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者世界的某个角落，遇见苏东坡。
临古抒怀，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秋赏月，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豪情并涌，诵“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故作潇洒，说“一蓑烟雨任平生”。
当我们困顿迷茫，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当我们恋爱失意，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当我们想念逝去的亲人，说“十年生死两茫茫”；当我们如梦初醒，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劝慰长者，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到处都是苏东坡，就算在餐桌上，都是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饼……
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不合时宜的政治批评者，一个勤政为民的公务员，一个杰出的天才艺术家，一个嬉皮笑脸的文体高手，一个想象力和动手能力超强的吃货……
1056年，不满二十的眉州少年赴京科考，一篇雄文，一鸣惊人。
主考官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他觉得这篇文章恢弘大气必定是自己的高足曾巩所作，为避嫌，列为第二。
真相大白后，欧阳修遗憾且内疚，对苏轼补偿性抬爱，将他视为下一任的文坛领袖接班人。
而苏轼之才，确能堪此大任。
论诗，他和黄庭坚并称“苏黄”；
论词，他和辛弃疾合称“苏辛”；
论书，他和黄庭坚、米芾、蔡襄并列“宋四家”；
论散文，他和欧阳修等同在“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的厚爱，成就了苏轼的全国性名声，历代皇帝和太后的赏识，则让他走上神坛。
宋仁宗击节赞叹“吾为后代谋两太平宰相也”（苏轼和苏辙）；“神宗举箸不食，必是在读东坡文”。
1067年，神宗皇帝决定将帝国的巨轮交给王安石掌舵。顽疾深重的大宋在“王安石变法”的猛药之下如乱箭穿心，新政变成暴政。
苏轼几乎出于本能的成了坚定的“倒王派”，殚精竭虑的三千四百言《上神宗皇帝书》石沉大海，热血青年心灰意冷，主政地方。
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他勤政爱民，减负、治吏、采矿、抗洪，把地方官的本分做到了极致。
1079年莫须有的“乌台诗案”险些令他命丧御史台，得益于太后的强力干预和王安石的“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一百多天后重见天日，被贬黄州。
年幼哲宗继位后，高太后临朝，司马光被重新启用为相，王安石新党被打压。作为苏东坡超级粉的高太后为他提供了宏图大展的政治舞台，他却又提出“新法并非一无是处，不宜尽废新法”。
于是，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被旧党见谅。但高太后太爱他，1091年，他先后担任七个月的吏部尚书，一个月的兵部尚书，九个月的礼部尚书。
1093年，高太后驾崩，苏东坡从此再无人护佑，“身如不系之舟”，从定州到惠州，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从此人生的黄昏托付于那一片蒙昧蛮荒的海域和乡亲。
放逐苏东坡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那颗守正不阿的初心！
跟那些绚丽诗文书画同样不朽的，是苏东坡达观的人生态度。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他跟我们普通人一样，面对灾难和变故，也曾忧愁彷徨，但总能很快找到生活的支点，与人为善、快乐度日。
须发尽白的苏东坡勇敢抵达了蛮荒的惠州、儋州，在那里造屋、交友、写诗、治病、酿酒、烤羊排、制墨。他太贫困了，一代文豪没有写字的墨汁，只能尝试自制，不是很成功，差点把房子烧了；酿酒也不太成功，据说喝了的人都拉肚子……
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却把天涯当作故乡，不委屈不抱怨，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把每一个交往的人当亲人挚友。他办学堂，兴教育，宋代一百多年海南从无人及第，但苏东坡北归不久，姜唐佐就举乡贡。
他到松风亭看风景，实在走不动了，突然就恍悟“岭南无处不生春”，老夫走不动了，那就不走了，眼中有景，哪里不是春天？
他吃到荔枝，神情大爽，“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吃生蚝，告诫儿子千万保密：“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
他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嬉笑怒骂、安享当下。文人爱他，因他才华横溢；政客爱他，因他信仰坚定；老百姓爱他，因他勤政爱民；皇帝爱他，因他忠君爱国；失意者爱他，因他豁达宽厚，充满正能量；得意者爱他，因他旷达豪迈；男人爱他，因他风流倜傥，粉丝如云；女人爱他，因他颜值爆表，情深意长！
无人不爱苏东坡，历史有他，我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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