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历法
一 天文与历法
所谓“天文”，最早指的就是“天象”，“文”有“纹饰”“图象”的含义。科学地说，天文就是日月星辰在天幕中呈现的有规律的运动形式。古代之所以重视天象，是因为古人认为日月星辰的运行对国家政治生活有巨大影响，希望在天象与人事之间建立联系、找到规律。在北宋中期以前，这样的思想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北宋中期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逐步走向理性化，这一类阴阳杂术便逐渐退化淡出了。
辛老师介绍说，历与历法是不同的。狭义上说，历就是历书，即今天的日历；历法则是编制历书的法则，这种法则就是天象自然变化的规律，因为人类是通过天体的运行周期来记录时间的。中国古代的历法与天象密不可分，有关历法的论述大多与当时天文学知识融为一体，历法也称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领域。
夏商周时期，人们制历的方法还比较粗疏，历法会根据对天象的观测而随时调整，后人称之为“观象授时”。殷墟卜辞中出现过一年有14个月的情况，因为当时的人还不能按照确定的规律预先调配年月日，还不具备比较规律的、较长时段的历书编制方法。春秋中期以后，人们测量出一回归年的长度为365又1/4日。以此为基础，当时的人创制了世称“四分历”的历书，从此中国才称得上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历法，中国古代历法的本质规律也由此确定。在这一时期，人们已能够把所积累的天象观测数据抽象化，依据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加以演算，从而上推千百年、下推千百年。
辛老师还着重强调，历法在理论上是可以在一定时间长度内无限循环的，尽管实际操作中需要不断微调。然而不能仅仅为了精确而取过长的时段，如果循环周期过长（如一万年），那和不循环也就没什么差别了。
二 历的种类
迄今为止，人类使用的历主要有三种：太阴历，太阳历，阴阳合历。
1 太阴历
太阴历是以月球受光面的圆缺晦明变动为基础、以月球运行周期为标准制定的。由于朔望月的平均周期为29.53日，太阴历就以两两相间地设置大月（30天）和小月（29天）为基础，再有规律地连设两大月（弥补每两个月多出来的0.06日），一年共354天（如有连大月则355天）。太阴历的优点是见月相知日期、见日期知月相。缺点是十二个朔望月的总和与回归年（即地球绕太阳的运行周期）的差距很大：太阴历每年比回归年短11天多，累计三年即相差一个月，这将搅乱月份与四季的对应关系，而对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这种历法显然不便于人们把握农时、进行生产。
2 太阳历
太阳历是以太阳回归年周期为基本数据制定的历法。欧洲通行的太阳历是古罗马凯撒大帝在位时制定的，称“儒略历”。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请人改正了其中的明显错误，制定了新历法，世称“格里历”或“儒略新历”。它的基本原则是四年一闰，达到每3320年差一天的精度，从而使月份与四季形成对应关系。但太阳历的缺点是日期与月相完全脱节。辛老师幽默地说，一个古代的强盗如果使用太阳历，就不知道哪天晚上适合作案，必须出门看看今晚有没有月光才能作决定。
辛老师介绍说，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上古时期很可能曾使用太阳历。《诗经·豳风·七月》中，不仅出现“七月”“九月”等，也有“一之日”“二之日”等说法，传统经学家多觉得对此难以解释。而如今有人认为当时使用的可能是十月太阳历，每月36天，一之日、二之日为十个月后一年多出的几天。又古历书《夏小正》中，前十个月有其对应的天象，而后两个月则没有，有学者推断这是后人凭空造出来的两个月，他们可能已不知道什么是十月太阳历了。另外，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材料中有“三十时”的字样，且每时的长度为12天，很像是太阳历。辛老师认为这些推断应当是可信的，而且由于太阳带来的热量变化是农作物生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太阳历对中国古代的农耕是极重要的。
3 阴阳合历
阴阳合历是对太阳历、太阴历的折中。由于朔望月日数不能整除回归年日数，月球不依靠太阳周期确定自己周期，因此人们在适当长的时段里，用设置闰月的办法调和四季，从而同时体现月相变化周期和回归年周期，这就产生了阴阳合历。它在三种历法中是相对最合理的。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在上古时期都采用了阴阳合历，如希腊历、犹太历、巴比伦历、印度历和中国古历，有些人由此推测这些古历未必是各自独立出现，阴阳合历很可能是从西方或中亚传向各地的。辛老师在此特别强调，上古时期文明交流范围是远超我们想象的，比如安阳殷墟曾出土了新疆和田玉，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种说法的合理性，不应以民族主义心理对其加以排斥。
三 四分历的编制
1 产生四分历的条件
四分历是一种阴阳合历。它以365又1/4日为回归年长度，确定了冬至起于牵牛初度，1/4日记于斗宿末尾（斗分）。四分历的产生条件有：①较准确的岁时（回归年长度）和朔策（朔望月周期）；②对19年7闰的规律的掌握。四分历的重要性已述于前。
辛老师介绍说，冬至点在古代是一个重要的天文极点。商周时人们用圭表测景法（每天观测正午日影长短）确定冬至点。《左传》两次记载了冬至日：僖公五年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2 章、蔀、纪、元
四分历中还有章、蔀（音同“部”）、纪、元的概念。西晋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按：该书大半亡佚，律历志等八志因补入范晔《后汉书》而留存，现习称《后汉书·律历志》）：“至朔同日谓之章，同在日首谓之蔀，蔀终六旬谓之纪，岁朔又复谓之元。”
简单地说：一章为19年，一蔀为4章76年，一纪为20蔀1520年，一元为3纪4560年；以冬至为起点，一章之后回到同一月份的同一天，一蔀之后回到同一月份同一天的同一时刻，一纪之后回到同一甲子的同一时刻，一元之后回到甲寅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其中，章与蔀十分重要，章是确定19年7闰原则的基础，蔀则在更长时段上确保了四分历循环使用的精准（精确到了同一时刻）；纪与元则是为了搭配干支而人为设定的，没有实质性的天文意义。
辛老师还在这里区分了“岁”与“年”的概念。狭义上岁并不等于年。东汉郑玄说：“中数曰岁，朔数曰年”。《续汉书·律历志》：“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时备成，万物毕改，摄提迁次，青龙移辰，谓之岁。”（古人把天幕圆周十二等分，称十二次或十二辰）可见“岁”是理想中的接近恒定的回归年长度，即“中数”；“年”则是朔望月积累而成的年，即“朔数”。凡历书上所记的都是年，不是岁。
第二部分 中国古代的年号纪年法
在年号产生之前，人们通过标记帝王在位年数来纪年。殷商甲骨卜辞、西周金文中都是这样做的。春秋以后，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也开始以本国诸侯王的在位年数纪年。后人追述前世时，则以王的谥号加其在位年数来标记。不论周天子还是诸侯王，都轻易不会改元（即都从即位起开始计算年数一直到去世）。在汉代以前，只有战国时的魏惠王和秦惠文王改元，他们原本是侯，后来自己称王，为显示身份改变、政治地位提升而重新以“王”纪年，这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行为。赵翼指出：“古者天子诸侯皆终身一元，无所谓改元者。”“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此实后世改元之始。”（《陔馀丛考》卷二五“改元”条）西汉时，文帝改元一次（有前元、后元），景帝改元两次（有前元、中元、后元），也与政治有密切关系。
到了汉武帝时，他采纳了术士的建议，每六年改元一次，后来将前六次改元分别追记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的称号。这里辛老师提醒道，这几个年号都是追加的，当时并不使用，后世有假造文物者没有历史常识，竟造出刻有“元光元年”之类的汉代文物，留下笑柄。这六次追记后，汉武帝决定开始正式使用年号来纪年，“太初”成为第一个在现实中使用的年号。这一决定有着政治意义：因汉初尚留有春秋战国的残余，皇帝与诸侯王的纪年并存，如今皇帝设置了年号，而诸侯王没有资格用，皇帝与诸侯王身份的差异由此体现，皇帝的威严进一步建立起来。在后来的各个王朝更替之际，一旦有人另立年号，说明此人觊觎天子之位；到了明清，臣子往往径以年号称呼皇帝。这些都表明年号不仅仅是一种纪年形式，它有非常庄严神圣的象征意义。年号的创立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大事。
辛老师强调，年号的更替也往往折射出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唐代的永新、清代的祺祥，背后都有着残酷的政治斗争。其中辛老师着重介绍了他关于汉宣帝亲政前后年号更替的研究。
我们知道汉宣帝的前两个年号是本始、地节，各用了4年。然而西安附近出土的西汉钱范上却印有“本始五年十一月”的字样，敦煌汉简更是有“本始六年三月”字样，令人费解。辛老师通过研究认为：西汉皇帝自武帝起，颇讲究“天变数变”，两次改元间隔年数的变化是很有讲究的。汉武帝太初改制，由此前的六年一改元变为四年一改元。昭帝即位，霍光辅政，又变为六年一改元。到了宣帝即位时，照道理应该变更改元的年数，但霍光不改，导致“本始”年号从公元前73年起使用了五年多，这是因为霍光希望通过维持六年一改元来保证自己大权独揽的天运不变，保证自己在昭宣两朝都能实际控制朝政。宣帝一直隐忍不发，对霍光尊崇备至，等到本始六年三月霍光去世、本始六年五月亲政，宣帝在着手准备翦除霍光党羽的同时，宣布改元地节，并将这一年号向前追记，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本始六年为地节二年，这样昭帝又变六年一改元为四年一改元。
因此，辛老师对“隔几年改元”这样看起来无关宏旨的细节钩沉索隐，发现其中蕴藏的是天命的更替、汉祚的延续与政治权力的转移。这不失为汉宣帝与霍光之间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缩影，也是对西汉君臣深信术数与天命的极好注脚。阎歩克老师曾说“事物的任一片段都包含着整体的全息”，诚哉斯言。
（关于汉武帝启用年号和汉宣帝地节改元两事，可参看辛德勇老师的论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文史》2009年第1辑；《汉宣帝地节改元发微》，《文史》2012年第3辑）
撰稿|布依宁
编辑|张雅忆
2015.5.25 北大历史学系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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