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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经济的起飞，“儒家文化圈”也成了近几十年来的一个热门词汇。这个文化圈也称为中华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其核心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书面语言和书写方式（汉字）也是这个文化圈的共同特征。
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而在在日、朝、越诸国中，越南是最早接受儒家文化的，这是因为在汉朝以来的一千多年中，今天的越南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儒家文化也得以移植到此。在朝鲜半岛，早在公元前1世纪至7世纪间，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征求已先后接受中国的文化。到了高丽时代（917-1392年），儒学传入朝鲜半岛，而高丽王朝在政治制度、考试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也模仿中国。在日本，《论语》早在4世纪就已传入，而自6世纪中叶开始推行的“大化改新”的特征就是全面模仿唐代的政治制度。在8 -12世纪间，日本还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实行以贵族子弟为选拔对象的贡举制度。
关于这个文化圈的情况，我们都大体上耳熟能详。这里我只是强调：这个文化圈虽然在唐代已经形成，但是在15世纪之前，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在这个阶段，在中国，正如陈来所说，经学在汉代刚刚开始发展，并得到政府的支持，随后到魏晋时代，一流的知识分子都被玄学所吸引去，甚至被道教所吸引，隋唐一流的知识分子，一流的精神和心灵都被佛教所吸引。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就是说儒学没办法收拾，很多第一流的人才都流失到道教、佛教和其他相关的研究中去了。因此，儒学的核心——内圣之学——的传统在汉代以后有一个长期的中断，到了宋代理学兴起，才致力于把这个儒学的内在传统接续起来。不仅如此，经过汉唐之间的几个世纪的战乱和民族迁徙，连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原也已部分地“胡化”了。陈寅恪先生直截了当地说：“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 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他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范阳秀才卢霑，“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 或仕赵, 两地皆多良田畜马, 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 击毬饮酒, 马射走兔, 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因此之故，《新唐书》明确地说：“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到了宋代，儒学发生了重大变化。陈寅恪先生说：“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这个“新儒学”即两宋理学，其中又以朱子（朱熹）之学为集大成者。其产生是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强有力的复兴。这个复兴是儒学自身变革的结果。在儒、道、释三教思想长期共存、冲突、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儒学发生了重大变化。魏晋时期，它被进行玄学改造之后，而到了此时，又被进行了佛、道的改造。改造后的儒学，既保持了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又吸收了佛、道两教的一些思想，以及这两种宗教的大众接受性。因此，“旧儒学”仅只限于部分学者中，而“新儒学”逐渐进入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然而到了元代，情况发生逆转。蒙古统治者不重视儒家学说而尊崇各种宗教（特别是佛教），所以《元史》一再说：“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元兴，崇尚释氏”。元朝皇室带头崇佛，忽必烈“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并下令给佛教寺院的田产以免税的优待。迄至顺帝时止，元朝历代皇帝都崇信佛教。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大建寺宇，“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元朝还建立了特有的帝师制度。至元七年（1341年），忽必烈晋封西番僧八思巴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地位极为尊崇。元英宗称元世祖“启沃天衷，克弘王度，实赖帝师之助焉”。从八思巴到辇真吃刺失思，终元一朝，共有12名西蕃僧被封为帝师，可见朝廷对佛教的优宠。元朝统治者也希图利用儒家学说以巩固其统治，但儒学在元代并不像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那样尊崇，伯颜等权臣还曾竭力排汉抑儒。儒士的社会地位很低，以致被郑所南《心史》说是“九儒十丐”。
中国尚且如此，在中国之外的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地，情况更可想而知。
越南在宋朝以前一直是中国的郡县。赵佗建立南越国时，儒学就已传入越南，两汉时期派往越南的地方官吏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整顿社会秩序，移风易俗，并实施儒学教育，输入儒家经典。影响最大者当推东汉末交趾太守士燮。他精通儒学，对《尚书》、《左传》等经典颇有造诣。治理交趾四十年，“习鲁国之风流，学问博洽，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士燮因此被称为“南交学祖”，被尊为“士王”，先入越南帝王庙，后又入文庙，越南旧史称之，“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哉！”后经魏晋至隋唐，依靠国家政权的倡导、地方官吏的推行，以及南迁的中原文人学者的宣扬、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密切交往，这一切都推动了儒学在越南的深入传播。尤其是唐代，国势强盛，在交州设立了安南都护府，地方官吏也注重兴办教育，提倡儒学，以儒学移易风俗。交趾本地士人亦络绎不绝地游学中原，并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唐朝著名文人杜审言、刘禹锡、韩渥等也都曾流寓安南。然而，此时儒学虽然已在越南具有一定地位，但传播并不如佛教广泛，也不像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为民众接受。在越南独立初期的吴朝（939-965年）、丁朝（968-980年）和前黎朝（980-1009年）三朝依然奉佛教为国教，实行崇佛抑儒的政策。直到李朝（1009-1225年）建立，局面才开始发生变化。虽然李朝仍然崇尚佛教，但统治者已改变以往唯重佛教的政策，开始重视儒学，推行儒、释、道并尊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提高儒学的地位，因此佛教也在李朝达到鼎盛。到了陈朝（1225-1400年）末年，儒学形成取佛教而代之的趋势。
在朝鲜半岛，虽然儒学传入已有长久的历史，但是在14世纪末以前，尚处于发展的第一阶段。从中国传入的汉唐儒学，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中，也尚未完全确立起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公元958年，高丽政府“始制科举”，把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992年又设立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设立了乡校，并派经学博士教育贵族子弟，儒学教育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是，由于993年开始的历时三十年反抗契丹入侵的战争，极大地阻碍了官办儒学教育的正常发展。儒学教育不得不转向民间，出现兴办私学的新倾向。
在日本，在幕府时代（1192-1867年）以前传入的儒学也主要是以五经为核心内容的汉唐儒学。进入幕府时代以后，儒学的传播内容发生了大转向，宋代理学取代了汉唐儒学输入日本。不过即使是到此时，儒学还只是作为佛教的附庸传入的。在镰仓幕府时期（1184-1333年）中期，日本与宋朝的文化交流日渐密切，中、日两国的游学僧人逐渐增多，他们为宣传禅学，多持儒佛一致论，理学因藉禅学得以传播。
由此可见，在15世纪之前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儒家文化主要限于上层社会，尚未在普通民众中生根。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影响往往不及佛教或其他宗教的影响。
到了15-17世纪东亚世界文化版图大洗牌时，儒家也经历着一个复兴和深化的过程。作为结果，儒家文化圈在东亚世界的东部地区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儒学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以不同的形态存在。在早期阶段，儒学主要以一种学术或思想的形态存在，只限于少数学者之中，尚未得到官方重视，也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无关。在第二阶段，儒学以官学的形态存在，已经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尚未深入民间。儒学的第三种形态是民间形态，即儒家伦理渗透到了普通民众之中。儒家学说要发展成为民间形态，本身必须发生改变，以适应这一任务。
钱穆先生指出：宋明之儒从以往注重吏治技术与王权统治合理性论证的“官学之儒”中分离出来，重新强调“以教化为先”的世俗人文传统，逐渐完成了向“教化之儒”的角色转换。他们通过举办各种社会事业，如义庄、社仓、保甲、书院、乡约等，投身于广阔的基层社会。宋、明以下社会，由于世族门第消减，社会间日趋于平等，而散漫无组织，社会的一切公共事业，必须有“主持领导之人”，若读书人不管社会事，专务应科举、做官、谋身家富贵，势必日趋腐败。因此，“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之力量”。
明朝建立后，大力复兴儒学。明太祖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便诏谕群臣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科举试士也“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并下令在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一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提高程朱理学在官方学说中的地位。到了永乐十三年（1415年），在明成祖的指示下，以程朱思想为范则，编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确立了朱子学独尊的地位。三部“大全”的颁布并以强制的方式作为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内容，使得程朱理学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以此规定士人的阅读与理解的取向，进而用官学化的理学来统一人民的思想。这些举措，导致了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支配性意识形态。自此以后，通过政府和地方士绅的各种“教化”活动，即把儒学所倡导的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向基层社会渗透。明代儒学教化网络的广阔和严密程度大大超过了前代。儒家思想由此深入民间，对民间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独有偶，也正是在明代，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家思想也在越南、朝鲜、日本取得重大发展，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
在越南（正式名称为安南），胡季嫠建立胡朝（1400-1407年）后，实行限佛尊儒政策，积极倡导儒学，为儒学从后黎朝开始居于正统地位奠定了基础。经过后黎朝（1428-1789年）和阮朝的独立时期（1802-1858年）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后黎朝的黎圣宗将僧道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全面实行以儒学为中心的政治、法律及文化教育政策，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规范民风民俗，均实施贯彻儒家思想。由后黎朝至阮朝中期的四百余年是越南的独尊儒教时期，儒学成为越南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在朝鲜半岛，14世纪末以后是儒学传播的第二阶段，传播的是程朱理学。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可追溯到高丽王朝末期。14世纪末，高丽王朝开始衰落，一批文人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维系人心，开始引进朱子学。14世纪末李朝建立，学者郑道远、权近等人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批驳佛教，从而为朱子学取代佛教以及儒学在15、16世纪的兴盛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李朝“崇儒排佛”政策的确立，儒家思想开始在朝鲜半岛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其在官方哲学及正统学术思想的地位。儒学也完成了在朝鲜本土化的演变过程。
在日本，室町幕府时代（1338-1573年）的禅僧中出现了以五山禅僧为代表的一批倡导宋学的人。宋学逐渐深入宫廷，公卿贵族学者开始研习宋学。室町末期，一些尊信学的学者为避战乱，寄身于地方豪族，理学随之扩展到地方，逐渐打破了禅僧独占宋学的局面，并形成博士公卿、萨南、海南三个研究宋学的学派。在镰仓、室町时代，朱子学虽已传入日本，但只是佛教的附庸。到了16世纪中叶，朱子学成为显学，在幕府政权的保护下，高据官学地位，统治日本思想界260多年。其中，京师朱子学派以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为代表，简称京学。藤原惺窝（1561-1615年）是日本朱子学最早的开创者。他原为禅僧，后来脱离佛门，转向儒学并蓄发还俗，这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象征性事件。他大力倡导对朱子学，使日本儒学结束了依附禅宗的历史，走向独立发展的路程。继藤原惺窝之后的林罗山（1595-1648年）继续致力于儒学的独立，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并使之官学化。他终生仕奉幕府，历四代将军，受到幕府厚遇，深得德川家康的重用，掌握幕府的学政，并直接参与幕府政事，起朝仪，定律令，还依据朱子学理论规范幕藩体制的等级秩序以及道德准则。他更为坚决地批判佛教，力排基督教，同时也批评陆王心学。到了室町时代末期，在关西、土佐等地方，儒学思想逐渐占了主要地位，并且成为该地区统治的思想基础。这一切，为江户时代（即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年）儒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此时执政的德川幕府在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由佛儒并用转向独尊儒家思想学说，把儒学定为官学，不遗余力地加以奖励、提倡，同时强行禁止“异学”，使日本儒学进入鼎盛期。有些学者认为在明代，由于倭寇问题导致的中日交恶，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渐行渐远。但事实上，正是在明代，由于日本“独尊儒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才真正深入到日本社会。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派遣九艘遣明船来到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其中有一僧人笑云瑞欣，将此过程进行了简单记录，这就是《笑云入明记》。其中谈到一位明朝中书舍人对笑云说：“外域朝贡于大明者凡五百余国，唯日本人独读书”。这表明，儒学在日本已深入扎根，成为日本自身文化的核心。由此我们也才能够理解，明治维新时，日本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表达了希望以西欧为榜样，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强烈愿望。这个口号的提出者福泽谕吉在著名的《脱亚论》中说：
“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尽管如此，经过一百多年的“脱亚入欧”后，日本仍然保持着儒家文化的深根。到了今天，中日两国是世界上唯一使用汉字的国家。尽管日本兴起之后，中日两国政治上交恶，但是两国人民对共同文化的认同，并未消失。著名文学家郁达夫是一位爱国者，他1936年回忆在日本留学的生活时写道：“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到了今天，两国人民的相互恶感似乎更为加重。据这两年民调，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无好感的都达到了90%，当中国的GDP在2010年超越了日本，焦躁不安的情绪弥漫在这个岛国，不断报道中国人的阴暗面。在2014年的一项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中，日本给中国打出了最低分3.4分(满分10分)，而其他国家给中国的分数都在5分左右。针对日中关系紧张、日印关系友好的现状，日本最大的综合交流社区2ch最近做了一项调查，题为“如果公司派你到国外分公司工作，你会选择中国还是印度？”日本网友反馈踊跃。对此选择，日本网友究竟会作何选择？结果基本上是一边倒：中国。特别是在“日本人对文化的认同程度”这个问题上，中国更是“秒杀”印度。日本网友说：“中国和日本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交往了；日本受到中国文明的影响极大。而印度和日本一直到20世纪为止都没有什么交集，就算佛教也是从中国传到日本来的”，“不管怎么说，日本都是中华文明的一员，还是有不少共通点的”。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也与日俱增。亲眼见识了日本社会后，中国游客基本上都持赞许态度。日本《产经新闻》在2015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称：“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从日本回国的中国人还想把日本灭掉的”。
在另外两个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20世纪初，朝鲜著名启蒙思想家申采浩说：“三国（指朝鲜历史上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期）以前，汉文未盛行，全国人心只尊自国，只爱自国，支那虽大，却常视为我之仇敌……三国以后，几乎家家储汉文，人人读汉文，以汉官威仪埋没国粹，以汉土风教断送国魂，言必称大宋、大明、大清，堂堂大朝鲜，反认作他国之附庸属国，充满奴性，长陷奴境”。韩国总统朴正熙说：“纵观李朝五百年历史，其基本的对外政策是事大主义……事大主义意味着对中国明朝的屈从”；“李朝以前，我国人民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而李朝实行事大主义则“损害了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这种方式在我们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被歪曲成为对中国的崇拜”，导致“形成了一种奴性十足的模仿他人的风气”。因此之故，南北朝鲜都积极去中国化，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废除使用了千年的汉字。越南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到了今日，越南朝野弥漫着强烈的反华空气，汉字更是少人知晓。但是即使在这两国，儒家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
根据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的“全球宗教信仰和无神论指数” 2012年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信教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国大陆（14%）、日本（16%）、捷克（20%）、土耳其（23%）、瑞典（29%）、越南（30%）等。根据该机构2014年底的抽样调查，信教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国大陆（7%）和日本（13%）。朝/韩和越南由于推行“去中国化”政策，有较多的人口转向基督教，韩国籍的宣教士从1990年的1,645人，增加到2002年的10,745人，几乎增加了七倍。但基督教徒在两国人口中所占比重依然不算太高。而中日两国则由于儒家“不事鬼神”的历史传统得到较多的保留，因此信教人口的比重很低。由此可见，15世纪以来的儒家文化如此深入这些国家的社会，以致在西方的强大影响下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特性。
(原标题：《根基固：“儒术”终“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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