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浩文书在经过起草、颁行等一系列的流程后，被整理收录到总集或个人文集 中保留下来，完成其运作系统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唐人文集收录制诰文书的不同情 况，体现出了制诘文书作者或编集者在整理和收录制诰文集时的不同意识。文集作 者或编集者的意识差别，是在考察制诰的收录和分类时值得注意和探讨的问题。文 集收录和分类，同时受到相关政令的规定和文书制作者个人意志两方面的影响。
宋 代继承并发展了唐代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分掌“外制”与“内制”的草诏制度，在 制诰文书收录的文献分类标准上也受到唐人分类意识的影响。有宋一朝，对唐代制 诰收录、保存的具体情况，以及对唐代制诰分类意识的发展及延续等相关问题，都 将在本文之中细细体察。
从“君有之”到“臣专之”：唐人文集的制诰收录
制诰文书所下发颁行后，原本具有政治效力的制诰文书进入最后一个步骤一一 编集整理。代表皇帝意旨的制诰文书，作为公文显然有官方的保留方式。除了具体的执行部门有专门保留制敕文书库外， 中书省及门下省也有制敕甲库专门存留文书的底本。
虽然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是以皇帝的名义起草制诰文书，实际上是文书制作者 个人的创作。唐代前期的制诰文书中，除小部分是由皇帝本人亲自起草的政令，余 下部分极少见有作者出处。太宗时期，留有起草者姓名的仅李义府与许敬宗各一篇， 此后显庆、龙朔年间上官仪，以及神功、圣历年间李桥均有其起草的数篇制文得见。 但大量制诰文开始有作者出处，是从中宗景龙三年苏颞开始的由苏颞开始出现 大量制诰文书作者署名的情况，与玄宗命苏颞将其所起草的政令文书结集别录有必 然的联系。
从宋代编集的总集对二人制浩收录的情况不难看出，苏颞制浩的结集别录在当 时具有特殊性。否则难以解释同一时期均以文声盛名的苏颞和张说，在制诰留存上 有如此大的差异。
正是因为玄宗准许苏颞将制诰署名收录，唐以后宋人编集的总集 中才能看到苏颞所起草的制诰文书。作为唐中后期制诘文收录结集的先例，苏颞以 后制诰才开始大量有作者署名。文书起草者的身份得见天日，能够将其所起草的制 诘文书与政务运行中发布的具体政令对应起来。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苏颐制诰的结集别录，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制诘 收入起草者的个人文集中。从史料记载推测苏颞文集的三十卷，应该是不包括其结 集别录的四十卷制诰文在内的，也说明当时还不能将制浩直接作为个人文集的一部 分流传。苏颞之后，唐代中后期的起草者将制诰专录别集的情况也常有出现。这 些制诘文从单集别录到能够作为个人文集中的一部分保留下来，实际上是经历了一 个过程。制诰单集的出现可以说明文书起草者的身份得以表明，但将其收录到个人 文集中的意义则大不相同。
个人文集中的制诘，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脱离了王言，作 为起草者个人的文学创作留存下来。制诰集收录编集情况的变化，既反映出制诘的 文集收录在唐代的发展过程，又是制诘文书起草者身份地位提高的一种侧面证明。 这种身份地位的提高，不仅是指起草者在行政中枢中发挥作用的变化，还包括了时 人对制浩起草者社会地位的认同。
个人制诰集的作者大多有中书舍人、翰林 学士或他官知制诰二者及以上的历官经历，也有少数只任过其中一职的情况。但 从史料记载制诰集的卷数上推断，其作者任职间所起草制诘文书的篇目较多，故也 能集结成集。
从个人制诰专集这一部分的情况来看，唐 代中后期个人制浩专集的录著实现了从无到有、逐渐增多的转变。相较于唐代出现的个人制诰专集，唐代制诘总集的编集时间及收录内容则显得 稍为复杂。不像个人制诰专集的制浩一样有明确的作者和编集时段，其收录整理的 标准也各有不同。
唐代制诰总集成集的时间跨度也较大，《玉堂遗范》、《东出壁言》及《咸通后麻制》等均为五代时期整理 结集而成。由此也可看出唐及唐以后，制诰文书受到重视，对制诘文书的整理辑录 工作一直到宋代都没有停止过。从史料的记载中能够发现，在宋代时，己经产生同 一制集卷数或书名不同的情况。部分唐代制集的内容早已失佚，故不能得知其真实 面貌。但显然在宋代时，唐代制诰总集就己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出现不同的版 本或者存在内容缺失的情况。
总体而言，不论是唐代的个人制诰专集还是制诘总集，在唐中期及以后出现的 数目都有明显增加。特别是在苏颞以后，唐代个人制诰专集增加的情况尤为显著。 这固然与制诘署名先河的开启，以及私人结集政策的放松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唐代 中后期，文书起草者地位提高、制诰文逐渐被文人士子重视这些变化，对个人制诰 专集的增多也产生了影响。
制诰总集在唐代前期也有出现，但更多的是作为官方文 书的范例，或者公文被保管在甲库之中。唐代中后期文人士子开始重视制诘的另一 个表现是，一部分文人将其起草的制诘放入个人的文总集之中。元稹《元氏长庆集》 与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中制诰的收录，就反映了出现在唐人文集中的这一情况。 制诰在唐代文人总集中是怎样被收录的，制诰的起草者又是秉承着什么样的分类标 准来进行整理和收录，这些问题需要继续探究。
从唐到宋制诰集录的变化
随着中唐以后制诰专集与收录制诰个人文集的增多，文集中开始出现不同的制 诰收录、分类情况。这些收录和分类的标准，直接代表了文集作者或编者对于制诰 文分类的个人认识。前文提及长庆年间白居易、元稹及李德裕的个人文集收录分类 的差异，就是唐代文集的制诰集录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表现。以《白氏长庆集》为代 表的一部分文集的分类标准，因其符合唐代以后草制发展的轨迹，且能够有效的规 避掉分类时难以处理的特殊情况，为唐以后所沿用。
在此基础上，宋代延续了唐代 制诰的分类意识的发展。并且在草诏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符合其发展轨迹的文 集分类标准，最终对宋人文集制诰的收录与分类产生影响。
如前所述，唐代制诘集的结集经历了唐初制诰总集的出现、中唐以后个人制诰 专集增多，再到个人文集中开始收录制文这几个发展阶段。文集收录情况的演变， 是伴随着草诏制度的变化过程不断发生的。
与之相应，最终呈现在制诰的分类的具 体情况，能够体现出唐人对于制诘文本身的理解和认识程度，同时也能显示出唐人对于制诰意识的发展脉络。唐代个人文集中制诰文体演变与制诰分类的创新，几乎 是在同一时期由同一批人进行尝试和改变。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唐人对制诘 文体的认识与制诘集录的发展。
对唐代文集制诘文体的演变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无疑是元稹与白居易。二人尝 试将中书制诰旧体转变为新体，实际运用到制诰文书的起草之中，并且在集录时区 分标明。但事实上，在唐代文体、文风革新的背景下，对于制诰文体调整和改变的 尝试从元白二人以前就己经开始了。
在制诰文体调整和改变的同时，也推动了唐代 制诰的结集别录。元白二人对唐代制诘文体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制诰言辞浮夸、并且 拘泥于形式的现状。元白中书制诰文体的改良实践，也受到中唐士人主张复古、文风文体由骈入散 转变趋势的影响。
不论是宋初的文总集《文苑英华》、唐代诏令总集《唐大诏令集》，还是宋人文 集与制诰专集，其在收录与分类上或多或少都保留了唐人制诰分类意识的掠影。宋 人在继承唐代草诏制度的同时，在总集中保留了唐代的制诘，并且延续唐人对制诰 的整理分类意识。宋代由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草拟后下发颁行的政令文书，也被有 计划、有意识地留存起来，逐步进行整理和分类。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代背景下 中枢机构的调整、政治权力的演变和消长，都对最终呈现在各类文集中制诰的分类 状况产生了影响。文书的起草者与文集的编集者在制诰文书的动态运行中，一前一 后发挥了重要作用，联结起制诰从产生、运行到编集的运转。
结语
宋代制诘总集、个人文集与制诘专集的编集，在继承唐代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 分掌草诏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唐人对制诰文本的集录意识。《文苑英华》 在收录制诰时，采用中书制诘与翰林制诏的分类，呈现出宋初文总集对唐代制诰文 的整理和收录实态。《文苑英华》制诰的分类，既受到萧统《文选》文体、题材分 类的影响，又有唐宋中枢草诏制度发展影响的痕迹渗透其中，还兼采了唐人在个人 文集在制浩分类上的创新。
《唐大诏令集》的分类，则是宋人在唐人文集分类影响 下，吸取了此前编集唐代制诰总集的经验，在《文苑英华》分类基础上做出的调整。 宋代个人文集及专集对内、外制的收录情况，进一步说明了唐代以后，宋人对中书 舍人与翰林学士分掌草诏制度的认识和理解逐步深入。制诰文本的收录意识，伴随 着唐宋时期草诏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不断发展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