪烁不定的霓虹彩灯,人潮汹涌而车声喧嚣,香车宝马奔驰于市区的道路,鬓影衣香流荡在酒店与广场,时间如流水,九百年后我旧地新来,还能寻觅到苏公的一星鸿爪吗?
二、
在北宋,一代才人苏轼经历了数不尽的宦海浮沉。他本可以直挂云帆济沧海,因为他才学过人,当年及第之初,考官们以“文义灿然”议定苏轼入三等,三等即当时的“最高等”,宋代立朝以来仅有二人获此殊荣,就是吴育与苏轼。仁宗退朝后还高兴地对高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二相才(另一即指苏轼之弟苏辙)。”然而,客观上是北宋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新旧两党党争不已,愈演愈烈,最后沦落为并非政见之争而是帮派之斗,苏轼不幸身陷也深陷这一噬人的漩涡;主观上则是苏轼生性刚直不阿,崇尚独立与自由,绝不心非口是地唯唯,或是口是心非地诺诺。风不正而一帆悬,他高扬的是独立而不随波逐流的旗帜。他理性上主张改革,但反对进行改革的某些人物和某些具体措施;他感情偏向旧党,但又反对司马光等人之顽固保守,全盘否定新法。左右俱不逢源,遭受来自各方的风吹浪打,甚至蒙受小人掀起的阴风黑雨的袭击,那就是必然的性格悲剧与时代悲剧了。
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在定州(今河北定州)太守任上,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当时的皇帝是恢复神宗改革之政的哲宗,宰相是一度被逐并遭监禁的章惇。章惇与苏轼年轻时是好友,当年苏轼任陕西凤翔签判,章惇在相邻的商州做推官,他们同游盩厔(今陕西周至)南山的仙游潭。此潭下临无地,仅有独木横架于万丈深渊之上,章惇提出和苏轼过桥题壁,苏轼不愿以生命做赌注,而章惇则单身涉险,并缒绳题“章惇苏轼来游”六个大字于千仞绝壁之上。苏轼笑着对他说:“能自判(拼)命者,必能杀人也。”苏轼后来任主考官时,还曾量才录取章惇之子为状元。然而,章惇一旦掌权,便“专事报复报怨,大小之臣,无一得免”,即使对苏轼他也化友为敌。其中原因,除了政见不同之外,苏辙在元祐年间曾上奏指陈其奸恶,也使他迁怒苏轼,以为有其弟必有其兄,同时他还念念不忘仁宗当年“为子孙找到两个宰相了”之言,心存忌妒。苏轼的好友佛印和尚虽遁入空门,但却洞见世情,一针见血:“远放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于是,苏轼便以五十八岁的高龄,水陆辗转,远谪四五千里之外的蛮荒之地惠州。
苏轼一生以诗文鸣世,也为诗文所累,他在“乌台诗案”中身陷囹圄,屈打成招,差一点被死神提前召去,最终贬谪黄州。在来惠州之前,苏辙和许多好友都痛下针砭,劝他不要再作诗罹祸,他也以为“其言切实,不可不遵”,并“袖手焚笔砚”,而且表示“蔬饭藜床破衲衣,扫除习气不吟诗”。然而,苏轼天生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不吐不快的真正的诗人,而且是一位自信自己的文字不会与草木同腐的诗人,如同瀑布必然要飞泻,大江必然要奔流,花蕾必然要盛开,夜莺必然要歌唱,于是他在惠州又写了许多出色的诗词。例如下述二首,千百年来就芬芳了不知多少读者的嘴唇: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一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
诗哲泰戈尔曾经说过:“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飞鸟集》)章惇之类的小人就正是如此。他曾向哲宗上书,要求将苏轼在内的贬逐岭南之政敌通通处死,也许是碍于宋太祖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约戒律,哲宗没有同意。苏轼的上述作品传到京师,如同毒蛇猛兽一直在窥伺它心目中的猎物一样,章惇自以为抓到了把柄,狰狞地冷笑:“苏子尚尔快活耶?”据说因为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章惇便均取他们的字的偏旁,把苏轼贬到更为荒远的、由来贬谪地不见有人还的儋州,苏辙也因兄及弟,贬到广东之南的雷州。
苏轼贬儋州,时在绍圣四年(1097)四月。儋州又名昌化军、南宁军,州治在今日海南省西北部之儋州市。此地古称儋耳郡,是海南岛建于汉代的最早的两个郡之一,州治在现在的中和镇,离今天市政府所在地四十多公里。幼子苏过将妻儿留置在惠州,陪同年迈的父亲舟车劳顿,取道雷州半岛由徐闻渡琼州海峡,到海口借宿于府城的金粟庵,稍作停留,便沿西北海岸向儋州进发,正式开始了他们的天涯苦旅。他们途经又名“松林山”与“藤山”的儋耳山,桀骜不驯的山峰和路旁投闲置散不知亿万斯年的巨石,赠远来的逐客以诗句,苏轼写成《儋耳山》一诗: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俱是补天余!
二十世纪之初,诗选家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还称此诗是苏轼五绝的代表作。为了实地领略,我和春煜专程去朝觐此山。还在远处遥望,儋耳山就已经傲然兀立,以其磅礴的气势占领了半个蔚蓝的天宇。当年,它就是以这样不屈不挠而又潇洒出尘的姿态,奔入苏轼望眼的吗?及至登临绝顶,只见西北的北部湾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以浩阔的波浪与千古的涛声在下面为它捧场,而东南的蚂蟥岭呢,也以连绵的接青叠翠向它致敬。一山峙空,巨石满地,由物及人,它们该撩起万里投荒的诗人的多少感慨?春煜说: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虽然写的是山,但才华过人而长期特立独行的苏轼,潜意识中恐怕也是在象征自己吧?”
“世上之人,尤其是落难的志士,常常要从雄伟的大自然汲取生命的力量。”我说,“'君看道旁石,俱是补天余’,虽然后来有人听苏过说'石’当作'者’,但其意如一,借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传说,抒写自己经邦济世的抱负和理想无法实现的悲哀。”
如今,竟亲履九百年前苏轼登临而赋此诗的儋耳山,山上松风阵阵,仿佛仍从宋代吹来,经春煜一问,虽然西眺远处的洋浦开发区已然高楼成阵,但我一时竟然时空倒错,不知人间何世。
三、
除了春煜,一路偕行的,还有从香港前来参加散文研讨会的友人黄维樑博士。维樑不久前去过惠州苏轼贬居的故地,他说:“在惠州时苏轼的生命已是深秋,岭南虽然艰苦,但比海南还是好多了。海南的三年,苏轼的生命已进入了冬日,而且是严冬,但他却仍然像儋耳山一样傲然挺立,文情诗思像万泉河水一样浩荡奔流,真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啊!”
我们的汽车朝前奔驰,直指儋州,我的思绪却向后飞逝,远抵宋代。苏轼以前虽遭多次贬谪,但大都还是在生命的壮岁,心理与生理还有较强的抗打击的能力,而这次远放海南,却已是暮年,是“元祐”大臣中贬得最远的一人。相濡以沫的朝云不久前病逝于惠州,他已垂垂老矣,影只形单,暮色已经苍茫,生命的帷幕很快就要降落了。从前流放海南的人很少生还,章惇也是想以海南的瘴气置苏轼于死地,所以苏轼曾说:“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昌化军谢表》)而在给友人王古的信中,他也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除了老大的年龄和孑然一身的孤独,还有地理的恶劣、生活的艰苦。海南是赵官家最南的驿站,没有前途的终点,孤悬海外,远离中原这一政治文化中心。其时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没有传真,没有网络,流放于岛上等于囚禁于与世隔绝的笼中,亲朋难有一字,家书胜过万金,闭目塞听,地哑天聋,苏轼灵魂的孤寂痛苦可想而知。海南岛当时多的是海氛瘴雾,端的是恶壤穷乡,不像现在早已成了旅游的热门之地,豪阔的宾馆酒楼林立于海畔山隈,豪华的旅游巴士奔竞于高速公路,如果苏轼重来,他当会得到最高规格的贵宾接待,出则有奔驰宝马,住则有总统套间。但九百年前,他只能在日记中写道:“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在这种环境中,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他就曾从床帐中剔出一升多腐烂的白蚁。
苏轼初到贬所,就遇到了一位好人,那就是昌化军使张中。张中是武人,却崇仰苏轼这样的文士,他让苏轼暂住行衙,又修葺伦江驿作为苏轼的居所,不时馈赠酒米,并和苏过成了棋友。苏轼前后写了三首诗赠他,还作《观棋》一诗,留下了“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的苏式人生哲理之名句。然而,令人古今同慨的是,雷州长官张逢礼遇苏轼兄弟之事被人告发,章惇派湖南提举常平官董必察访岭南,张逢被迫停职反省。董必又派爪牙去儋州,张中也遭罢黜而后致死,苏轼当然也就被扫地出门,赶出官驿。苏轼从来居官清正,在杭州时他就曾捐献自己的积蓄五十两黄金,用于公共福利事业,在惠州也曾捐钱修桥。儋州三年没有薪俸,海南岛不产大米,全靠从大陆以海船运来,米珠薪桂,这位美食家不但吃不到自己发明、传于后世的“东坡肉”,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甚至到了“卖尽酒器,以供衣食”的绝境。他写了一篇杂记《学龟息法》给苏过,准备和他共行这一传闻中的绝食而生之法,不知是苦闷中的调侃,还是聊以解忧的自嘲?苏过为了改善生活,曾挖空心思以山芋作羹,富于幽默感的苏轼,为之赋诗一首,题为《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酏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
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
儋州海滨牡蛎鲜美,他曾著文幽默地说:“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欲争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食也。”以前贬惠州时,他就说过“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现在他又如此“自吹自擂”,将聊以果腹的野食比作天上人间皆无的美食,将一肩沉重的苦难化为虚无缥缈的云烟,不知京中的政敌和新贵们在弹冠相庆、饫甘餍肥之余,读后有何感想?
许多人临此绝境,真的就会要自寻短见、了此残生,或者万念俱灰而只图苟全性命于乱世了。苏轼没有轻生,没有消沉,他的力量来自他入世的信念与出世的精神,“优哉游哉,聊复尔耳”的化解苦难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艺术生命的珍重与执着。苏轼性格幽默,董必之“必”与“鳖”谐音,他就写了一篇寓言,含沙射影地称其为“鳖相公”,幽他一默;苏轼后来遇赦北归经过南昌,太守问他:传说你已从海上乘槎仙去,怎么今天还在游戏人间呢?他竟然笑而作答:我本来已魂归地府,途中碰到章惇,转念一想,还是折回阳间了。除了基于生存智慧的幽默,苏轼的个性还极为豁达,他贬海南,随身带的是陶渊明和柳宗元的文集,称为“南行二友”,他《独觉》一诗的结尾,竟然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那是十五年前贬黄州时写的《定风波》的结句,表达的是坎坷中的放达、苦难中的超脱,多年后在诗中旧语而新用,可见他对这种精神境界的看重。“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贺子由生第四孙》),他对于污浊的官场和众人趋之若鹜的官位,早已彻底看穿看透:“霜风扫瘴毒,冬日稍清美。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赠郑清叟秀才》),“死”是人生的最大考验,所谓“千古艰难唯一死”即是,而苏轼却说自己早已勘破死生,颇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意。百般打击迫害,诸多艰难困苦,又能其奈他何呢?除了以上种种,苏轼还有凡人所无的精神动力,屡见之于海南之诗,这就是他对于艺术的自觉与自信。“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这是他《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书相庆也,因用其韵赋一篇并寄诸子侄》一诗中的诗句,一朝的富贵荣华何足道哉,只有杰出的诗文不朽,这和后来西方哲人的名言“人生短促,艺术长存”,竟是中西同调。在海南的三年凄风苦雨之中,他“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总共写诗一百二十七首,词四首,各类文章一百八十二篇,还有其他著作。当时的官场政客、鬼蜮小人都早已灰飞烟灭,苏轼的诗文却历经时间的风雨而长留于天地之间,九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不是仍然在和他作灵魂的交流与对话吗?
苏轼当年被逐出官驿,幸亏有当地父老子弟帮助,在州城之南的桄榔林中结茅为屋,聊蔽风雨,他曾作《桄榔庵铭并序》,并作《新居》一诗。迁居的那天晚上,听到邻舍儿童琅琅的读书声。别人也许会无动于衷,但在苏轼这位与民休戚相通的文化人听来,竟“琅然如玉琴”,并写下《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一诗。桄榔庵坐落在现在的儋州市中和镇南郊,我们怎能不去那里进香呢?
桄榔庵,见证和陪伴了苏轼贬逐岭南的三年岁月。苏轼去后,当地的官员与士绅对旧居总是悉心维护,时予重修。原是五间茅屋,全盛时期竟有正殿五眼,讲堂五眼,头门三眼,还有照壁耳房之属。及至清代,地方上的文人官吏还于斯成立“桄榔诗社”,作对吟诗,庆贺桄榔庵的重建。民国时期,旧居改为“中和高初小学校”。然而,当我们满怀期盼之情来到桄榔庵旧址时,这里已了无当年的丝毫痕迹,茅屋数间当然早已交给几百年前的历史烟云,以后重修的屋宇校舍以及历代题咏的诸多石碑,也断送在二十世纪中叶的风风雨雨之中。这难道在应验苏轼于《桄榔庵铭》中所说的“生谓之宅,死谓之墟”吗?虽然有不少人呼吁重建桄榔庵,但许许多多高楼大厦、酒店宾馆和追赶国际潮流的娱乐场所纷纷拔地而起,遍布海角天涯,但桄榔庵的重建却仍是一纸空文,只有今人补种的几株桄榔树,枝叶迎风,喃喃自语,企图为历史做暧昧的说明。四顾苍茫,到哪里去再睹苏轼的笠影履痕,到哪里去寻觅他的往迹遗踪呢?离桄榔庵不远有苏轼为百姓开凿的水井,至今水井犹在,称“东坡井”,我们已无暇去那里凭吊了。倒是桄榔庵之侧原来有一曲莲花池,那也是苏轼当年的游息之处,桄榔庵早已失踪,而莲花池却奇迹般地留存至今,似乎是有心为苏轼旧居做地久天长的旁证。人去诗留,椰风蕉雨之中,于桄榔庵侧的莲花池畔,我听见的是苏轼永不消逝的歌吟,那是他的《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四、
苏轼被贬海南,在渡海之前,他曾倔强地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三年后北归,在渡海时他又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吾乡”的桄榔庵,我们只能凭虚怀想了,而地不在远约两里许的“东坡书院”呢?却以它的短墙深院久远历史将我们召唤。
时间虽然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但由桄榔庵至东坡书院,一路上见到的多是头裹花巾的黎族妇女,吱呀作响、悠然怀古的牛车,坐在牛背上口吹葱叶的牧童,仿佛是苏轼海南诗卷中一帧帧并未过时的插图。还在远处,一座古旧的大门便撞入我们的视野,一溜黑瓦红墙,在大门两侧如折扇一般抖开,楼台殿宇的屋脊檐角,挑起的是往昔的岁月,招呼我们的望眼。及至近前,门楣上黑底金字“东坡书院”四个大字照亮了我的眉睫,那是清代书法家张炽的手迹。门侧的一株参天大树,植于明代万历年间,至今已有四百多年,也算是饱经沧桑、见多识广了,但我问它当年苏轼的故事,它却一脸茫然,在晚风中不知喃喃说些什么。大约因为此地僻于海南的所谓“西线”,平时很少游客,门房里的值班人员无精打采,也没有或娓娓或滔滔为你指引迷津的导游。“鹿回头”啊,“度假村”啊,“海滨浴场”啊,“天涯海角”啊,还有如同新贵的新建旅游景点啊,游车如蚁,游人如织,而东坡书院却冷冷清清,悄无人迹。然而,正是这种空旷与寂寥,正好让我俯首皈心,静静地将这座千年庭院的庄严肃穆一一领略。
东书院现在共有三进,除了左右两侧宽阔的庭院,还有载酒亭、载酒堂、迎宾堂、书画廊及陈列馆大殿等主要建筑。载酒堂,取《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是苏轼在儋州讲学和以文相会的场所。《琼台纪实史》记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海南岛其时仍火种刀耕、文化极其落后,苏轼当年虽是戴罪之身,但热心教育。他设帐讲学,岛内外学子纷纷前来从学,儋州就有黎子云兄弟、符林、王霄等人,外地有琼州的姜唐佐、湖州的吴子野、江苏的葛延之等辈。苏轼后来离开儋州时,姜唐佐向他求诗,苏轼在他的扇上题诗两句,并劝勉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渡海之后,苏轼还托人赠以自用的端砚。那两句诗是:
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三年之后,当姜唐佐破天荒地成为海南前无古人的举人时,苏轼早已病逝于江苏常州。与他手足情深的苏辙继承乃兄的遗愿,为姜唐佐足成此诗:
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我曾教书多年,新加坡与会的许福吉是作家也是教授,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我们在“载酒堂”内流连,在塑有苏轼、苏过和黎子云像的大殿瞻仰,福吉不禁口中念念有词:“苏轼在海南最大的贡献,就是重视教育,作育人才。他最早在这里实施了'希望工程’啊!”
“'希望工程’这一流行语,你倒是说得真妙。”我笑着对福吉说,“妙在今为古用,又是出口转内销。”
苏轼当年有一次外出,归途遇雨,只好向黎民借用斗笠和木屐,明人唐伯虎就据此画了《东坡笠屐图》。在东坡书院的展览馆前,四时不谢的鲜花和冬夏常青的绿树,将苏轼的铜像簇拥其中。他立于汉白玉座墩之上,头戴竹笠,足登木屐,大袖宽袍,手持书卷,霜髯仍在宋代的风中飘拂,双目凝视的仍是九百年前的风云。他的《纵笔三首》之一曾经写道:
寂寞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三年前,他就是因为那首“白头萧散满霜风”的《纵笔》而得罪当道南迁海南,他在海南竟然仍用同一题目、同一诗句,这既是语妙天下的自嘲,也是一身傲骨、绝不同流合污的他讽。我们在苏轼的铜像前久久伫立,并合影留念。我不由想到他北归后途经仪真(今江苏仪征)金山寺,北宋名画家李公麟为他画的肖像还悬置其中,此画也许曾一直留传到清代吧,诗人翁方纲就曾在朱野云临摹的画像上题款。苏轼当时对像自鉴回首生平,写下了他晚年的力作《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前两句比喻,后两句直叙。“平生功业”竟是一生中三个重要的贬逐之地,这真是说一生的功业呢,还是平生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沉痛反讽?这仅仅是苏轼一生的写照呢,还是从古到今许多有志无命之士的悲剧命运的概括?苏公已渺不可寻,我只好抬头去问鲜花丛中的铜像,开口是银,沉默是金,铜像默默不语,兀自在夕阳西下中抵挡薄暮的风寒。
“光中先生因故提前返回台湾,许多文朋诗友也远在天涯。”维樑仰望铜像,不忍离去,他说:“他们未能在东坡书院与文豪'神聚’,听他讲学论文,并慰他暮年的寂寞,真是遗憾!”
“是啊!可惜光中兄未能来此一游,不然他又会有一篇大块文章。但他说将来还要再来,我只好回去先作一文,算是抛砖引玉。”我笑言道。
暮色不知何时已悄然掩至,开始从四面八方向东坡书院合围。我们当晚还要赶回三百里路之外的海口市,只好匆匆来去了。多少遗踪还来不及探寻,多少疑惑还来不及询问。桄榔庵和东坡书院后面有一条清清的江水,苏轼写于海南的《汲江煎茶》,有名句为“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就是它赠与的灵感。这条清清江水啊,也是苏轼三年流放生涯的伴侣与见证,只恨我儋州来去匆匆,来去匆匆,竟然未及近前打听它熟知的苏轼的往事,无奈那乡间公路上车尘滚滚,车尘滚滚,我甚至未及从窗口一询它的姓名。
李元洛:当代诗论家、散文家、学者、研究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多所大学兼职、客座、名誉教授,中华诗学研究会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出版《诗美学》《诗国神游一一古典诗词现代读本》《唐诗天地》《宋词世界》《元曲山河》(“诗文化散文三部曲"全新修订本)等诗学著作与诗文化散文著作约三十种。 编辑/章雪芳  审核/小楼听雨  校对/冯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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