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殷墟甲骨文被学者认识，重见天日，
这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然而，自殷墟甲骨被发现之日起，便厄运不断，
陆续被大量盗卖国外，
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段痛史。
河南安阳小屯村，史称“殷墟”，为商代晚期都城，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共经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殷商时代，神事活动盛行，凡祭祀、征伐、田渔、出入、年成、风雨、疾病等，常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并在其上记刻占卜时日、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和占卜应验等。这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卜辞”或“契文”，是研究商代社会历史的第一手重要资料。甲骨卜辞是中国最早的文献记录，甲骨文是世界三大古文字之一，与古代西亚楔形文字、腓尼基字母文字齐名。因此，刻有卜辞的殷墟甲骨，其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无比珍贵，和敦煌遗书、流沙坠简一样，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周灭商纣，殷墟荒废，那些带有卜辞的甲骨作为“国家档案”便被“史官”隐埋地下，一埋就是3000多年。100年前（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年，即1899年）,殷墟甲骨文被学者认识，重见天日，这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自殷墟甲骨被发现之日起，便厄运不断，陆续被大量盗卖国外，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段痛史。传说1899年，北京城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患疟疾而服中药，其中有一味药叫“龙骨”。所谓龙骨，是埋藏在地下的古代动物的骨头，中医认为，用来作药有涩精补肾之功。王氏家人从宣武门外菜市口中药铺达仁堂买来龙骨，王懿荣打开审视，发现其上有刻划极细类似篆体的文字。王懿荣原是金石学家，素有考古癖好，尤善于辨认钟鼎铭文，隐约感觉可能是上古文字。他马上派人到那家药铺，问明来历，选了一些文字较清楚的，全部买下。这个传说流传颇广，并一再被某些著作当作信史引用。但据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在清朝光绪年间并无“达仁堂”中药铺。而且，中药铺的龙骨从来都是先捣碎后再包装出售，从捣碎的龙骨上一般不太可能发现甲骨文。另据资料记载，当年不知何种原因，药铺收购甲骨时，不要有字的，因此需用铲将字迹刮去才能卖出。1911年，罗振玉曾指派其弟罗振常赴安阳调查，他在《洹洛访古记》中说：“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始也。谓某年某姓犁田，忽有数骨片随土翻起，视之上有刻画，且有作殷色者（即涂朱者）……土人因目之为龙骨……且古骨研末，又愈刀创，故药铺购之，一斤才得数钱。骨之坚者，或又以刻物。乡人农暇，随地发掘，所得甚伙，捡大者售之。购者或不取刻文，则以铲削之而售。其小块及字多不易去者，悉以填枯井。”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其《甲骨研究》一书中也写道：“当时小屯人以为字不是刻上的，是天然长成的。并说：有字的不好卖，刮去字迹药店才要。”由以上文字记载我们可以得到三点信息：一，甲骨的出土在1911年的30余年前即始，早于1899年之说；二，当时的药铺不收购有字的甲骨，须铲除后方可售；三，甲骨是被捣碎后作为药用。综上所述，可见王懿荣由于生病服用中药龙骨，由此发现甲骨文只是传闻，并不可信。去除传说的臆造成分，笔者认为，王懿荣大约在1899年首先发现了甲骨文，并确定是商代的文字，尔后开始大力收购有字甲骨，这种说法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王懿荣，字濂生，山东福山人。光绪朝进士，晚清历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等职。初为训话金石之学，继考诸经异同，补正注疏，学问名满京城。王氏一生好古成癖，凡古籍、书画、三代以来铜器无不精心鉴藏。王懿荣自从1899年发现了甲骨的研究价值之后，便高价广为收购，一时古董商趋之若骛，登门求售以获善价。1899年秋，山东潍县的古董商范维卿听说此事，便将从安阳得到的12块甲骨，以每块2两银子的价格全部卖给王懿荣。庚子年（1900年）春，范维卿又将800余块甲骨全部卖给了王懿荣。其中有一片十分珍贵的全龟甲，龟甲的上半部共刻有52个字，王懿荣若获至宝，十分珍视。山东潍县的另一个古董商赵执斋，也曾携来有字甲骨数百片，悉数卖给王懿荣，在不到一年间，王竟已收得甲骨达1500余片。后来，刘鹗在《铁云藏龟》自序中记述此事经过时说：“龟板已亥岁出土在河南汤阴（注：应为安阳。当时古董商为混淆视听，图谋利益，故意把甲骨出土地安阳说成汤阴）。属之古庸里城，传闻土人见地坟起掘之，得骨片，与泥粘结成团，浸水中或数日，或月余，始渐离晰，然后置盆盎以水荡涤之，约两三月，文字方得毕现。”又记：“既出土后，为山左贾所得，咸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正当王懿荣出重价收购有字甲骨，准备着手深入研究的时候，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1900年发生了“八国联军”侵攻北京的事件，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八国联军”入京后，作为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坐阵拒敌，但终因寡不敌众遭致失败。他写下绝命书，在自家花园里投井以身殉国。他没有等到殷墟发现，甲骨重见天日的那一天。王懿荣死后，清王朝赠其谥号“文敏”。王懿荣不仅第一个发现了甲骨文，而且也是他第一个将其时代断为商代。王懿荣对甲骨文最初的判断，被后来的研究证实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国文字史由此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甲骨文的发现将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结合，从而把中国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王懿荣身后虽然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甲骨文的著述，但从最初发现这一点上来说，王懿荣在甲骨学史上功不可没。王懿荣殉难后，约在光绪壬寅年（1902年）初，其子王翰甫出售家藏古物时，这些甲骨（约千余块）转归刘鹗所有。刘鹗，字铁云，号老残，别署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曾经捐官治河，因治理黄河有功而声誉鹊起。人们大多只知道他写过《老残游记》，以文名世，实际上他对金石考古颇有兴趣，曾投于金石大家吴大澂门下。在他得到甲骨以后，可惜吴大澂已经去世，无法与之切磋，使刘鹗不无遗憾。刘鹗在购得王懿荣旧藏千余片甲骨后，兴趣大增，还和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来往，也得到不少甲骨。古董商赵执斋受刘氏委托，曾“奔走齐鲁赵魏之地，凡一年，前后收得3000余片”。另有友人鉴藏家方若（即方药雨）见刘鹗这样热心收求甲骨，便把自己从范维卿处购得的甲骨300多片，也转让给刘氏。刘鹗又派他的第三个儿子大绅亲往河南搜罗，计得甲骨千余片。在短短一年多一点时间内，前后加起来总共已逾5000片。刘鹗自称：“己亥一坑所出，虽不敢云尽在于此，其遗亦仅矣。”（刘鹗《铁云藏龟》序，1903年抱残守缺斋石印本）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即公元1903年，亦是《老残游记》发表的同一年，在晚清著名金石家罗振玉的怂恿下，刘鹗将所藏甲骨选拓1058片，编为《铁云藏龟》一书行世。这是甲骨文第一次著录成为专书，被公认为是甲骨学开山之作。罗振玉和著名学者吴昌绶为之作序，吴昌绶在序中说：“铁云先生获古龟甲刻逾5000片，精择千品，篡为一编，以印本见响。昔之称古文字者，彝鼎之外，帛币鉥印而已。至如潍县陈编修（注：清末金石鉴藏家陈介祺）之陶器，海丰吴阁学（注：清末金石鉴藏家吴式芬）之泥封，皆出自近50年，其数并累至千百，所谓今人眼福突过前贤也。乃兹龟甲古文，又别辟一蹊迳，埋蕴既久，地不爱宝，一旦披豁呈露，以供好古嗜奇者探索，文敏(王懿荣字)导其前马，先生(指刘鹗)备其大观。”确实，《铁云藏龟》开创一代新学之著，在甲骨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鹗本人由于在庚子之乱中，将仓粮贩出，低价散给北京市民，事后引来杀身之祸，最终被流放新疆，于1909年客死乌鲁木齐。其所收藏甲骨，亦随之流散。刘鹗身后罗振玉从刘鹗赠送他的未曾著录过的甲骨中精选数十板，1915年影印成《铁云藏龟之余》一书。又有刘鹗同乡叶玉森，得其所遗甲骨1300板，从中精选240板，1925年影印出版《铁云藏龟拾遗》。其他刘鹗旧藏散出者，就所知大约有前中央大学收藏277片、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509片。此外，另有741片卖给上海英籍犹太富翁哈同夫人罗氏，还有一部分则辗转流至东京归日本人所有。与刘鹗同时搜购甲骨的还有天津的王襄、孟定生和北京的端方。王、孟二氏于当年购得甲骨五六百片，后来王襄于京津两地陆续购得4000余片，其中有1125片著录在他的《簠室殷契征文》中。端方为清朝封疆大吏，官至总督，平生颇嗜收藏。光绪甲辰年（1904年）,范维卿又搜集到1000片甲骨，到长沙出售，卖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端极喜，每字酬银二两五钱”。由于端方声名显赫，因此曾有人（董作宾）误认为端方是收藏甲骨的第一人。继刘鹗之后，在甲骨收藏和研究更上一层楼者为罗振玉。罗振玉，浙江上虞人，字叔蕴，号雪堂。与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并称甲骨文史上的“四堂”先生。罗振玉早年曾在刘鹗家任过家塾先生，自从在刘鹗那里接触甲骨后，罗振玉也开始着手收购。在罗振玉之前，无论是王懿荣、刘鹗，还是其他收藏家，并不知道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商人唯利是图，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是来自汤阴。因此终刘鹗一生，一直相信甲骨是在汤阴出土的。这种谬误甚至传到日本，日本一批最早的甲骨文研究者，也相信甲骨是汤阴的出土物。罗振玉与众不同，1906年，当他移官北京后，花了很大力量进行考证，并使用种种手段不断地向范维卿、赵执斋等打听甲骨的来历，结果考知甲骨文出自河南安阳小屯村。安阳为殷代后期首都所在地。罗振玉欣喜不已，不仅在北京，而且派弟罗振常和小舅范兆昌专程前往安阳直接收购甲骨。1916年，罗振玉还亲自赴安阳小屯村一带作过调查。由于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加之搜罗不遗余力，他不仅所获数量巨大，而且还获得很多精品，如闻名中外学术界的《殷虚书契菁华》一书中的数块大甲骨，就是他派人从安阳小屯购得的。不久之后，罗氏便精选所藏甲骨，连续刊印了好几种甲骨文专著，先后于1912年至1933年间，编成《殷虚书契》前编、后编、续编十六卷，收录甲骨5344片。1914年编成的《殷虚书契菁华》，则收录甲骨68片。这些著述为甲骨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至今仍不失为研究甲骨学和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可以说，罗振玉是甲骨学最早的权威。从1899年至1928年这30年中，各家搜集甲骨情形约略为：王懿荣所得约1500片，孟定生、王襄所得约4500片，刘鹗所得约5000片，罗振玉所得约30000片，其他各家所得约4000片。正当国内学者们致力于搜求和研究甲骨时，欧美和日本一些国家的传教士、学者也对这种珍贵的甲骨文历史资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伴随而来的是盗卖和掠夺。库寿龄（Samuel.Couling)最早收藏甲骨的外国人最早搜掠盗卖我国甲骨文的外国人，是当时英国浸礼会驻青州传教士库寿龄（Samuel.Couling)和美国长老会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敛（F.H.Chal-fant)。库寿龄为苏格兰爱丁堡人，1884年来到中国，1887年至1908年，曾在山东青州任一男子中学校长。1900年山东肥城发生义和拳群众杀死英籍牧师柏鲁克一案，英使馆派上海副领事甘伯乐到山东观审，当时库寿龄即充当甘伯乐的秘书。他在1900年首次购得甲骨，距甲骨文被发现认识不过一年，是最早收藏甲骨的外国人。美国长老会19世纪末便在山东潍县设立了教会，方法敛于1888年被派到潍县来传道，义和拳运动发生时，曾一度离开潍县，大约在1901年才回来。当时，由于京津一带仍纷乱不断，山东潍县遂成为国内最大的古董市场，安阳出土的大批甲骨也开始出现在潍县市场上。于是，方法敛开始收购甲骨，但毕竟个人财力有限，买不了市场上所能供给的甲骨，因此他便和库寿龄一起合伙共同收买。他们先后在1903年、1904年、1906年收购了几批甲骨文，例如潍县古董商范维卿和李茹宾拥有不少甲骨，由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影响，他们带着这些甲骨回到故乡山东潍县，后来大部分卖给库、方两人。1904年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朱坤，掘得甲骨数车，被古董商转卖到山东后，也被库、方两人所收购。起初二人合购，后又各自分开。二人亦进行倒卖，从中获利，曾把收购的400多片甲骨，转卖给上海英国人创办的亚洲学会博物院。1906年以后，库寿龄、方法敛将所获甲骨陆续贩运国外，转卖或“捐赠”给博物馆和一些私人收藏家。通过他俩之手而外流的甲骨，不下于4000片。库寿龄在1914年出版的《河南所出的卜骨》一书中说：“买好了第一批甲骨以后，从河南来的继续不断，我们尽量收买。市价越来越涨，收买不起。第一批联合收藏，就是我们以为最末后所能得，让与（美国）皮磁堡喀内各博物院。但后来又得一批，卖与爱丁堡皇家苏格兰博物院。最好的第三批，其中有些最佳的标本，也有一枝雕刻很美的鹿角，先为我二人联合收藏，后归我个人研究。1911年，卖与不列颠博物院。”（转引自明义士《甲骨研究》第三章12-13页，齐鲁书社1996年）就目前掌握的资料，库、方二氏甲骨的流向大致保持80多年前的状况，仍分归英、美四个博物馆，即大英博物馆、爱丁堡苏格兰皇家博物院和美国匹茨堡卡内基博物院、芝加哥飞尔德博物院。其中最大的二宗是库寿龄1909年转卖给苏格兰皇家博物院的1777片和1911年转卖给大英博物馆的484片甲骨；1973年大英图书馆从大英博物馆中分出，甲骨划归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只保存了《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89号有伪刻文字的雕花鹿角一件，至今仍陈列于大英博物馆的展厅内。大英博物馆另收藏有甲骨150片，与库、方二氏无关，其来源不一，流传情况亦不明，仅知入藏日期从1909-1952年均有，但资料尚未公开发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也是收藏甲骨的主要机构之一，共计850片。其藏品主要来源于金璋（Lianel Charles Hopkins),金璋曾是英国外交官，1874年来中国，担任见习翻译。1895年在上海任副领事，1897年在曲阜任总领事，1901年在天津任总领事。庚子以后，英国教会在天津设立一个学校，名为“新学书院”（英文名为中英书院）。王懿荣的儿子在这个学校里读书，送给了学校一批家藏古物，其中有小屯出土的甲骨25件。学校当局不知甲骨为何物，乃请当时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金璋予以研究。金璋对这批甲骨文字进行了研究，从此对甲骨发生兴趣。后来听说方法敛将出版《中国原始文字考》一书，便开始和他通信，并委托他代为搜购甲骨。因此，金璋的甲骨大部分是由方法敛在潍县购得，再转卖给他的。金璋旧藏甲骨约850片，50年代经研究整理后，去伪存真选出600余片。此外，剑桥大学图书馆还收藏有英国古文物专家叶兹（W.Percevol Yetts)转赠的甲骨50件，系1913年叶兹在北京从端方的家藏中购得，这50件甲骨最初应该是《铁云藏龟》的一部分。上述英国所藏的三批甲骨，以爱丁堡皇家苏格兰博物院数量最多，其收藏的一版武丁时龟腹甲，是欧洲所藏最完好的腹甲。原藏大英博物现归大英图书馆的一批甲骨片最大。原金璋旧藏现归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一批内容最精。1914年方法敛去世，美国纽约大学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教授据其遗稿整理，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从中可以了解库、方二氏在我国搜购所获甲骨的情况。其后，在1908年和1911年前后，还有德国人威尔茨将所得甲骨转卖给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院；卫礼贤将所得甲骨转卖给瑞士巴骚民族陈列馆等。日本人劫掠的甲骨更多，据统计，流失于日本的中国甲骨总数在12000片以上，在上一章节中已有详述，此处不再重复。在西方传教士中，加拿大人明义士（JamesMel-lon Menzies)是搜购甲骨最多的，据他1917年所著《殷墟卜辞》（摹本、上海别发洋行1917年出版）一书的序言中自称，他所藏甲骨达50000片之多。明义士于1905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原本学习土木工程学，后改学神学并获得学士学位，这使他取得了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机会。1910年，25岁的明义士接受加拿大长老会委任的牧师职务，被派往中国传教。到中国后学习了三年汉语，随后被派往豫北传教，驻河南彰德府，先在河南武安，后在安阳。他利用地利之便，搜集到大量的甲骨、铜器及陶器等中国古代文物。据其子明明德回忆：“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但我清楚地记得好多次跟着父亲来到甲骨出土地小屯村。古董商有时也来到我家，他们知道我父亲对古物和古物出土地点感兴趣。”(明义士《甲骨研究》序二6页，齐鲁书社1996年）明义士经常骑一匹马，在安阳洹河南岸走南窜北，搜购甲骨及其他中国文物。他是第一个得知殷墟所在的外国人，他在《殷虚卜辞》一书的序言中叙述经过时说：甲寅（1914年）岁孟春，著者乘白马游河南省彰德府城北洹水南岸。田已耕，备种棉，农人积破陶碎石于田边，上古陶片之多，引起乘马者莫大注意。跟随陶片且行且视，至河湾，古陶片绝踪。或年代久远冲刷河中，或为沙土埋没。低沙岸上柳芽初发，赤体儿童臂篮漫游，摘嫩叶为茶。见外国人围集予侧，观予审视井旁決中陶片。一童问予曰：“你做什么？”予曰：“看破陶片。”再问：“看它做甚么？”予曰：“我喜欢它。”又问：“你喜欢看骨头不喜欢？”予曰：“看是甚么骨头！”童曰：“我能领你看有字的龙骨。”予闻此言，立告以对此很有兴味。我们同行，绕过河湾，至一不毛沙墟，西坡凹处满布白粉碎骨。是即殷墟，商朝京都。从此以后，明义士陆续搜求获得大量甲骨。如在他所著的《甲骨研究》中记录：“1924(甲子、民国十三年）,余有疾一月，才好了；有小屯人打墙，发现一坑甲骨，为余所得，其中有大的。1927、1928两年间拓本成，即《殷虚卜辞后编》。”由此可见，他利用地利之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较短时间获得大批甲骨，超越其他所有外国搜购者。其所获数量之巨无有与之比肩者，据后来统计，其自称收藏逾50000片，决非虚言。1927年春，军阀混战祸及河南北部，外国传教士纷纷撤退至天津。明义士挑选出带有长篇刻辞和较好的甲骨先期运往天津，但大量的小片甲骨和其他文物古籍在这次战乱中却丧失殆尽。1928年，明义士曾在北京华语学院任教一年，其间他将从河南带出的甲骨拓片，分赠马衡、容庚等知名学者。1932年至1937年，明义士受聘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考古学教授，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甲骨研究》等课程，并兴办齐鲁大学博物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日军大举入侵华北，1937年秋，大学被追西迁四川，明义士曾在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馆远东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工作，直至1957年病逝。1982年，加拿大籍华裔学者，甲骨文研究专家许进雄博士来笔者所在学校（上海大学文学院）演讲，笔者有幸与他进行座谈交流，获知了有关明义土旧藏甲骨的一些消息。由于种种原因，明义士归国时，只是匆匆将所藏甲骨精品筛选出5000多片，装箱运往加拿大，并没有将收藏的全部甲骨带走，运至加拿大的甲骨，现全部入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2年，许进雄博士曾从中选出组合后的3175片，出版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明义士旧藏甲骨字》一书。1937年秋，明义士归国后，12月21日济南即陷落，那些来不及带走的甲骨一夜之间不知去向，成为一大悬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齐鲁大学迁回济南。随后，学校开始寻找明氏所留藏甲，但毫无线索，一直未果。1952年，齐鲁大学英籍代校长林森（字仰山）博士，交出一张难以辨识的英文草图，人们按照林森的指点，终于在齐鲁大学一位教师住宅的地下室里找到了明氏所遗留的大批藏甲，共计140多箱8080片，有字的占3668片。原来当年明义士归国前，恐怕日本人来劫夺，把这批甲骨埋到了一位教师住宅的地下室，并绘制了两份草图，一份由明义士保存，一份委托他的同事、英国人林森保管。 胡厚宣（1911年—1995年）甲骨文学家、商史学家这批甲骨后来全部入藏山东省博物馆。1965年著名甲骨学者胡厚宣先生为编《甲骨文合集》，曾去山东省博物馆选拓甲骨，认定出其中很重要和比较重要的甲骨约300片，全都未见过著录。1951年初，南京博物院曾收到杨宪益先生转交来的一只箱子和附信，信中说：箱内的甲骨是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中国收集的，未及带走，原先交给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暂为保管，现在南京大使馆也要撤离了，大使馆的代办穰杰德委托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打开箱子，进行清点核对，共计2390片甲骨，与明义士所著《殷墟卜辞》一书图录对照，正好相符，确证是明义士所著《殷墟卜辞》的甲骨实物。于是，又等得明义士旧藏甲骨的一部分。1963年，胡厚宣先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选拓甲骨时，发现一批龟甲骨片，共计870片，内中有一个信封，是从天津寄给明义士的，地址为北京华语学院，时间是1924年2月18日，1974年从北京故宫的一个仓库里又清理出167包甲骨，共计19494片，这批甲骨原来也存放在北京华语学院，解放后由中央文化部接收，然后交出故宫博物院保管，箱子上仍然贴有当年明义士亲手写的封条。由此可知，明义士在1928年任教于北京华语学院以前，就与华语学院有密切关系，并且曾作为他存放所获甲骨的一个场所，故宫博物院先后发现的二批甲骨加起来，共计20364片，再加上前述齐鲁大学和南京博物院发现的二批，明义士未及带出而留在我国国内的龟甲骨片共达30834片之巨。据胡厚宣先生1984年统计，国内外共藏甲骨154604余片，国内及港台地区收藏甲骨127904片，流失海外的甲骨，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德国715片，俄罗斯199片，瑞典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韩国6片，共计26700片（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五期）。由此可知，流失海外的甲骨占总数量的17%左右，还有不少未经公诸学界。这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中国文化遗产的又一巨大厄难。皇家苏格兰博物馆（1777片）、剑桥大学图书馆（850片）、伦敦大英国家图书馆（490片）、伦敦大英博物馆（150片）、牛津亚士摩兰博物馆（37片）、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馆（20片）、伦敦大学博物馆（7片）、剑桥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2片）、雷德哈斯特氏（22片）、孟克廉氏（21片）、库克氏（1片）、柯文氏原藏（4片、现赠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哈佛大学皮巴地博物馆（960片）、卡内基博物馆（440片）、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139片）、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109片）、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5片）、自然历史博物馆（24片）、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14片）、纳尔逊美术馆（12片）、弗利尔美术术馆（11片）、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7片）、夏威夷东西中心图书馆（7片）、历史与工艺博物馆（5片）、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5片）、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4片）、国会图书馆（4片）、丹佛艺术博物馆（3片）、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3片）、洛杉矶艺术博物馆（2片）、西雅图艺术馆（2片）、耶鲁大学美术陈列馆（2片）、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1片）、顾立雅氏（50片）、辛格氏（25片）、发纳氏（15片）、福斯特氏（5片）、赛克勒氏（3片）、某私人（2片）、刘罗氏（1片）、吉德炜氏（1片）、本奈氏（1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3599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641片）、天理大学天理参考馆（809片）、东京书道博物馆（600片）、东洋文库（591片）、东京国立博物馆（225片）、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113片）、亚非图书馆（81片）、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56片）、大原美术馆（39片）、富士短期大学（35片）、东京理工大学人类学研究室（30片）、庆应义整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22片）、关西大学考古学资料室（22片）、早稻田大学东洋美术陈列室（21片）、藤井有邻馆（16片）、大阪市立美术馆（14片）、九州大学教养学部资料室（13片）、不言堂美术店（12片）、明治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12片）、国学院大学考古学资料室（11片）、国立京都博物馆（10片）、黑川古文化研究所（9片）、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7片）、东京教育大雪东洋史研究室（7片）、早稻田大学高等学院（6片）、武藏大学历史学研究室（5片）、出光美术馆（3片）、庆应义垫大学图书馆(1片）、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美术博物馆（1片）、桃山中学（1片）、三井源右卫门氏（3000片）、富冈谦藏氏（800片）、田中庆太郎氏(400片）、中岛玉振氏（200片）、今井凌雪氏（76片）、小仓武之助氏（53片）、秋山公道氏（42片）、加藤某氏（40片）、小林斗庵氏(33片）、内藤虎次郎（25片）、藤田丰八氏（20片）、谷边橘南氏（18片）、岩间德也氏（10片）、白川一郎氏（10片）、工藤愚盒氏（9片）、川合尚雅堂氏（7片）、小川睦之辅氏（7片）、岩井大慧氏（5片）、园田湖城氏（3片）、江口宽氏（3片）、狞野直祯氏（3片）、松谷石韵氏（2片）、三浦清吾氏（2片）、植村清二氏（1片）、营原保氏（1片）、西川靖庵氏（1片）、松丸道雄氏（1片）、长岛健氏（1片）、曾我部静雄氏（1片）、富冈昌池氏（1片）、佐藤武敏氏（1片）巴黎国家图书馆（28片）、圭默博物馆（13片）、池努奇博物馆（9片）、巴黎大学中国学院（4片）、干毛得氏（10片）柏林民俗博物馆（711片）、法兰克福中国学院（1片）、某私人（3片）作者注：统计数据参考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数字，增加近年来新发现材料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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