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大学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为此，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采取了一些改革举措，如建立学术委员会、制定大学章程并“依章治校”等。学者认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推动大学治理理念、治理结构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实现大学治理现代化，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必然选择。
治理现代化是目标
国家繁荣有赖教育发展。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亦在治理体制机制上面临较多束缚。有受访学者表示，当前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已从传统的经费、人才等问题，转向更深层次的大学治理和现代大学建设问题，而后者正是从国家层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
“从‘管理’走向‘治理’不但是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也是高等教育政策的根本转变。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表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重大任务。
当前我国大学主要沿袭行政等级制的管理模式。在外部关系上，大学受行政化管制和影响较多，缺乏办学自主权；在内部决策体制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配置不当，“越位”“缺位”现象多现。诸如此类的制度性瓶颈导致大学的创新能力、办学水平受到较多制约。
对此，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刘汉君认为，应从转变管制型理念人手，以机制与主体创新为重心，实现由“大学管理”向“大学治理”变革，推动相关行政部门转变角色，建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工协作机制，统筹协调大学、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动大学与社会多样化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
倡导学术型治理模式
在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的现象由来已久，倡导深化大学改革、优化治理模式的呼声日益强烈。在实践中，十多年来国内大学逐步采取建立学术委员会、制定实施大学章程等措施优化治理模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学者认为，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必须厘清学术与行政的边界，科学处理两者的关系。以学术为本位的大学，“学术型”的治理模式是应然选择。
“行政权力的强化和泛化难以使大学形成或保持旺盛的学术活力。”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程勉中认为，缺乏学术活力的大学往往难以产生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思想，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和法规，建立充满活力的大学学术管理制度，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提供制度保证。
“学术管理是先发性的，行政管理是后发性的，行政管理应当是为学术管理服务的。”周光礼表示，倡导学术型的治理模式，必须树立行政为学术服务的理念，明确学术管理的使命、维护学术权利，降低管理重心、扩大基层学术组织的自主性。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大学内外部的组织机构和权利关系较之以往更为复杂，以学术为基础的现代化大学治理模式同样需要兼顾各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特聘教授胡建华认为，行政与学术之间关系的科学调整、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有效平衡，是学术权力发挥作用的基础，也是坚守大学治理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通过科学协调大学内部各组织、各权利主体间的关系，形成多方参与、科学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
完善高校治理结构
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是时代赋予中国大学的历史责任与使命，而大学章程建设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与大学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核心作用。
大学章程可以说是大学的“根本大法”。在东南大学党委书记易红看来，制定实施大学章程是依法治校工作的具体化。大学章程外部可明确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内部有助于理顺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率。因此，“制定大学章程是促进高校完善治理结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环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将“加强章程建设”和“完善治理结构”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目标；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及大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工作时亦指出，要“建立健全高校章程落实机制”。
学者认为，从大学治理现代化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辩证关系出发，制定大学章程必须立于法治基础之上，从法治的视角审视、创新大学的内外部治理结构与模式，厘清权力结构、治理模式与组织框架。
“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坚持‘依法立章、依章治校’。”在周光礼看来，制定、实施大学章程，是将大学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大学章程可规制大学权力运行，为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有效运作提供法律框架，作为连通国家法律和学校内部规则的中介，成为大学法人治理的“宪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广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