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画坛，以卖画为生的画家不在少数。可能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齐白石，老爷子一不留神，居然还卖出了个画界首富。而本文提到的这位名家，其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影响力绝不亚于白石老人。
徐悲鸿画《任伯年像》
他不曾应举出仕，而是个以卖画为自由职业者的民间画家。他出身草根，漂泊半世，以一只画笔，绘就古今。虽英年早逝，却书写了一段画坛的商业传奇。
徐悲鸿评价他是：“继仇十洲（仇英）后中国画家第一人”。他就是与吴昌硕、蒲华、虚谷齐名的，“清末海派四杰”之一的：任伯年。
任伯年出生于浙江萧山农村，父亲任声鹤是当地的米商，同时也是个出色的民间画像师。任伯年少时受家庭的熏染，自幼善画，受民间版画影响深刻。任伯年十岁时，父亲开始传授他写真技巧，但作画的出发点不是附庸风雅，不是陶冶情操，而是谋生之术。
15岁时，父亲任声鹤死于太平军战乱，任伯年从此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卖画生涯。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穷孩子，想靠摆摊卖画为生，其难度可想而知。任伯年整日都为了填饱肚皮而发愁。
有一次，任伯年看到两个人为争一幅名画家任渭长（任熊）的画而吵得面红耳赤，非常感慨，心想，为了能活下去，何不借用一下任渭长的大名呢！于是，他就把自己画的扇面都假落“任渭长”的名字。果然，地摊上的生意一天天地好起来。
一日，一位长者路过任伯年的画摊，看着地摊上的扇面不禁称奇，遂问任伯年此扇为何人所作？
开始任伯年只以“任渭长画的”作答，随着来人的不断追问，任伯年有些气恼，反问来人为谁？何必多管闲事？
长者觉得这孩子倒也可爱，就笑着说：“我就是任渭长。”任伯年一听，羞愧得无地自容，正打算丢下地摊逃走，任渭长一把拉住了他，和气地问道：“你为什么要冒名顶替呢？”
任伯年羞愧之下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任渭长十分同情任伯年的处境，再看他的画已有几分基础，就当场表示愿意收他为徒。 就这样，任伯年因祸得福，拜任渭长为师，从此画艺突飞猛进，不到壮年，他的画已名扬江南了。
1868年，在宁波、杭州、苏州等地辗转之后，29岁的任伯年来到上海，他在同为画家的胡公寿的引荐下，在古香室签店画扇面谋生。任伯年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生活也非常闲苦，但却一刻也没有忘记从事基本功练习，他日日不忘临摹写生，天天都是厚厚的一摞纸，外出时也不忘带上画速写的折子。
来到上海三年，任伯年画了大量的折扇、团扇等。他的名字开始被广东商人熟知，粤商走南闯北，任伯年的名字也跟着在几个南方重镇渐红。
胡公寿还把他引荐给银行家陶浚宣、大商人童敬夫、九华堂老板黄锦裳等商界人物，任伯年逐渐确立了在上海画坛的地位。那时，他的一幅扇面已可卖到两百铜钱，且购者络绎不绝。
当时的上海经济繁荣，一跃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渐渐也成为文化重镇。任渭长、任熏、赵之谦、胡公寿、虚谷等画家济济一堂，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大的画派——海上画派，而任伯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那时的任伯年还不到40岁，就已跻身海派画家的行列，且颇具人气，成为当时海上画派画家中润格最高的，每尺约3元大洋，而二流、三流书画家的润格仅几角到1元。
名气带动销量，不少求画者常常堵在他家门口。尽管在上海已非常有名气，任伯年却和他的父亲一样低调，从不像其他文人那样做寿、修谱，或是请人作传，面对前来索画的客商也时常有些不知所措。
自己不善交涉，可却有一位“贤内助”。任伯年家分为上下两层，楼上专供其绘画创作，妻子在楼下应付前来索画的客商。
据说任伯年的妻子刻薄吝啬，视财如命，常常接受大量的订单。任伯年有时候一天不得不画十几幅，甚至几十幅。巨大的工作量使他常常体力不支，只好靠抽鸦片提神，劳累时便躺下过过瘾，心满意足后才起身作画。
1896年，56岁的任伯年终因过度劳累及吸食鸦片病逝于上海。更令人唏嘘的是，他临终前，一生的积蓄被亲戚骗走，身后家里经济十分拮据。
长子任堇叔亦能作山水画，但其才学与父亲相差甚远。幸好，女儿任霞继承衣钵，常常模仿父亲笔触作画，并冒署父名，所以任伯年死后，他的赝品充斥于市。
任伯年可称得上是一位全能型画家。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等无一不通。其中，他的人物画最为后世所称道。任伯年的人物肖像画传神至极，除了受他父亲的启蒙影响外，主要得益于他对生活的捕捉和巧妙应用。
作为一位靠卖画谋生的民间画师，他的绘画题材丰富，而且具有很强的通俗性，从神话传说人物到村野世俗人物，无一不是市民阶层所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
更为难得是，任伯年并不是像史上大多民间画师那样，一味的逢迎市场需要，作品流于粗俗。恰恰相反，他非常善于学习、参悟、类比，对民间绘画、西洋水彩、西方素描等各种技法，一视同仁、各取所长。
在作品的文化性，艺术性及普及性上，找到了一条雅俗共赏的新路，单从这一点来看，大师的称号真真是当之无愧的。
对于国画爱好者来说，任伯年的画是很好的学习范本，无论是花鸟还是人物，无论是没骨还是白描，我们都能从中获取很多滋养，这不失为快速了解国画艺术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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