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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生仕途的顶点是50岁时出任鲁国大司寇。担任大司寇的四年中，孔子陪同鲁定公参加了与齐国的“夹谷会盟”。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齐景公发起这次会盟是因为惧怕孔子重用于鲁，对齐国构成威胁。但真实的历史却远没有这么简单。这是一次牵涉到两个超级大国、五方外交利益的复杂政治事件，那么“夹谷之会”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随手翻开一本介绍孔子的书籍，大概都能看到诸如“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类的评价。但对生前的孔子来说，传播思想、兴学授徒却不是他追求的人生归宿。
曾有人问孔子，您为什么不从政呢？孔子回答说：
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为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论语·为政》
“孝悌之义，施之于家，这就算政治，还要怎么样才算从政呢？”——连闲居时的琐碎家事都被视作对行政能力的锻炼，可见从政才是孔子倾注一生精力的所在。但他向往的从政显然不仅局限于家宅之内，不仅敦亲睦邻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一生是失落的，在政坛一展抱负的机会来得太少，太少。
叶嘉莹先生讲过，著书立说、弘扬诗礼是一份“无待而成”的事业，也就是说做成这件事，你并不需要太多客观条件的成全。倾力而为，全神贯注，久而久之，必有所成。但要想出将入相、致君尧舜可就不同了，成就那样的一番大事业，起码得先有一个赏识你的伯乐。否则的话，就会像陶渊明在《饮酒诗》里叹息的那样：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
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
和贫贱以卒的颜回相比，孔子还算有那么点儿幸运。因为在他50岁的时候，终于等来了自己的“伯乐”。鲁定公不但邀请孔子出山，而且将鲁国大司寇的职位授予了他。
这是孔子一生中唯一一次获命为卿的履历，也是他与平治天下的政治抱负贴得最近的时刻。
担任鲁国大司寇的4年里，为恢复礼义纲常而苦心经营的孔子做下了两件大事：一是陪同鲁定公参加了与齐国的会盟，史称“夹谷会盟”；二是力图削弱专权的鲁国世卿季孙、叔孙和孟孙的势力，主持拆毁三家采邑的城堡，这便是历史学家口中的“堕三都”事件。
连居家都不忘政治的孔子，究竟实际行政能力如何，会不会眼高手低呢？
这或许是一个令许多人好奇的疑问，所以2010年上映的那部电影《孔子》，胡玫导演在120分钟的片长中花去了70分钟的大篇幅来讲述“夹谷会盟”与“堕三都”的故事。
只可惜，电影里的故事基本上是以司马迁修撰的《史记·孔子世家》为蓝本的，而《孔子世家》对这两次历史事件的记载却破绽频出，致人生疑。
照司马迁的说法，夹谷会盟的起因是这样的：
（公元前502年）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㑹于夹谷。
——《史记·孔子世家》
司马迁说，鲁定公非常器重孔子，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公元前502年这一年内，定公就让孔子完成了仕途上的“三级跳”，从中都的地方长官直升卿位，出任大司寇。
孔子受到鲁国的重用，引起了北邻齐国的恐慌。为了预防鲁国在孔子的治理下日渐强大，大夫黎鉏建议齐景公向鲁国发出夹谷会盟的邀请。
假设司马迁对齐景公举行夹谷会盟的起因所言不虚，那么这次会盟上齐国所要达成的主要目的应该就是要迫使鲁定公罢黜孔子，解除齐国的潜在威胁。但很奇怪，在《孔子世家》的后续记载中，我们并未看到齐景公君臣在会盟上采取针对孔子的外交行动，这该作何解释呢？
不仅如此，甚至就连会盟的前提——孔子重用于鲁，齐国因而生畏也同样可疑。
根据《左传》的记载，早在公元前562年，也就是夹谷会盟的62年前，鲁国世卿季武子就联合孟孙氏、叔孙氏两家瓜分了鲁国公室的军队，与自家的私兵混编，把国家的武装力量变成了卿族的私产。
到了公元前537年，以季氏为首的“三桓”又进一步侵吞了鲁国公室的郊遂之地。季氏独得一半儿，孟孙氏和叔孙氏各拿到了四分之一。《左传》说：
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
——《左传·昭公五年传》
到了这个地步，鲁君不但彻底丧失了军政大权，甚至在经济上也必须仰赖“三桓”的贡给方能勉强维持。在位的鲁昭公既不甘心沦为“三桓”的傀儡，又苦于公室虚耗，无兵无粮，不得已，只能在公元前517年使出借刀杀人的毒计。
昭公纠合了对季氏宗主季平子心怀不满的季氏庶孽以及郈孙氏、臧孙氏的力量来反击三桓对公室的压迫，结果却惨遭三桓连手驱逐，终于客死齐国，凄凉以终。
重用孔子的鲁定公就是流亡国君鲁昭公的弟弟，他只不过是“三桓”新糊的神主牌位罢了，鲁国的军政大权此时都掌握在季氏宗主季桓子的手里。一个被架空的鲁定公怎么可能授权孔子治理鲁国？齐国又凭什么害怕孔子呢？
司马迁笔下的“夹谷会盟”被写成了一段孔子领衔主演的英雄传奇。故事里的孔子就像单刀赴会的关云长一样，他虽然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甚至激发出了英雄崇拜的情节，但却湮没了历史本来的面目。
那么，拨开后世的坊间传闻、演义附会，“夹谷会盟”的历史真相应该是怎样的呢？要揭开这个谜底，关键就在会盟的发起人齐景公身上。
作为姜齐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齐景公是个不甘人下的野心家。而对我们讲述的“夹谷会盟”这段历史来说，《左传·昭公十二年传》记载的这件齐景公往事便是会盟的远因：
齐侯、卫侯、郑伯如晋，朝嗣君也。公如晋，至河，乃复。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晋，晋有平公之丧，未之治也，故辞公。公子慭遂如晋。（中略）
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晋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
——《左传·昭公十二年传》
公元前530年，北方霸主晋国的新任元首晋昭公即位了。为了祝贺昭公履新，雁行于晋国的齐、卫、郑、鲁四国之君相约朝晋。除鲁昭公因故被拒绝入境外——鲁国两年前出兵伐莒，遭到了莒国的控诉。身为诸侯盟主的晋国为莒国主持公道，拒绝鲁君朝觐，以示薄惩——其余三国元首齐齐来到了晋都绛邑。
在欢迎宴会上，几位国君举行投壶之戏。晋昭公第一个投壶。他出手前，相礼的晋卿荀吴祝祷说，“如果这一箭中了，愿我晋国长为诸侯之主。”新君登基，荀吴祈愿国家长盛不衰，自是应景之辞。可没曾想，就在这当口儿，一个不和谐的声音突然蹦了出来。
第二个投壶的齐景公当着晋昭公和荀吴的面，针锋相对地祝祷说“寡人中此，与君代兴”——霸主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这话一出口，与会诸人无不愕然。大家都看得明白，执掌齐国已历18载的齐景公根本没把晋昭公这棵嫩葱放在眼里，联盟的二当家现在正跃跃欲试，想要挑战带头大哥的地位呢。
可这时的晋国虽然六卿纷争，政出多门，但毕竟还保有超过4000辆兵车的强大武备，瘦死的骆驼大过马，齐国要想代晋主盟还要须等待时机。
转到公元前506年，齐景公苦等的机会终于来了。
这年年初，因为被楚国令尹子常索贿羞辱，蔡昭侯向晋国诉冤，要求晋国召集会盟，联兵伐楚。
楚国原来是晋国争霸中原的主要对手，可是连遭几轮王室内讧，国力耗散，此时的雄楚已经江河日下、不复能勇了。原先依附于它的南方诸侯如蔡、陈、顿、胡等纷纷转求晋国收录门墙，这也使得此次召陵会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共有十九个国家，十七位诸侯国君前来参会。
可形势对晋国如此有利，晋国却不思进取。晋卿荀吴不但不敢称兵伐楚，反而掉过头来向蔡昭侯敲骨吸髓，这使得与会诸侯与晋国离心离德。
李孟存、李尚师二先生所著《晋国史》因此说：
召陵之会，是晋国作为霸主的最后一次大型诸侯之会。参加国之多，为晋史上空前绝后，然而晋人自暴自弃，从此失去了诸侯的信任。
——《晋国史》
眼看带头大哥猥琐得不成体统，齐景公于是咋着胆子拉出来单干。《左传》载：
（公元前503）秋，齐侯、郑伯盟于咸，征会于卫。卫侯欲叛晋，诸大夫不可。使北宫结如齐，而私于齐侯曰：“执结以侵我。”齐侯从之，乃盟于琐
——《左传·定公七年传》
原本受晋国节制的郑、卫两个小国在齐景公的鼓动下与齐国组成了新的东方联盟，同晋国摆开对垒的架势。齐、晋矛盾一旦公开化，两国之争随即便聚焦到了鲁国的身上。
一方面，鲁国自城濮战后便一直是晋国最忠实的盟友，即便晋国邲战失利，鲁国也未曾叛离。据《晋国史》的统计，春秋时期鲁国卿士入晋聘礼多达24次，为晋属诸侯之冠。晋国有所差遣，鲁国每役必从，每会必至。
而另一方面，鲁国又是齐国最重要的邻国，鲁国不降，齐景公无法打通进取中原的西南通道。公元前503年东方联盟刚刚建立，齐景公就迫不及待地命令国夏率军伐鲁。而鲁国则在次年的正月和二月接连发动对齐国的攻势以示回击。如果形势照此发展下去，齐、鲁两国可能会展开一场广日持久的消耗战。
可戏剧性的转机就在这个时候从天上掉了下来。
《左传》载：
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阳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己更孟氏。
——《左传·定公八年传》
公元前502年10月，季氏家臣阳虎在公山狃等反对派的支持下发动了针对鲁国世卿“三桓”的军事政变，企图更迭“三桓”宗主，攫取鲁国政权，最终失败逃亡齐国。齐景公原打算拘禁阳虎，拿他作个筹码拉拢鲁国，谁想到阳虎越狱逃跑，辗转去到晋国，最终被晋卿赵鞅收容了下来。
自公元前505年鲁国正卿季平子去世，阳虎便囚禁了他的接班人季桓子，逼迫季桓子对他委以重任。到公元前502年，已经弄权三载的阳虎更企图废黜季桓子，另立季氏宗主，这使得最终成功驱逐阳虎的季桓子对这个家贼恨之入骨。
阳虎这条丧家犬现在居然得到了晋国的卵翼，这激起了重掌鲁国大权的季桓子极大的不满，晋、鲁两国的联盟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觑到可乘之机的齐景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策反鲁国的好机会，于是便有了公元前500年齐景公向鲁定公发出的会盟邀请：这次夹谷之会，齐景公是专程来拉鲁国入伙的。至于鲁卿孔子如何，那并不是齐景公关心的重点。
参考文献：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
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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