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厅专题陈列《中国古代钱币》——
精选馆藏中国古代钱币共1700余枚，从原始的贝币，到早期的刀布币、圜钱，再到持续两千年之久的方孔圆钱，直至清末的机制铜、银元，不仅脉络传承明晰，而且品类繁盛，珍品云集。部分藏品为老一代收藏家罗伯昭先生、沈子槎先生、戴葆庭先生捐赠，弥足珍贵。 先秦时期的货币，各诸侯国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在不同地区使用形制各异的刀币、布币、环钱。
原始的贝币
先秦时期的货币，各诸侯国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在不同地区使用形制各异的刀币、布币、环钱。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全国的铜币以秦国的铜钱为标准。
王莽新朝
隋唐五代十国
由于携带大量的铜币极其不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北宋时期，出现了交子的纸币。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之一。元朝以使用纸币为主，明初承元制，明太祖洪武年间发行的"大明宝钞"用桑皮纸为钞料，一贯钞高一尺、宽六寸，是我国最大的纸币。
明朝中后期，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成为和铜钱一样普遍的金属货币。清朝时期，白银已经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单位：两。
清初不印制纸币，后由于国家困难，印发"户部银票"，简称"官票"。以后又发行"大清宝钞"，简称"宝钞"，面额复杂，很快就急剧贬值。到咸丰末年、官票已成废纸，宝钞一贯仅值二三文。同治以后，停止使用纸钞货币，仍行铜钱。
明末，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庄票”。
各种制作钱币的铜范。
——南12展厅《中国古代书法》——
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收藏古代书法门类涵盖甲骨、金文、陶文、砖瓦文、玺印、钱币、文书、写经、碑拓、宋元明清书家名作，数量已达3万余件，充分反应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变化，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第一部分 甲骨文、金文
中国最早的、具有成熟体系的文字出现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殷墟大批甲骨刻辞的发现，表明商代晚期的刻写文字已经基本摆脱了图形文字的桎梏，绝大部分用偏旁部首组合而成的形声字，使文字构形趋于规整化。此时甲骨刻辞的行款颇有规律，在谋篇布局上出现了艺术的萌芽。
西周时代铜器铭文高度发达。由于字模是在湿软的粘土基础上塑造，因此，浇铸出的金文字体带有软笔书写的特点。西周金文从早期的肥笔波磔到中晚期玉箸体，字体及行款逐渐向规范化、整齐化方向发展。春秋、战国时出现的鸟虫书则是文字美术化的典范。
第二部分 陶文、砖文、瓦文
众多精美的陶、瓦、砖类文字资料，是古人社会生活的遗存。陶文是指那些留在陶制器皿、建筑材料等上面的契刻、戳印、书写的文字或符号。瓦出现于西周初期，在春秋战国时代大量制作和使用，部分瓦当和瓦片上也有模制文字。砖文是刻划或模印于砖上的文字，战国晚期开始出现，西汉时期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三种文字资料出现、发展和兴盛的时代正是我国古代书体演变剧烈的时期，它们为我们考察中国书法早期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三部分 玺印、钱币文字
中国古代玺印、钱币上的文字遗存是中国古代“书迹”的一个部分。从古代实用印章发展起来的篆刻，是一门“古老”而独特的艺术形式。它随着中国文字、中国文化的进程与发展，也慢慢由具体实用的凭信、信物逐渐衍化成为独立的造型艺术门类，经历了极其悠久漫长的路途。
中国古代钱币上的文字，几乎涵盖了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所有书体，保存着中国文字书体的变迁历史。钱币文字不仅展现了时代书风，也使一些名家的精彩墨迹赖以钱币遗留下来。
第四部分 碑拓、墓志拓、刻帖
在印刷术没有诞生之前，古代遗存下来的文字有不少是记在石质载体上的。碑拓是用纸覆在碑版上，用墨打拓其文字或图形，使纸上留下碑版上同样的文字或图形。
墓志是一种埋幽之铭，是生者为纪念死者而随死者埋放入墓中的记述死者生平、颂扬死者功德的传记石刻，籍以流传久远。志文大多前冠题额，次记死者家事、生平，后加颂辞，多数为楷书，也有一些书体介于隶楷之间。关于历史上最早出现刻帖的年代，一般认为在唐代已经产生。北宋王朝开始的刻帖之风，成为保留魏晋六朝以及唐宋书迹最重要的资料宝库，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李斯《琅琊台刻石》
第五部分 汉至唐墨迹
简牍是一种主要以竹木为材料记录文字的工具，它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字的主要书写形式，目前发现我国较早的书籍就是简策和版牍。
《“庚戍”简》
由于晋唐名家墨迹流传甚少，学书者除了临习名碑拓本外，古人用笔之法也从写经、文书中求之。有些墨迹文采与书法俱佳，不仅可做研究的对象，而且是研习书法的绝好范本。本部分展品大致涵盖篆、隶、楷、行、草诸体。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中国汉字书法的发展演化情况、艺术特点和书写工具、材料之变化。唐写本陆机《五等论》卷
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佛母品残卷》
唐《虞候司及法曹司请料纸事牒》
第五部分 宋元明清墨迹
南宋末至元初赵孟頫《致景亮书札》
明祝允明《草书七绝三首诗卷》
明董其昌《行书李颀诗卷》
明赵宧光《篆书登鹳雀楼五绝诗轴》
明王守仁《行书王守仁诗札卷》
明末清初王铎《草书挂轴》
明末清初王时敏《隶书七言律诗轴》
明末清初傅山草书扇面
以下为清代作品。
玄烨《临董其昌书李白诗轴》
弘历《行书七言律诗轴》
林则徐《行书游华山诗卷》
刘墉书法中堂
曾国藩《行书七言联》
王澍《篆书豳风卷》
赵之谦《行书六难扇面》
何绍基《行书四条屏》
翁同龢《至兰孙书札》
康有为《至仲远书札》
——南13展厅 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展——
中国玉器制作的历史非常悠久。至迟在8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磨制石器的过程中逐渐认识了玉这种美丽的石头，并剖璞取玉，琢玉成器，创造了独特的玉器艺术。在先秦时期，玉器不仅具有审美价值，也可以显示身份，象征财富和权力，用作沟通天人的灵物，在西周时期还是当时礼的重要载体，甚至因其温润莹泽的优越属性而成为道德情操的化身。秦汉以后，玉器逐渐褪去其炫目的光晕，但仍承载着人们祛祸祈福、安康吉祥的美好愿望。因此，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不仅蕴涵着我们民族的心理、意识、趣味和好尚，更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与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超的制作工艺、鲜明的审美趋向与厚重的文化积淀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以太湖流域良渚文
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
良渚文化神面纹琮。
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
卷龙，辽宁朝阳牛河梁出土。
商代甲骨文的“禮”字，包括两个象形的部分，下边的“豆”表示盛放祭品的容器，上边的“曲”表示在器皿中有两串玉器。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神权巫术主宰社会，这个字形象地说明了“礼”事神致福的原意以及玉器用于祭祀天地神鬼的礼仪功能。玉的硬度远高于一般岩石，加工费时耗力，只有拥有权威的人才能够支配大量人力为他们制作数量众多、精美贵重的玉器，因此，玉器也是权力、地位和财富的标志。
周代从神治走向德治，玉器亦成为礼制和最高伦理的载体。璧、圭、琮、璜、璋谓之“五瑞”，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作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商 琮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高9.3厘米、射径4.7厘米、内孔径4.3厘米
此器方形柱体，中心呈圆筒状，方柱四角两侧面均阴刻粗细不同的纵向弦纹，圆筒上下两端阴刻多道平行弦纹。商周时期的琮，基本保留新石器以来内圆外方的传统形制，但数量较少，并多为单节琮，器表多光素无纹，装饰简化，与同时期图案繁缛、造型复杂的玉器种类形成鲜明的反差，表明此时人们的审美取向和加工重点正在朝着新的趋势转变。墓主妇好是商第23王武丁的配偶，拥有较高军权，主持祭祀活动。其墓出土遗物1600余件，其中玉器达755件。这些玉器除祭祀、仪仗用器外，主要是供玩赏的小型动物玉雕和装饰品，多为和田玉，也有少许岫岩玉和独山玉。玉雕显示了当时对玉料的选择、开料和琢磨技术已具相当水平，并进一步掌握了钻孔、细磨和抛光等工艺，是商代玉雕的代表。
商代甲骨文的“寶”字，意味室内藏贝藏玉。随着周王室日趋衰落，西周传统礼制亦告崩溃，用于祭祀、象征权威的礼玉因之式微。秦汉以后，饰玉作为俗世的珍宝越来越多地用于寻常生活。古人认为玉有祥瑞之征，能远祸近福、避邪除祟，所以玉常被做成衣冠发饰或其它随身物件。
商 螭食人纹佩
此佩由一只螭盘成圆环形，螭咬住一裸人腰部，并一爪抓臂，一爪抓腿，似乎正在将人吞噬，在螭的左右，分别镂雕一个人首蛇身的神人形象。器表残存朱砂痕迹。
战国 中间云纹龙形玉佩 右双龙首珩 左玉透雕双夔龙玉佩
秦代出土秦玉寥寥可数。秦玉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 汉代玉器继承战国玉雕的精华，继续有所发展，并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大类，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葬玉和陈设玉。汉代葬玉很多，但工艺不平不高。反映汉代玉器工艺水平的是陈设玉。这些写实主义的陈设玉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多为圆雕或高浮雕作品，凝聚着汉代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
三国 魏组佩，1951年山东东阿曹植墓出土。
东汉猪形握。葬玉，一般成对，分别放置死者手中，具有让死者亦有财富伴随的象征意义。
在中国玉器工艺史上，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玉雕间的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唯有玉环和玉盏。究其原委，当时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的礼仪观念，这时消失殆尽。
隋代著名的玉器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金玉互为衬托，富丽高雅。
唐代出土玉器数量虽不多，但所见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艺极佳。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艺术的真实写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唐 玉茶具
长15.5厘米，宽12.3厘米，高5厘米
器为四瓣花形，中间椭圆。外撇式圈足，与托贯通。抛光精致。东晋、南朝时，江南地区出现较精细的饮茶法，敬茶逐渐成为上层社会的一种待客礼仪，茶具也随之从饮食器中分离出来，出现了许多新器形。盏托在唐代很流行，以瓷器为主，也有做成金银器等材质的。
公元960年至公元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在宋、辽、金玉器中，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
金代萱草花佩。
辽金时期 人物山子
宽12.5厘米，高9.6厘米
器双面采用多层镂雕、透雕技法，管钻痕迹明显。正面雕刻主题纹饰：一男子在山石树林间骑马前行，迎面有人拱手相迎，后跟随从。黄褐色玉皮被巧作成柞树金黄色的树叶，表现秋山景象。背面雕刻双鹿纹和灵芝纹等。
辽金仙人贺寿山子
元 双螭璧形绦环
长8.2、宽7厘米
此器璧形，背面光素无纹饰，正面高浮雕双螭。其中大螭拱背出廓，巧妙形成隧孔，以供穿系套合。器两侧各有二个横穿孔，可与绦带固定。设计巧妙，造型生动。
金元 山石卧虎摆件
宽6.8、高5.9厘米
一只体形健硕的虎伏卧于山石柞树旁，双目圆睁，尾巴高高翘起，皮毛用排列有序且弯曲的长三角形表示。柞树树叶宽大，用阴刻线表现树叶茎脉。山石上方刻有灵芝纹。采用巧作技法使虎、柞树和灵芝纹用黄褐色玉皮雕刻，山石用青白色玉雕刻。
金元 立鹿纹饰件
高5.9厘米
器采用多层镂雕的技法单面雕刻鹿、柞树、洞石、灵芝等。鹿膘肥体壮，大角，正悠然觅食。柞树双面雕刻，叶缘形如锯齿，叶脉用阴刻线表示。鹿、柞树叶、灵芝纹用金黄色玉皮表示，树干、山石纹用玉的白色部分映衬，呈现出美丽的秋山景色。
宋 鱼莲巾环
鱼鳞为网格状细阴线，间距不均，以短弧线琢出半月形鳞，背鳍呈锯齿状，每一齿均刻有短小的双阴线，腹鳍上有阴刻直线，尾部有两种形状；一种为扇形状、鱼尾略有扭折，显得较巧
、灵活，尾上有细长均匀的阴刻直线，边缘呈现锯齿状。另一种为两岐形，尤如“人”字分向两侧，一叶略大，尾上刻有细长的阴线。
元代玉器继承了宋玉的造诣和风格，但没有将其推向新的高峰。元代除碾琢礼制用玉之外,还广泛地用于建筑和家具,玉器应用范围扩大,数量有所增加。
元代白玉鹅穿莲绦环，长9.6厘米，宽8厘米，重107克。
白玉，椭圆形，两侧各有一隧孔可供带钩或绦带穿缀用，凸起多层镂空透雕。一只张口、展翅的白天鹅，惊恐万状地潜入荷叶之中，以躲避海东青的啄捕。天鹅的羽毛用整齐的阴刻线来刻划，背景采用金、元时特有的深挖手法来表现，整个画面，制作精细，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堪称元代的精品。
元 狮蛮纹带饰
狮蛮纹带饰即胡人戏狮纹，早在宋代就出现在官员的带銙上，代表品级尊卑。后使用范围渐渐扩大，元明时的戏曲和小说里常常提到“狮蛮带”。这几件带饰采用留边剔地的雕琢方法浮雕人物与狮子，神态各异，但又相互呼应。
明代正处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虽说国家始终处在内乱频频，内忧外患之中，但商业贸易开始飞速发展，民间也因此变得富裕。明代玉器的发展变化也是与社会的变化相关联的，从总体上看，明代玉器渐趋脱离五代两宋玉器形神兼备的艺术传统，形成了追求精雕细琢装饰美的艺术风格。明代的文物却是最漂亮的，明青花、宣德炉、子刚玉、明代鎏金佛教造像、明代家具，k哪种不精，哪样不美。
明 兽面纹双螭耳殷
通高17.5厘米、口径13.3厘米、底径9.4厘米。青玉质，局部有褐色沁纹。侈口，束颈，鼓腹下垂，矮圈足，附盖。双兽吞耳，颈部阴琢夔龙纹，两侧各凸雕一兽面纹和两组戟形，腹部琢回纹地隐起兽面纹和卷云纹。
明代崇古尚古之风盛行，仿古玉器的造型和图案装饰多以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为蓝本，结合玉料自身的特点，精心琢制而成，如玉觚、玉爵、玉卣、玉壶、玉尊、玉鼎等。此件簋式炉原为清宫旧藏，为明代仿商周时期的青铜簋而作，清代配以紫檀盖，并嵌上元代镂雕龙纹炉顶，整体造型古朴典雅、厚重，用作陈设。
明 执壶
清 （1636－1911年）
通高28厘米、口径7.5厘米、底径7.5厘米。白玉质，器呈长扁圆形。子母口，短颈，溜肩，长扁腹，腹部下敛，平底，附盖，盖顶为圆形钮。瓶体光素无纹饰，瓶身一侧镂雕一颗粗干梅树，老干新发的枝干、枝叶及梅花环抱缠绕于瓶体。
此器原为清宫旧藏，玉质纯净，白泽光亮，造型大方而纹饰奇巧，独出心裁，做工精致，采用镂雕、浮雕等雕琢技法，是一件精美的清宫陈设器。此器以梅花作主要装饰纹样，梅于老干上发新枝，并能御寒开花，象征不老不衰；梅花瓣为五，象征着“福、禄、寿、喜、财”。故明清时期梅花纹样是最喜闻乐见的传统吉祥纹样之一。
明 水注
水注亦称砚滴，是研墨时的注水用具，造型丰富，多动物形。此器（高5.5cm，长13cm，宽6.9cm）做圆雕兽状，趴伏，眉粗，大眼，阔鼻，张口露舌，有耳，有双角，双叉尾。腹中空贮水，背有口，有盖。盖内雕一圆柱形空心水柱，以便伸入腹内后能将水带出，滴于砚中。盖钮为一小兽，上也有滴水用小孔。为清宫旧藏。
明 云凤纹印泥盒
清代的玉雕工艺非常出色。清代宫廷设造办处，下设玉作，专门招揽全国名匠从事皇家玉器的雕琢。民间碾玉作坊，以北京、扬州、苏州、大理为著。当时玉雕的原料有白、青、碧、黄、翠玉等，常见器物有瓶、壶、碗、洗、花插等，还有各种动物及巨型山子等。
清 二鱼龙
器为二鱼龙（高15cm、长15.6cm、宽3.6cm），身下刻寿山福海纹。大鱼龙仰头，大张口，中空，可插花，下颔部阴刻篆书“乾隆年制”四字款。明代玉花插多为灵芝、玉兰等造型，厚重，纹饰简练，很少出现枝杈，清代玉花插造型更为复杂多样。
清 葫芦笔洗
此器为葫芦形（高8cm，长18.6cm，宽12cm），双椭圆形口，内掏空，做贮水、洗笔之用。外壁透雕、高浮雕葫芦枝蔓和蝙蝠，枝蔓延伸至器底。葫芦因果实多、枝蔓缠绕绵长，深受古人喜爱。《诗经·大雅·绵》以“绵绵瓜瓞”祝颂生民兴旺，子孙昌盛。并且葫芦谐音“福禄”。原为清宫旧藏。
清 乾隆御题如意
清 花卉纹香薰
清 青玉六蜻蜓环耳双联洗 高6.7厘米、最长23.5厘米、最宽15.6厘米。这件青玉双联洗，是由两个四角洗的各一角相联为一整体，其余六角上各雕蜻蜓一只，每只蜻蜓衔玉环一只，造型简洁端庄而别致。
清 莲藕形笔架
高5.3厘米，长16厘米，宽5厘米
器雕成莲藕形，上镂空浮雕莲叶、莲花、莲蕾及莲蓬。器下随形配紫檀座，座刻梅花纹。原为清宫旧藏。
清 皇帝之宝玉印
通高16.1厘米、边长16.1匣米、钮高9.8厘米
这方玉印的印文为阳刻满、汉文“皇帝之宝”，印钮为盘龙状。清朝皇帝颁发诏书要钤这方印,是皇权的象征。清朝皇帝的印章称为“御宝”，当初放置在故宫的交泰殿，由专门的机构—尚宝司来管理。皇帝之印称宝为清制，皇帝的印信称为御宝，清初设御宝于交泰殿，成立尚宝司。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考定玉谱，藏于交泰殿之印25方。这方盘龙纽玉印，印文为满、汉文篆书篆刻。满汉文合璧印为常用之印章，代表皇权，皇帝颁发的诏书皆钤此印。
