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来燕
20210412
关于梁涛教授就孟子的“性善”论同荀子的“性恶”论进行的比较分析，廓清了一些问题，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批评指正。
1、用“人之初，性本善”描述孟子的“性善”论并不准确
我们知道“人之初，性本善”是出自南宋学者王应麟（1223～1296）的《三字经》，其意思是：每个人生命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本性都是善良的。由是历代传转，并将此作为孟子“性善”论的概括或命题，其实这并不是孟子的原意。梁涛老师强调孟子讲的“性善”论突出的是人有“善性”，我之理解为“性有善”。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在孟子看来，人与禽兽的差别不是很大，只有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就是善端，是仁义（梁涛解读孟子）。而恰恰由于这一点点善端、仁义，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仁者，人也）。孟子论“性善”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在公孙丑上3.6中讲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 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人，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说人都有同情、怜悯之心，比如一个人看到别家小孩将掉入井中，凭着一种同情怜悯心本能地会去救，且救时他并没有要交于小孩之父母或誉于乡党等想法，孟子由此得出这种要救他人的恻隐之心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像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也是与生俱来的，是人就有这四心，没这四心“非人也”。从孟子这段话中，似乎找到了讲“人之初”的依据，但是“性本善”呢？并没有！孟子虽然说人与生俱来有这四种善心，并不等于说人与生俱来的都是善心，肯定“性有善”，并不等于否定性有恶。同时，孟子将这四心喻之为仁义礼智的“四端”。“四端”的端字，指“萌芽”之意，孟子讲这个萌芽还需后天扩而充之，“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注意，孟子这里讲人若要成为“足以保四海”的大善需要助其善“萌芽”长大，用逻辑推理，那么人若成为“不足以事父母”的大恶，自然也是由于“恶萌芽”的长大。如果没有“恶萌芽”，恶又从何处长起呢？虽然孟子关于“恶萌芽”在这段话中没有说，但这应是不言自明的。由此看出孟子肯定人之初有“四心”，有“善性”，但并不是讲人之初生下本性都是善的。因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所以人对恶需要经常保持一种警觉。
2、“性善”、“性恶”说与康德的“道德律”
梁涛老师在比较孟子、荀子之说时指出，荀子的“性恶”论是“性恶心善说”。荀子讲“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个“伪”字考古发现意指“心为”。也即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但通过后天的学习教育实践是能够向善、变善的。如何才能做到呢？就是化性起伪（心为），循“礼”而行。由此看出孟子、荀子的“善恶”之争，一个强调“善性”是先天的，一个强调“善”是后天的。我以为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哲学语言来对孟子、荀子观点进行比较与统合，这就是康德的自由意志和道德律。康德的三大道德律为：普遍的行为法则,人是目的以及意志自律。康德的“道德律”指出，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有理性，“你的行为准则要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法则去行动”（邓晓芒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这是一个定言命令（无条件的、绝对的、必然的、客观的）。法则体现着对意志的命令，准则则体现着意志的选择。定言命令表达的是当自身即为意图目的而不是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时，与这个道德律令（绝对命令）相关联的意志就只能是我们的善良意志。因为善良意志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如果立足于这点并扩展开，我们是否可以说因为孟子意识到仁、义、礼、智是作为人普遍接受的法则，从而人的“四心”行为准则要向这个法则看齐，而且这是自在的善，“四心”到“四端”是一种自律不是他律。只不过孟子没用这些话去表达，他从“四心”、“四端”是人与生俱来的，因而人应该“遵循”着这个自在的“善性”作为语言表达。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荀子的“化性起伪”也是看到人有自由意志（伪－－心为），这个自由意志是能够主导人去求善、向善的，人会在“心为”的实践过程中，依“礼”而行的实践过程中去恶从善。是否可以这样讲，因为孟子发现了他的“自在的善”的法则，从而强调自觉“遵循”；荀子则强调善通过依“礼”而行的实践路径去追求。我想如果让康德来评价，他会说你们中国两位圣人先我2000多年就已经有了这些思想“萌芽”，如果真要打分的话，孟子先生的“四心”、“四端”更接近“道德律”的绝对命令，“吾从孟”。
3、学习国学为当代所用的思考
依照马一浮先生对国学的定义，国学乃“六艺之学”，而能一以贯之的是以孔子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他说论语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刘梦溪著马一浮与国学）。我以为当下我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国学，并不是要“复古”，而是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去批判地扬弃，汲取其精华，树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冯友兰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针对哲学领域的一些“偏向”，提出“抽象継承法”。冯友兰先生举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命题，说：“过去我们说孔子这样讲有麻痹人民、缓和阶级斗争底意义。从具体意义看，可能有这样的意义。但从抽象意义方面看，也是一种很好的待人接物底方法，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用。”
我以为冯友兰先生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学习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方法。不言而喻，古人讲的许多话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针对的具体人或事，这同今天已有很大不同。但是抽象地看，具体中蕴含着普遍性，没有那时的具体就不能承载普遍，而普遍性又是对具体的本质规定。将这些普遍性“抽象”出来正是我们需要继承的。由此再回到孟子、荀子的““性善”、“性恶”说。以今天的认知，我们知道”本心”是无善无恶的，我们对孟子、荀子其说既不能因此做简单的否定，也不能简单地释义、重复或认同。要注意到古人已意识到行善或作恶是能自主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有自由意志，这种意志既可依照人的本能又可依据人的理性行事，不论是荀子的“化性起伪”还是孟子的“苟能充之”，都是在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发挥的作用。再比如我们观孔子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讲的这个矩是指当时的“礼”，如果我们将孔子的这“矩”抽象为一种行为约束，能看作是自由意志的绝对命令，是理性的“自律”（邓晓芒著哲学起步），那么康德先生一定又会比孟子向前追溯200多年说“吾从孔”。
可以看出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継承法”，对于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学习国学的过程中，跳出具体事、具体“言”，抽象提炼出普遍意义、普遍价值，具有其重要启示。
以上的见解浅陋望批评指正。我常常想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前言中的一句话，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惟知之深，故爱之切。”希望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也迎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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